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今美國處于一種政治與社會分裂的狀態，其根源在于美國存在著兩種經濟成分：面向世界的國際經濟和面向國內的民族經濟。這兩種經濟造就了目前美國國內政治爭執的不同社會基礎。如同美國內戰前兩種經濟成分（工業經濟與種植園經濟）一樣，國際經濟代表著先進的文明，民族經濟代表著落伍的文明，兩者之間的競爭與沖突體現的是先進文明與落后文明的沖突。當下，如果美國不通過調整社會制度，而只想通過向外轉嫁危機或找“替罪羊”的方式來解決這兩種經濟內在的矛盾，只會進一步積累矛盾，最終導致內戰，因為經濟全球化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歷史進步的必然要求。美國內戰前數十年兩種經濟的政治斗爭史就證明了這一點。因此從這一角度來看，中國目前堅持經濟全球化，頂住美國的逆全球化的壓力，不僅對中國的發展、世界的進步，而且對美國社會都有著積極的意義。

【關鍵詞】美國政治 經濟全球化 逆全球化 美國內戰

【中圖分類號】D771.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22.004

當今美國處于一種政治與社會分裂的狀態，這種分裂源自于美國社會目前存在著兩種經濟成分：面向世界的國際經濟，面向國內的民族經濟。前者利用全球的資源配置進行生產，與全球生產鏈存在著密切的依存關系，對外來的移民具有相對的寬容態度。而后者更多地依賴于國內的市場和資源，承受著外來的競爭。代表前者的政治勢力要求政府延續自由開放的政策，延續全球化的路線；代表后者的政治勢力要求政府實施民族主義的政策，通過政府的政策扭轉全球化對其負面影響。夾在這兩種經濟之間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傳統的白人工人的就業與地位問題。這一問題是兩派進行社會政治動員的重要砝碼。

熟知美國歷史的人都會感到，美國當下的兩種經濟的爭斗與美國歷史上曾經出現的政治分裂有著驚人的相似。美國內戰前也存在著兩種經濟成分：工業經濟與種植園經濟。前者希望通過政府的政策扶持工業經濟的發展，充分利用開拓的邊疆來發展工業經濟；而后者維持種植園經濟的地位，在開拓的邊疆拓展種植園經濟。因此，雙方存在著經濟資源的政治競爭。這其中涉及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奴隸勞動的廢存問題。這兩種經濟產生的政治紛爭自美國獨立之后延續了數十年，直到內戰才確定了工業經濟的絕對主導地位，因為它代表著“先進的文明”。

然而，當今美國也面臨著“先進的文明”與“傳統的文明”之爭，特別是特朗普上臺之后，兩種文明的沖突加劇了，由此產生的黨爭與社會內斗正在分裂美國政壇、撕裂美國社會，所以，美國媒體曾封特朗普是“美利堅分裂國”（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總統。[1]美國政治的這種狀況，如同美國獨立后由于兩種經濟存在而產生的政治紛爭一樣，恐怕要持續多年，而且期間要經歷不斷的反復，最終在不可調和的條件下以一種政治決戰（新型內戰）的形式一決高下。特朗普執政，如同美國內戰前夕支持蓄奴的政治勢力在政治上獲得暫時勝利一樣，只不過是兩種政治勢力在政治爭斗中力量彼此消長的一個片段，最終的結果仍然是“先進的文明”戰勝“落伍的文明”。

內戰前的美國政治

當今的美國與內戰前的美國有一定的相似性。正是這種相似性，使美國的一些學者認為，美國正在走向新型的內戰邊緣。[2]因此，有必要回顧美國內戰前的政治及其經濟基礎。

內戰前美國存在兩種經濟：南方的種植園經濟與北方的工業經濟。這兩種經濟的勞動力使用方式是：前者，奴隸勞動；后者，市場化的雇傭勞動。兩種經濟存在著經濟資源的競爭。圍繞著這兩種經濟，獨立后的美國社會形成了南北不同的利益訴求，以及相應的意識形態說教。由此派生的政治紛爭在美國社會中展開，而且不斷發酵，持續數十年，直到最后以內戰的形式加以解決。直到今天，這兩種經濟留存的社會矛盾在美國社會仍可覓其痕跡。

獨立后新興美國存在的兩種經濟大體都是英屬殖民地的遺留物。種植園經濟是英帝國在北美造就的國際分工的產物，是英國貴族地主和富商組成的公司經過英國國王特許得到大量土地而形成的經濟，為宗主國供應工業經濟原料。雖然由于英國的農業保護（這種保護大體到19世紀40年代，英國的谷物法確立之后才解除），種植園經濟有過發展波折，但隨著歐洲與北美工業化的發展，其所供應的工業經濟原料被廣泛需要。為了保證美國種植園經濟的競爭力，種植園主希望維持奴隸勞動，在擴大的邊疆拓展種植園經濟，同時希望國家“尊重”南方蓄奴州的利益與選擇。特別是在歐洲、北美工業的高潮期，這種希望非常強烈。代表種植園經濟的政治勢力——民主黨內的一部分勢力，竭力維持種植園經濟在美國經濟中的地位，避免受不發展的北方工業經濟的排斥。

獨立前稚嫩的工業經濟來自英國技術移民、商人和金融家，他們承繼新興的現代工業文明。獨立后，這一經濟獲得了發展新動力，它既是發展工業文明的需要，也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必須。這在獨立后積極鼓吹發展工業文明的聯邦黨人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的《關于制造業的報告》中得到充分的體現。在這份報告里，他力主實行保護關稅政策和強調“制造業優先”，系統闡述了保護和發展制造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認為一個國家只有擁有自己的工業基礎才能維護國家的獨立、保持國家的強大，認為制造業的發展，有利于生產更多的機器供各行業使用，提高整個國家的機械化水平，從而促進社會分工；有利于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從而吸引更多的移民加入美國，加速美國國土開發；有利于提供更多的開創各種事業的機會，使個人才能得到充分發揮；有利于自我消化大批農業原料和生活必需品，保證農產品銷路和價格穩定，刺激農業發展；等等。由于當時美國的工業基礎薄弱、技術落后、生產成本高，其商品根本無法同英國、法國等國的廉價商品進行自由競爭，所以他主張實行高額保護關稅制度，以使新建立起來的工業得以生存、發展和壯大。

為了在一個相對落后的美國扶持新興的工業經濟，代表美國北方工業經濟的聯邦黨人積極主張建立一個強大的政府。聯邦黨人要求國家通過財政扶持和關稅壁壘促進工業經濟的發展，甚至開拓海外市場。所以，美國獨立不久后，聯邦黨人與民主共和黨人圍繞政府的形式與政策發生激烈的黨爭。漢密爾頓代表的聯邦黨人要求政府發行國債，解決革命時代留下的債務問題；同時建立國家銀行，設立獎勵和關稅以鼓勵國內制造業。而民主共和黨人認為，這會導致聯邦權力的集中，擔心這種政府未來的發展會威脅他們最初建立政府所要保護的“獨特的自由”。[3]雖然，后來民主共和黨人也一定程度支持一個強政府，但他們的初衷是利用強政府來開拓邊疆和海外市場，而不是利用國家資源與權力來扶持工業經濟的發展。

盡管后來美國的主要政黨內部出現分化，但圍繞著兩種經濟的政治斗爭從未平息。1825年，民主共和黨分裂，一派形成民主黨。支持種植園經濟的民主黨人從18世紀20年代開始強烈反對“貴族的”精英統治和銀行，并且將他們的民意基礎訴諸“人民”；至30年代他們反對國家和中央銀行，反對那些以犧牲納稅人來促進工業發展的現代化政策，主張在新土地上擴張種植園經濟。因此，每次這些民主黨勢力執政（或在政壇上占主導地位）時，都會通過政治權力維護或發展種植園經濟的利益。美國內戰的直接導火索就是這些民主黨人借助政治優勢，破壞過去達成的“密蘇里妥協”，擴大種植園經濟。1854年參議院里的民主黨領導人——來自伊利諾伊州的史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強行通過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Kansas-Nebraska Act），造成南北矛盾激化。

民主共和黨分裂形成的另一派別組成國家共和黨（后在1834年改稱輝格黨），它和一些北方民主黨人則是工業經濟的支持者。正是在通過擴大種植園經濟的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的1854年，為了對抗民主黨勢力，輝格黨與北部民主黨以及其他反對奴隸制的小政黨聯合組建共和黨。共和黨成立短短6年就獲得了執政機會。這種政治上的成功正是美國工業革命成功與發展的體現。1860年，北方工業生產居世界第4位，總產值達18.8億美元。主張廢除奴隸制的共和黨人林肯在這一年當選總統，導致南方勢力極大不滿，南方7個蓄奴州紛紛獨立，退出聯邦，并于1861年2月組成“美利堅諸州聯盟”，分裂國家。同年，南方邦聯軍先發制人，攻占薩姆特要塞，挑起內戰。

美國內戰前的蓄奴制問題，從表面上看是一種道德問題，背后其實是兩種經濟體制的問題。由于蓄奴州的存在，獨立后的美國實際并不是所宣稱的自由、民主的共和國，而是一種“種族專制共和國”，“美國一誕生就具有一種性格的分裂癥：一方面是對《獨立宣言》中體現的人類平等和自然權利的原則承諾；另一方面是對體現在《美國憲法》中的蓄奴制度予以保衛的現實承諾”。[4]然而，沒有強大的現代工業文明沖擊，“種族專制”和“性格分裂”是無法在道德的批判下自行消滅的。美國現代工業文明的發展是使這種人類的惡劣制度走向毀滅的物質基礎。美國種植園經濟的發展影響著新興工業文明的發展，形成了與它的資源競爭。隨著美國向西擴充邊疆，美國兩種經濟的斗爭不斷擴大。北方要求在西部地區發展資本主義，限制甚至禁止奴隸制度的擴大；南方則力圖在西部甚至全國擴展奴隸制度。由于奴隸勞動合法，投資進入新擴展邊疆的蓄奴州能獲得較高的利潤回報。由此，種植園經濟與北方經濟聚焦于爭奪勞動力。據統計，蓄奴州在1860年已有黑人奴隸400萬人。這對北方經濟是一種勞動力和資本的競爭，嚴重窒息了北方工商業的發展。到19世紀50年代雙方矛盾在局部地區已釀成武裝沖突。在奴隸主的進逼面前，北方人民發起了聲勢浩大的“廢奴運動”，南方黑奴也不斷展開暴動。最終以先進的工業文明戰勝傳統的文明而告終。

回顧美國內戰前這段歷史，可以使人聯想美國當下的政治經濟：兩種經濟成分、政黨內部出現分裂、白人藍領工人的權利。兩者有相似性，這種相似性可以讓人以史為鑒，思考美國當下的政治。

當下美國分裂的政治

由于經濟全球化在過去幾十年高速發展，當下的美國同樣存在兩種經濟的競爭：面對世界的國際經濟和面向國內的民族經濟。前者更多地利用非美國的生產要素，與全球生產鏈存在密切的依存關系，因而具有更高的效率；而后者主要利用美國國內的生產要素，與海外進口的產品存在較大的競爭性。與美國內戰前類似，這兩種經濟之間也存在著市場與資源的競爭。

雖然美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始作俑者，但美國經濟并沒有完全實現全球化。從全球化指數來看，美國的全球化指數在世界上并不是最高的，2015年的全球化指數只排名第90位。[5]這樣看來，其實美國內部仍存在著大量的民族經濟成分。處在全球化大潮下，這種經濟成分必然面臨來自海外生產的競爭。美國傳統的一部分制造業生產，由于海外生產要素的價格低廉或其他優勢被轉移出去，這些海外生產的產品相當一部分回流到美國，成為美國本地生產強有力的競爭者；而且由于海外生產的較高效率，得到金融資本的積極支持。因此，目前，美國民族經濟與國際經濟實質是在利用國內生產（要素）與國際生產（要素）進行競爭。民族經濟面臨著巨大的壓力，處境艱難。

經濟全球化還給美國帶來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即傳統的工人就業問題。面向世界的國際經濟成分，由于充分利用海外生產要素，其相當的生產過程在美國境外進行，這對傳統的美國工人的就業形成了巨大威脅；民族經濟成分受海外進口沖擊，導致其生產工人就業也不穩定。另外，由于美國過去的移民政策，大量的外來（合法與不合法的）移民涌入美國，對低技能的傳統產業工人，甚至是低技能的服務業產業工人就業也產生了沖擊。

從2016年的大選結果來看，這兩種經濟的分布區域為：面向全球的經濟成分主要集中在沿太平洋的西海岸諸州如加州和具有國際主義傳統的東北部州如紐約州；中部的各州主要是面向國內的經濟成分，被稱為“鐵銹州”。

有鑒于此，目前美國社會形成了兩種主要且對立的社會勢力：一是得益于經濟全球化的資本及其相應的高技術工人（包括知識階層）；二是傳統的立足于國內生產與服務的資本及其相應的工人。與美國內戰前的兩種經濟一樣，這兩種經濟也有著不同的政治訴求和意識形態說教。面向世界的經濟成分要求國家進一步開放，消除壁壘，放松對商品、資本和人員流動的限制，這實質是在要求降低國家的作用，要求一個小政府的管理。而面向國內的經濟成分則要求加強國家的作用，通過國家堡壘作用，扭轉經濟全球化對經濟的沖擊，切割國際經濟的要素流動對美國的不利影響，保護美國的生產與就業。這實質是美國內戰前從聯邦黨/輝格黨到共和黨的傳統。前者的意識形態是對古典自由主義的復活，因而被稱為新自由主義；而后者的意識形態往往被稱為民粹主義。前者的政治代表是美國長期執政的民主黨和共和黨的主流，統稱為建制派。建制派內的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雖然在一些不太重要的社會政策上（如醫保政策、槍支管理、稅收、移民政策的寬松等）有所差別，但大體都認同新自由主義，傾向于國家放松管制，適應經濟全球化。后者的政治代表是一些民粹主義的政客與政黨。

民粹主義代表的政客，以20世紀90年代的羅斯·佩羅（Ross Perot）和現在的特朗普為代表。佩羅是一個20世紀80年代IT業的成功企業家，由于他的民粹主義競選口號，被標榜為愛國主義者。1992年，佩羅以無黨派人士代表參加美國總統競選，如同一匹黑馬，其民意調查的支持率一度達到19%，幾乎與老布什、克林頓并駕齊驅……這是美國歷史上作為無黨派人士參選總統所沒有的現象。但由于當時的美國經濟相對較好，以及美國長期以來的兩黨政治的特點，佩羅沒有競選成功。特朗普可能吸取了佩羅的教訓，在2016年選舉中作為共和黨人參選，主要是借助美國黨派政治的力量，其實他的政綱與共和黨主流沒有相通之處。加之奧巴馬2008年執政之后在改善美國經濟上乏善可陳，“再工業戰略”沒有多大成效，特朗普充分利用這一局面，通過利用受經濟全球化沖擊的民族經濟成分及其相應群體的不滿，贏得了競選。特朗普不屬于目前美國政治的建制派，上臺之后，不斷與其（包括共和黨的主流）發生齬齟，甚至其內閣中也不乏制約者；建制派也在通過司法程序“倒普”。這背后實質上是兩種經濟在競爭。

在美國社會，一定程度上代表民族經濟的政治力量還有茶黨（Tea Party）和其他一些極右翼的社會團體。茶黨是一支目前在美國最有影響的極右翼勢力。茶黨運動是草根運動、一個右派民粹主義運動，已經成為保守派民粹主義者發泄不滿的平臺。更重要的是，它所反對的對象，既包括民主黨也包括共和黨，因此，與共和黨并非一家。其實，茶黨運動早就存在，其影響一直伴隨著美國的現代歷史進程。從本質上看，這一運動表達的是一部分受現代進程沖擊的民眾的焦慮感。他們所擔心的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傳統的經濟和政治機會不斷消失。因此，在當今美國，無論是茶黨，還是其他一些民粹主義團體、福音派基督徒，它們的一個基本訴求就是要保持其基本成員的政治機會和經濟機會。在過去幾十年，美國傳統的白人工人階層深受全球化的負面影響，而茶黨運動最能表達他們的訴求，因此，近年來茶黨在美國政壇上的勢力復興，代表白人極右勢力發揮著重要的政治影響。

美國當今兩種經濟的碰撞與沖突于2016年大選表現得尤為激烈，2016年大選被稱為美國近幾十年歷史上“最分裂的大選”。大選之后，這種分裂并沒有彌合，反而由于特朗普的一些政策，美國社會的裂痕更加擴大。2017年的一系列事件是典型代表，其中最典型的是8月弗吉尼亞州大學城夏洛茨維爾發生的極右翼“白人至上”騷亂事件。這一事件表面上由移走美國內戰中的南方叛將李將軍塑像引發，但內在根源是兩種經濟的對撞、全球化給傳統白人工人帶來巨大失落，造成一些美國白人的“白人至上主義”抬頭。近些年，由于經濟全球化，美國的經濟結構發生改變，藍領工作不斷流失，傳統白人勞工逐漸成為邊緣人群。同時，科技與金融創新的紅利也沒能惠及美國南部和中西部，大量的外來移民與這些工人競爭就業機會，這也讓當地的白人更加不滿。特別是“鐵銹州”藍領工人，是最為不滿的階層。在2016年特朗普競選美國總統成功的第二天，一本名為《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 A Memoir of a Family and Culture in Crisis）的書突然沖上美國亞馬遜圖書銷售總榜第一名。這本書連續34周雄踞《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銷售量在全美達到百萬級，比爾·蓋茨在2017年書單中也推薦了它。31歲的作者萬斯（J.D.Vance）雖然在書中描寫了自己從美國“鐵銹地帶”底層人民中逆襲的奮斗史，但也讓人看到了處于經濟全球化沖擊下美國傳統工業州的底層工人家庭辛酸的掙扎史：藥物濫用、酗酒、貧窮和精神創傷，懶惰的鮑勃、暴躁的舅爺、沉迷毒品的母親，他們在日復一日的渾渾噩噩中無法自拔，維持生計是他們生活唯一的主題，他們自尊且可憐。[6]這本書使人想起了美國內戰前的一本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卑賤者的生活》（Uncle Tom's Cabin: Or Life Among the Lowly, 1852）。這本小說的作者哈里特·斯托（即斯托夫人）對非裔美國人在美國奴隸制度下悲慘境遇的描寫，曾對美國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影響，并在某種程度上激化并導致了美國內戰的地區局部沖突。

鑒于目前美國兩種經濟的沖突所造成的政治分裂、社會撕裂，已經有人開始擔憂美國未來是否會進入一場新內戰。《外交政策》雜志2017年曾作了一項調查，向安全專家和普通民眾提問內戰的可能性。受訪的專家認為有30%或60%，甚至95%的可能性爆發內戰，但是大眾要樂觀許多，他們認為只有18%的可能爆發戰爭。美國一些媒體甚至想象：未來的新內戰將會非常碎片化，它會發生在各州的內部，而不是州與州之間；在一些貧富差距很大的州，窮人也許會和富人開戰，因為教育水平降低了某些群體的競爭力，因為一部分人無法享受醫療保險、未來生活前景堪憂，因為人工智能已經取代人類智慧，造成了老工業的垮臺。他們指出沃爾瑪和亞馬遜這兩個美國最大的雇主正在用新技術和新專利，似乎都希望盡快替換掉人工勞動力。這一切所導致的后果超過政治問題。“政治正確”的“失寵”、對傳統政黨失望和大規模的失業可能會產生新一輪對國家的不滿浪潮。這雖然有一點聳人聽聞，但是并不是沒有可能的。在美國內戰前的十多年，誰能想象美國會發生內戰？

美國當今的一切政治亂象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歸結到這兩種經濟的對立上，美國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這兩種經濟產生的社會問題，那么，極有可能發生內戰。有人可能認為美國是政治制度成熟的國家，具有政治妥協的傳統，但是對美國政治的“美化”既不能解釋美國的內戰，更無法確定美國政治的當下和未來。

“找替罪羊”能彌合美國社會撕裂嗎？

美國內戰前用對外擴張來緩解兩種經濟帶來的社會沖突，希望通過不斷擴展美國的邊疆，為兩種經濟尋找各自發展的空間。但這種從外部尋找解決內部危機的方案并不能解決兩種經濟的沖突，甚至會帶來更大的沖突。美國內戰前雖然不斷西擴，但西擴過程反而進一步積累了兩種經濟爭奪資源的矛盾，最終導致內戰。當今美國一部分人也希望從外部尋找解決兩種經濟矛盾的“藥方”，但這同樣不會解決問題。

現在美國一些人為美國的社會問題找到最大的“替罪羊”——中國，認為中國的發展是美國社會問題的最大根源，認為如果控制了中國的對美出口、把中國從全球生產鏈中“剔除”就可以解決美國的問題。這種觀點在目前美國內部頗有一定的市場。美國的國內經濟派，甚至是一部分國際經濟派人士，似乎都有把中國從全球生產鏈中分割出去以緩解危機的想法。國內經濟派不難理解。由于其遭受來自海外的競爭，作為世界最大的制造業基地——中國，自然成為他們發泄不滿的對象，在一些政客和民族主義學者的引導下，中國成為他們挫折感的源頭。他們想當然地認為，只要中國不在全球生產鏈中，他們就會有巨大的發展機會，就會減少一個最大的競爭者。而國際經濟派在經濟全球化中“去中國化”的想法，相當程度來自對中國發展的怨恨，來自對中國發展的恐懼。過去美國的國際化產業通過金融操控和技術壟斷控制著全球生產鏈，主導著經濟全球化，從而獲得了巨額的利潤。現在中國的技術發展以及其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崛起，影響著美國在經濟全球化中的絕對主宰地位，這引起了美國面向全球經濟的一些企業的不滿。他們也希望在經濟全球化中“去中國化”，這既可以減少競爭壓力，又可以緩解國內的內部矛盾。

這種共識大概是目前特朗普政府施政的最重要的基礎。特朗普一方面希望通過降稅以及其他一些降低成本的措施吸引資本（對內），為美國制造創造國內優惠條件，另一方面希望通過關稅和其他非關稅措施來保護美國的制造業生產，減少外來商品的進口數量，以此，達到全球資本回流美國，強行改變全球生產鏈，重塑美國制造業，為解決美國社會矛盾塑造經濟基礎。如此一來，政府的措施是經濟民族主義的，它同19世紀末發展起來的經濟民族主義的本質是相同的：通過討好資本擴大生產從而贏得工人與資本對政府的共同認同，解決社會矛盾與危機。然而，在當今經濟全球化已經有了深厚基礎的條件下，這種逆全球化的經濟主義已經不適應時代的要求，而且與美國經濟廣泛存在的與全球經濟的聯系、與中國經濟相互依存的現實產生沖突。

現在美國經濟的主體和先進成分都是國際化的，不僅是大型跨國企業融入全球化，而且許多中小企業也深度地融入全球化。當今的經濟全球化，特別是生產全球化，作為一種先進的生產組織方式，與傳統的民族化生產組織相比，具有更高的效率，代表著更先進的生產力。這如同美國內戰前工業的先進文明優于種植園傳統文明一樣。因此，想通過一定的措施來開歷史的倒車是不現實的。經濟全球化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是市場經濟的必然，這是無法阻擋的歷史趨勢。而當下的經濟全球化無法回避中國的存在。中國已經成為經濟全球化客觀存在的重大因素，中國制造已經成為全球生產鏈中一種不可或缺的成分，是任何國家都難以剜去的重要力量，尤其與美國的國際經濟成分有著難以切割的聯系。今年8月，在美國政府擬對中國2000億商品進行征稅的聽證會上，絕大多數企業表示它們暫時無法割舍與中國生產的聯系，就證明了這一點。美國加州議會最近要求加強與中國的經濟聯系也證明了這一點。

所以，美國一部分人希望通過在經濟全球化中“去中國化”來解決國內的社會政治矛盾是行不通的，而且在未來一段時間可能也行不通。原因有以下幾點。首先，全球生產鏈的重塑需要成本與時間，而且重塑的最終結果還存在著不確定性，這使美國全球經濟成分不愿意為之付出與嘗試。其次，美國的經濟民族主義做法可能導致其他國家的報復，影響美國經濟的利益。作為一個選票民主的國家，是否能經受這種沖擊還是一個未知數。雖然這一沖擊現在還沒有顯現，但是如果出現經濟衰退和失業上升，政策轉換是必然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美國占主導地位的國際經濟成分已經無法也不愿回到民族生產的老路上，畢竟這是一種在效率上低于全球經濟的組織方式。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看，這是違背經濟規律的。所以，在美國中期選舉中，代表國際經濟的政治勢力大舉反撲，利用特朗普的種族言論、反復無常的言論、行政中的亂象、外交中的全面樹敵……力爭贏得國會中多數（至少是眾議院的多數）的支持。而美國的輿論也曾普遍認為民主黨贏得中期選舉的可能性極大。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特朗普開歷史倒車已經有損于美國國際經濟成分的得益。雖然，可能贏得勝利的民主黨在其所掌控的國會不一定會改變對中國的態度，但一定會對特朗普阻礙國際交流的政策有所制衡。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看，中國目前在美國巨大的壓力下決不屈服，不僅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也對全球經濟未來走向、促進世界生產力發展，甚至美國國內的經濟走向具有重要意義。中國國內任何“投降主義”的意愿對中國、世界、美國的未來都沒有積極意義，既不可能給中國帶來發展機會，也不可能換來美國對中國的“回心轉意”，只能對世界經濟的發展、全球生產力的發展起到負面作用，這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最后也無助于美國經濟的進一步全面轉型，無助于促進先進文明克服傳統文明，只會導致極右經濟民族主義勢力“得寸進尺”，助力其發展。

美國目前的政治分裂，其經濟基礎是兩種經濟的矛盾與沖突，是由美國經濟從民族化向全球化轉型中出現的陣痛帶來的。這種社會陣痛導致美國政治暫時會出現一些反復，出現極右或極端民族主義的政府，但無法導致經濟全球化趨勢的逆轉。因為生產力的發展與歷史的進步都要求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如同當年美國社會的發展需要先進的工業文明戰勝落后的農業文明一樣，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美國要解決這一過程中帶來的社會矛盾與沖突，只有從社會制度中尋找解決之道，不能從開歷史倒車、逆歷史潮流而動、走反全球化之路來尋找方案，更不能以找“替罪羊”的方式轉嫁危機。歷史證明，以找“替罪羊”的方式轉嫁危機這條路走不通，而只會進一步積累社會矛盾，最終使社會走向全面沖突，導致內戰。

注釋

[1]Time, December 8, 2016，封面人物。

[2]"Coul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Another Civil War?", New Yorker, August 14, 2017.

[3]［美］羅伯特·卡根：《危險的國家：美國從起源到20世紀初的世界地位》，袁勝育、郭學堂、葛騰飛譯，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第110～111頁。

[4]［美］羅伯特·卡根：《危險的國家：美國從起源到20世紀初的世界地位》，袁勝育、郭學堂、葛騰飛譯，第194頁。

[5]在2015年瑞士經濟學會編制的全球化指數中，美國得分為58.7，在世界184個國家與地區中只排名第90位；見KOF Global Index，http://globalization.kof.ethz.ch/。

[6]該書由江蘇人民鳳凰文藝出版社于2017年翻譯出版。

責 編／刁 娜

An Analysis of the Root Cause of the Current Political and Social Splits in the

United States

Li Bin

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is now in a state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division. The root cause is that there are two economic syst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outbound economy and the inbound economy. These two kinds of economies have created the social foundations for the current domestic political dispu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Like the two economic systems prior to the US Civil War (the industrial economy and plantation economy), the outbound industrial economy represents advanced civilization, while the other one represents the outdated civilization. Their conflict reflects a conflict between advanced and backward civilization. At the moment, if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adjust its social system and only wants to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s inherent in these two economies by shifting the problems overseas or finding a "scapegoat", it will never solve them at all, and furthermore, contradictions will mount and eventually lead to a civil war. This is becaus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an inevitable trend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also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historical progress. This has been evidenced by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struggles between the two economies in the decades before the US Civil War. For that, as China is currently adhering 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resisting the pressure of de-globalization, it will have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China's own development, world progress and the American society.

Keywords: American politic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de-globalization, American civil war

李濱，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國際政治經濟學）首席專家。研究方向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國際關系理論與方法。主要著作有《冷戰后的世界秩序與中國發展》《國際政治經濟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