【摘要】城市生活成本過高，會增加人們對未來生活預期的不確定性，使人們產生焦慮心理。降低城市生活成本，需要加快推進住房制度改革，降低住房成本；需要加快教育制度改革，降低教育成本；需要深化醫療衛生體制改革，降低個人支付醫療費用。

【關鍵詞】生活成本  基本公共服務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識碼】A

“長安居，大不易。”一段時間以來，關于一線城市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等問題，已經成為社會熱議的話題。根據經濟學人智庫發布的《全球生活成本調查2016》報告，與亞洲其他國家城市相比，中國城市的生活成本普遍更高。通常來說，城市的生活成本大致包括衣食住行以及教育、醫療、養老等，其中，住房、教育和醫療占據了生活成本的絕大部分。因此，降低城市生活成本，要在住房、教育以及醫療等方面下功夫。

加快推進住房制度改革，降低住房成本

國際上通行的反映老百姓房價負擔的指標是房價收入比。所謂房價收入比，是指住房價格與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一般來說，國際上較為合理的房價收入比為4—6。考慮到我國的實際情況，將房價收入比定為6—8較為合理。一旦房價收入比超過8，則意味著房價負擔過重。而按照國家統計局和人民銀行的數據，目前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的房價收入比已超過20，遠遠超出普通家庭的經濟承受能力。同時，一些城市的人均月租金漲幅也遠超出人均可支配收入漲幅，導致很多人“租不起”房子。可以說，房價或房租的上漲，已經成為人們“逃離北上廣”的重要原因。盡管大城市為年輕人提供了更多的就業創業機會以及發展空間，但是高房價、高房租等問題，已經影響到了人們的正常生活。

當前城市住房的主要矛盾，已經由數量上的絕對短缺轉變為住房的資產屬性、投資屬性上升導致的不平衡性問題擴大。不同人群所擁有的住房資源不平衡，部分居民難以分享改革發展的紅利，給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了不利影響。因此，我們應當加快推進住房制度改革，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保障制度，為大量“夾心層”、新生代農民工等中低收入群體提供他們買得起、租得起的住房。

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的，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讓全體人民住有所居”。因此，政府應當在抑制投機投資需求、滿足合理住房需求的前提下，回歸住房的居住屬性，落實主體責任，繼續實行差別化的調控政策，從以往的“一刀切”轉變為“分類調控、分城施策”，依據不同城市的供求關系，把握住房建設用地的供應節奏；從過去偏重需求端的調控轉變為供給端與需求端并重的“雙向調控”；從過去對房價的直接調控轉變為對住房供求關系的調整，積極培育住房租賃市場，發展共有產權住房，滿足低收入者的基本住房需求，讓廣大人民群眾租得起、買得起房子，早日實現安居宜居。

加快教育制度改革，降低教育成本

早在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就提出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比例達到4%的目標。2012年，我國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比例達到4.28%，此后連續6年超過4%，為“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奠定了基礎。但盡管如此，我國教育發展仍然面臨一系列難題，比如地區之間、城鄉之間、校際之間教育發展不平衡，以及不同群體間教育機會不平等等。

以學前教育為例，城市適齡兒童“入園難、入園貴”等問題尚未得到有效解決，農民工隨遷子女、殘疾兒童等特殊群體入園也面臨著較大困難。教育部發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共有幼兒園25.5萬所，在園兒童約4600萬人；其中民辦幼兒園16.04萬所，在園兒童約2573萬人。事實上，學前教育收費是高于其他教育階段的，而民辦幼兒園的收費也明顯高于公辦幼兒園。比如，一些大城市出現天價幼兒園，每年費用甚至高達10多萬元。在“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理念的推動下，擇校熱、課外培訓熱不僅苦了孩子，也給家庭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

長期以來，我國的教育投入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導致地方的財政收入能力決定其教育投入。總體來看，當前我國地方財政對教育的投入較為有限，有限的教育投入又主要用于保障義務教育和高中階段教育，對學前教育的投入較為不足。加上幼兒園成本分擔機制不健全，主要由公共財政和家長繳費分擔，其中家庭分擔比例偏高，進一步凸顯了我國學前教育財政投入占財政性教育經費總量比例偏低的窘境。因此，政府應加快教育制度改革，降低教育成本。

一是改革投入體制，將學前教育作為中央和地方的共同事權，增加學前教育財政投入。通過新增教育經費向學前教育傾斜等方式，逐步提高學前教育財政投入占比，為實現學前教育公平提供財力保障。二是健全成本分擔機制。科學核定辦園成本，合理確定政府和家庭的分擔比例，確保各教育階段基本平衡，使得家庭能夠負擔得起。三是按需求確定學前教育發展的目標和規劃。各地政府要統籌考慮適齡人口變化、城鎮化進程等因素，合理測算入園需求和資源缺口，及時調整優化本地區學前教育資源布局，規劃好幼兒園建設。四是增加公辦幼兒園和普惠性民辦幼兒園數量，更好地滿足百姓的需求。

深化醫療衛生體制改革，降低個人支付醫療費用

在醫療衛生方面，看病難、看病貴依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問題。當前，老年人是我國醫療消費的重點人群。根據全國老齡辦公布的數據，截至2017年底，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2.41億人，占總人口17.3%，其中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1.58億，占總人口11.4%。老年人群是我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重點人群，他們的醫療衛生服務需求和生活照料需求疊加的趨勢日益顯著，健康養老服務需求強勁。而有限的醫療衛生和養老服務資源、彼此相對獨立的服務體系，遠遠不能滿足老年人的需要，迫切需要為老年人提供醫養結合服務。

2013年，《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中首次提出“醫養結合”概念；2016年，“醫養結合”被納入《“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并上升為國家戰略。但是不可否認，當前我國開展醫養結合服務的機構定位并沒有很好地契合本地區的人口結構、實際養老需求，往往定位高端市場、瞄準高端人群，難以滿足普通收入家庭的養老服務需求。此外，很多醫養結合的護理服務項目并不在醫保報銷范圍之內，部分地區尚未建立起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老年人要為養老和醫療護理服務承擔較高的費用。

要破除醫養結合難點，需進一步深化改革。應完善頂層設計，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從國家層面制定醫養結合的相關標準，完善醫養結合的政策體系。應從降低醫保門檻、合理配置醫療資源、實現全環節監管等方面著手，實現醫療資源與養老資源的互通。具體來說：一是優化基本醫保制度補償機制，不斷擴大老年人基本醫保制度的覆蓋范圍，逐步將一些普遍性強的老年醫療服務納入醫保范疇。二是適當放寬老年醫療機構的資質條件，在加強政府監管的基礎上，促進基本醫保制度覆蓋更多養老機構的內設醫療部門。三是將失能老人養老服務納入社保管理體系，逐步落實護理補貼、養老服務補貼制度等。四是探索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

事實上，有效降低城市生活成本，除了要繼續深化改革，降低個人的住房、教育、醫療費用外，還需要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擴大城市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也是公共服務供給的資金保障和制度基礎。各級政府對基本公共服務的投入，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基本公共服務的數量和質量。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助于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提高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的財政投入，有效降低城市生活成本。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科社教研部教授）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責編/孫渴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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