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始終是中國國家安全的核心利益之所在。重建新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是“新冷戰”趨勢下維護國家利益的根本要求。正確區分不同性質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統籌國內國際兩種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建立新型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治理理論與政策，已成為“新冷戰”趨勢下中國國家安全關系建設的重要內容與發展方向。

【關鍵詞】意識形態安全關系   “新冷戰”   主動權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意識形態安全關系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國家安全關系，也是最為核心的國家安全關系。國家安全之間的戰略沖突與斗爭，很大程度上都是由這一關系的對抗性程度所決定的。深入研究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更深刻地認識和把握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及其變動在當今國際安全關系中的地位與作用，對于科學決策與制定國家安全戰略具有特別重要的價值。2018年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摩擦，其實就是由中美兩國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的不平衡性所導致的。

毫無疑問，在這一事關國家安全整體利益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中，中國處在一個比較被動的位置上：中國是應戰者，而不是挑戰者。但是，這也提出了一個重大的戰略性課題：在當今世界大國體系中，如何掌握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的主動權？這事關中國整體安全戰略利益與未來國家安全戰略目標的實現，我們必須給予高度關注和認真研究。

創造性完善中國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理論、創新思維，是緊緊掌握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主動權的關鍵

意識形態是國家利益的核心組成與表達。不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處理國際關系，是中國長期堅持的處理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的原則，但這并不等于中國在處理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中就可以不講或放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原則。在涉及和事關中國國家安全核心利益的時候，中國絕對不拿民族和國家根本的核心戰略利益作交換，在經濟安全、政治安全和國防安全領域如此，在文化和意識形態安全領域也是如此。

國內意識形態工作和國際意識形態工作，是中國國家意識形態建設的兩個方面、兩個領域、兩個維度，二者相互影響、缺一不可，是中國特色意識形態安全工作的有機整體。沒有良好的國際意識形態安全環境，國內的意識形態工作就會面臨極大的風險與挑戰，甚至付出極大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代價。

作為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有500年歷史，就其曾經影響20世紀整整一個世紀的人類實踐歷程而言，如果它是一種一無是處的意識形態，就不可能有如此長久的生命力。毫無疑問，相較于資本主義社會意識形態的不斷自我更新與發展，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如果僅僅停留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起跑線上，是難以滿足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實踐需要的。如果我們不能實現國家意識形態的創造性更新，在歷史的發展中超越意識形態思維的局限性，那么我們很可能將因為缺乏新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手段而無招架之功，更遑論還手之力。因此，創造性完善中國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理論、創新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思維，是緊緊掌握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主動權的關鍵。統籌國內與國際兩個大局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建設，應該成為其重要內容與抓手。

“新冷戰”趨勢下，要有機協調內外兩種不同性質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

國際意識形態關系的演變必然會給國內意識形態建設帶來極為深刻的關聯性影響，甚至改變國內意識形態建設的結構與走向。當前，世界正向著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秩序而發展，國家間意識形態安全關系也在這一過程中發生了深刻而復雜的裂變，新舊兩種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之間形成了一股博弈與競爭的張力。這不僅表現為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的博弈與競爭，而且還造成了世界意識形態安全秩序的改變與重建。由此，一種新的國家間意識形態安全關系演變趨勢——“新冷戰”趨勢開始出現，建立在冷戰基礎上的所謂“盟國”或“盟友意識形態”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新冷戰”是一個尚在完成中的單方面的體系性意識形態建構。在這一趨勢下，新的國家意識形態和由此建立起來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將是什么樣子，既沒有明確答案，也沒有明確圖景。經濟和技術的發展催化著新政治意識形態的出現，世界或將因此而進入一個真正“不結盟”或“無結盟”的發展階段。

當前，中美經貿關系正處于“新冷戰”趨勢下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的核心位置。中國現有的關于中美貿易摩擦的分析，大多是朝著有利于自己的角度來分析的，這是一種客觀規律，美國特朗普政府也是如此。但如果總是朝著有利于自己的經濟形勢或國際輿論分析，而不是把可能造成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危局揭示給人們看，就容易導致社會的群體性誤判和國家安全的“去預警化”。尤其是在網絡媒體高度發達的時代，信息渠道呈現出“去邊界性”的特征，任何與實際情況相脫離的國家安全形勢分析，都有可能產生適得其反的作用。而對事情真相的揭示與科學分析，既是對國民心理承受能力的高度信任，也是國家對戰勝與克服危機的充分自信。

抗日戰爭之所以取得了最終勝利，就在于其充分預估了困難——持久戰。這不僅是戰略預判，而且也是對國民心理能力的“預建”。正是由于科學建立了國家安全關系和國家與國民之間共同的關于國家與民族的安全認知關系，才使得中華民族贏得了近代以來第一次全民族抵御外來入侵之敵的偉大勝利。其中蘊含的處理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的歷史經驗，可為今天中國重建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所借鑒。

對外意識形態安全關系處理的重大變化形成的倒逼機制，是造成國內意識形態安全形勢和安全關系變動的重要動因。因此，促進國內國際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的良性互動，緊緊抓住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變動的主動權，主動營造有利于自身意識形態安全關系建設的良好環境，已經成為“新冷戰”趨勢下我國意識形態和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使命。

統籌國際國內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兩個大局，就要有機協調內外兩種不同性質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之間的關系，處理好內外兩種不同性質的，即“官方”與“民間”、政治的與非政治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中國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可以在這一進程中獲得創造性建構與發展，從而真正奠定21世紀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新秩序。

重建新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是“新冷戰”趨勢下維護國家利益的根本要求

傳統的國家意識形態正在遭遇到非傳統國家意識形態的挑戰。傳統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與非傳統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互相交織，正在構筑未來世界的新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體系。這種非傳統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問題并不是由諸如恐怖主義所引發的，而是由傳統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發展而來的、因結構性與體系性變動而生成的“國家間”的非傳統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二者疊加形成的復雜的新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問題往往讓人“剪不斷，理還亂”，這就需要通過尋求并建立一種新理論、新機制、新政策核心戰略，來贏得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的主動權。

如何在和平崛起的大前提下向外部世界宣示中國堅決捍衛國家意志的主張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在一致性，讓外部世界對中國致力于世界和平的責任感，以及中國對戰略挑釁決不姑息的決心產生合二為一的認識，是“新冷戰”趨勢下中國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治理的重大戰略課題。

在全球化進程中，中國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處理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第一，重建中國與世界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引進和重建中國大學的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學科體系，不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處理國家關系，主動在學術科學領域開放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空域；第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并按照承諾調整中國相關領域的法律制度與意識形態原則，重建中國經濟制度及國家經濟意識形態安全關系。這兩個階段，都屬于被動調整與重建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的階段。

然而，動機與出發點的巨大差異，最終還是導致了歷史結論的巨大差異。特別是中美兩國面對全球化的深刻轉型，又一次作出了重大但卻不同的戰略選擇：中國基于全球利益，堅決維護與捍衛經濟全球化進程和貿易自由化體制，而美國則從“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利己角度出發，實行單邊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建設進入第三階段：主動性建設階段。

意識形態分歧與世界知識體系重建之間有著內在邏輯聯系。當一種占主導地位的知識體系占據世界主流意識形態的時候，不占主流地位的意識形態必然處在被排斥和被擠壓的地位。這種被排斥、被擠壓的意識形態在任何時候都有可能遭到來自主流地位意識形態的本能性打壓。無論是在學術議題的設置上，還是在各種重大政策主題的設置上，中國目前都缺乏整體性的意識形態安全關系議程設置能力，從而使得我們在應對重大安全關系的問題上缺乏主動性。

一個新的全球性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體系正在形成之中。當原有的意識形態理論和由此建立起來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政策已不能很好地應對當今世界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時，呼喚新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理論的出現，正在成為“新冷戰”趨勢下國際社會的普遍訴求和期待。面對如此重大的歷史性難題，中國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治理方案。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從新時代的站位出發，面向世界提出的處理國際意識形態安全關系的新原則。這是一個超越傳統意識形態局限，站在新的歷史高度提出來的新理念和新方案。中國沒有稱霸全球的世界戰略，也沒有這樣的企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被世界上許多國家所接受，多次被寫入聯合國的決議性文件，并正在發展成為一種超越不同國家制度和傳統意識形態安全關系的新原則。因此，緊緊抓住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主動權，統籌國內意識形態安全關系和國際意識形態安全關系兩個大局，建立統一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理論與政策，以及統一的處置體制和機制，對于最大限度地改善國家發展的意識形態安全環境、優化國家發展的意識形態安全生態系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具有根本性的戰略奠基價值。

當今中國社會特有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結構具有強大的內力和韌性

意識形態是相互塑造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亦具有相互塑造性。2018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強調：“塑造是更高層次更具前瞻性的維護。”在對抗、反抗、抵制的過程中互動，在互相影響、互相滲透、互相調整的過程中互相塑造，從而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戰略目的，是當今世界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的重要特點。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當今世界的兩大意識形態體系，是構成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的主要制度性杠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不僅重新塑造了中國國內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而且重新塑造了中國與世界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在冷戰的影響下，世界被分割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在這半個多世紀中，無論是否愿意，很多國家都被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安全關系影響了：即不是屬于社會主義陣營，就是屬于資本主義陣營，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同信仰，和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國家學說建國的原則，使得中國與社會主義陣營之間有著天然的意識形態聯系。

冷戰塑造了中國與世界之間的關系，中國自身也被冷戰塑造了。在這一過程中，中蘇關系、中美關系、中國與西方世界的關系，以及中國與非西方國家的關系，都處在一個不斷互相塑造的過程之中。朝鮮戰爭、美國麥卡錫運動、匈牙利事件等，都把中國卷入其中。一部百年中國發展史，就是一部中國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不斷被塑造的歷史。中國在被塑造的同時，也以自己的意識形態安全關系塑造了自己與世界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如今，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是一場體制之間的競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在這場競爭中，國家意識形態、國家制度和社會體制深刻交融在一起，使得這樣的國家意識形態競爭擁有比冷戰時期意識形態博弈更為復雜的關系。

把中國改造成一個美國所設計的大國，長期以來一直是美國的戰略想象與目標追求：這是一個既能按照美國設計的民主化道路發展的國家，同時又能為美國提供龐大的市場能量，而又不對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構成威脅的國家。這種戰略圖謀一旦成功實現，將會重挫中國人的自信心，從而在中國意識形態結構性變化的過程中，顛覆中國所奉行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及其價值體系。由此帶來的意識形態變化是根本性的，因為它既與中國傳統社會所奉行的儒家思想不一樣，同時也與中國共產黨所主張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沖突。正是這兩個方面所建構的當今中國社會特有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結構，有效地為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發展提供了雙重保障機制，而這一機制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所不具備的。這一體系所具有的強大內力和韌性，及其所產生的“隨物賦形”的創造性和變通性，使得中國的意識形態安全體系既能夠保持一種對抗、反抗、抵御外來意識形態安全挑戰的剛性張力，同時又能夠用一種變通自如、圓融通達、包容溝通的綿力去吸收與消解那些具有挑戰性的外來意識形態并為我所用，以剛柔相濟的力量構筑了中國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體系。這是經過幾十年不懈探索后所形成的一種獨具中國文化特質、民族特性、文明特點、時代特色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體系。這個體系不僅能夠作用于一般意義上的、傳統認知上的意識形態領域，而且還能夠作用于所有的、廣泛的國家與社會治理領域。

從相互依賴走向相互兼容，塑造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安全環境

相互依賴是當前中美關系和國際關系的結構性特點。誰更依賴誰？誰來主導這種依賴關系？依賴本身的結構性不平衡問題，依賴構成的結構性質量和數量關系問題，等等，都在不斷塑造著中國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中美之間在經濟上互相依賴，但是二者在結構上是不一樣的。美國依賴中國什么和中國依賴美國什么，都需要我們進行結構性分析，然后才能區分相互依賴的性質，以及這樣的依賴對哪一方的戰略性破壞更大。一般的闡述和描述“相互依賴”沒有意義，關鍵是要揭示：是怎樣依賴的？依賴到什么程度？這種依賴是否是不可打破的？

由接軌而走向體制性沖突，是一種必然趨勢，這是由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的屬性定位而決定的。當接軌之后的制度性體制不能繼續滿足中國發展的戰略需求，那么謀求對這一體制的變革，以更好地滿足和適應本國發展的戰略需求，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一種體制性變革和與創新選擇。雖然它與資本主義體制之間相互沖突，但這種沖突趨勢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2018年1月21日，英國《金融時報》網站發表文章稱，中國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全球化道路，“中國和西方之間的根本問題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所帶來的‘趨同’希望，已經在不兼容的政治經濟的沖擊下破滅了”。這不是中國的問題，而是美國主導下的西方資本主義體制如何適應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的世界、如何進行變革和創新的問題。

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始終是中國國家安全的核心利益之所在，“維護”必須同“塑造”有機結合起來。維護具有被動性，而塑造則具有主動性，中國要在“新冷戰”趨勢下緊緊掌握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的主動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既要善于運用發展成果夯實國家安全的實力基礎，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安全環境”。“塑造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安全環境”，就必須堅持維護和塑造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的各項建設方針，從相互依賴走向相互兼容，這應該成為構建新型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的共同目標。我們應當致力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不是讓“新冷戰”毀了人類文明事業的大好前程，更不能阻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

（作者為華中師范大學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導，湖南師范大學“瀟湘學者”講座教授）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習近平新時代國家文化安全思想研究”（項目編號：18BKS170）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全面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 開創新時代國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人民日報》，2018年4月18日。

②《英媒文章：中國堅定走自己的全球化道路》，《參考消息》，2018年1月21日。

責編/王妍卓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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