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長三角區域一體化高質量發展，就是要基于緊密的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的原則，在平等互利基礎上，通過制定各種機制化的條約、法規，建設相應的執行機構，降低各種生產要素流動的壁壘，實現所有合作成員的共同繁榮，提升區域的綜合實力和綜合競爭力。目前，長三角一體化，從關注經濟建設擴展到經濟、社會、生態、創新、協調，并且從研究、規劃與行動計劃等多個層面全方位開展合作。在現有的長三角城市群規劃中，雖然核心城市的范圍有所擴容，但目前仍然沒有涵蓋江蘇、安徽和浙江三個省份的全部地市；且長三角三省一市在全球價值鏈的嵌入模式和治理方式也存在較大差異。為此，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發展，應放大長三角利益協同和共享效應，實現城市群的產業雙遷；依托“一帶一路”建設，實現多圈層、跨區域的國際產能合作；依托跨區域的園區合作，利用一攬子方案塑造W形價值鏈。

【關鍵詞】長三角 區域一體化 價值鏈 “一帶一路”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4.005

區域高質量一體化發展內涵解析

實現區域高質量一體化發展，需要同時考量高質量和區域一體化兩個重要維度。這兩個關鍵詞的內涵都十分豐富。其中，高質量發展至少包括經濟發展、改革開放、城鄉建設、文化建設、生態環境、人民生活等諸多方面。按照主流觀點，區域一體化實質上就是經濟一體化，是指不同區域上的經濟主體之間在空間上相互作用、相互關聯的過程。

根據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巴拉薩的研究，區域一體化作為一個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過程，至少包含四個發展階段：一是貿易一體化，旨在取消對商品流動的限制；二是要素一體化，旨在實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三是政策一體化，主要是實現區域內成員之間經濟政策的協調一致；四是完全一體化，即所有政策方面的全面統一。在城市層面上，區域一體化主要表現為從單一的城市發展演變為區域性的城市一體化發展，一是形成城市群，二是城市間的一體化，也稱同城化。

就長三角區域而言，目前經歷了一體化發展、高質量一體化發展、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正如2009年世界銀行報告所指出的，一體化能夠從密度、距離和分割等維度重塑經濟地理空間。長三角區域一體化高質量發展，就是要基于緊密的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的原則，在平等互利基礎上，通過制定各種機制化的條約、法規，建設相應的執行機構，減少各種生產要素流動的壁壘，實現所有合作成員的共同繁榮，提升區域的綜合實力和綜合競爭力。

關于長三角區域一體化高質量發展，代表性的理論觀點主要有以下幾種。趙紅軍等認為，區域一體化高質量發展，尤其需要注重城市之間的互聯互通。這里的互聯互通，不僅包括交通和運輸條件上的互聯互通，還包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1]周振華認為，長三角區域一體化高質量發展至少包含三個方面，一是城市或者地區的覆蓋面和影響力是否大于行政區劃上的應有規模，二是城市或者地區的功能分工是否合理，三是城市和地區的資源配置效率高低。[2]劉志彪認為，進入高質量一體化發展階段之后，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機制，必須動態調整為“為高質量發展而競爭”模式。據此，再通過頂層設計，建立一體化高質量發展的保障機制。一體化的實質，就是要朝著打造世界級城市群的一體化高質量發展。[3]

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發展，需要通過強化各個區域行政主體的相互開放的格局，尤其是要在三省一市各級地方政府職能部門之間，主動拆除各種明的行政壁壘，消除各種暗的潛規則。同時，要大力鼓勵并積極推進生產要素在區際不同層級的城市之間，按照市場規律自由配置和雙向流動。除此之外，還有專家認為，高質量發展在宏觀、中觀層次上，有著不同的理解，最為核心的內容和最為基本的要求，就是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長三角區域一體化高質量發展，包括多種戰略選擇：一是促進經濟進步，構建完備的經濟體系；二是建立學習型經濟，改進動態效率；三是“做大、做強、做優”現代制造業；四是把綠色發展作為現代化的根本導向與核心元素之一；五是依托城市群，優化區域產業功能布局；六是把自主科技創新作為發展的根本支撐。安徽省社科院程必定認為，在五大發展理念指導下，長三角區域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至少應強調三個方面：一是強調動力變革和新舊動能轉換，二是強調治理模式的轉變，三是強調機制構建。

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現狀

以1982年成立上海經濟區為起點，長三角一體化構想由來已久，不僅是自上而下頂層設計的制度安排，也是自下而上區域治理的實踐產物。首先，在國家層面，長三角一體化作為一項國家重大區域發展戰略，黨中央、國務院謀劃已久。比如，2008年國務院出臺了長三角發展的指導意見，2010年出臺了《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2016年出臺了《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2014年5月和2017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兩次視察上海，均作出了推進長三角區域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重要指示。2018年11月明確指出，支持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其次，在地區層面，為推進長三角地區從行政區經濟向經濟區經濟過渡，長三角三省一市構建了決策層、協調層、執行層“三級運作”的區域合作機制。2005年，首次長三角座談會在杭州召開，長三角一體化正式納入三省市最高決策層視野。2008年，“泛長三角”進入中央視野，原本由江浙滬兩省一市主要領導參加的座談會開始擴容。此后，長三角三省一市主要領導座談會每年輪流召開。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就是2018年6月長三角三省一市主要領導召開的主題為長三角更高質量的一體化會議。本次會議明確強調，上海要進一步發揮龍頭帶動作用，蘇、浙、皖要各揚所長，努力將長三角建設成為全球資源配置的亞太重要門戶、全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引領示范區、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先進制造城市群。圍繞長三角三省一市邁向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宏偉目標，會議達成了多項共識。從此，長三角經歷了早期的三級合作，后來的合署辦公，2017年成立了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力求在綜合協調和督促落實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積極引導企業和社會各方面參與合作，并圍繞《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三年行動計劃》組織實施。目前，長三角一體化從關注經濟建設擴展到經濟、社會、生態、創新、協調，并且從研究、規劃與行動計劃等多個層面全方位開展合作。

長三角區域地理相近，人文相通，一體化發展具有產業和人文的優勢。首先，2010年出臺的長三角城市群規劃，涵蓋了由上海、江蘇8個城市、浙江7個城市組成的16個核心城市[4]；2016年新版的長三角城市群規劃進行了擴容，涵蓋了26個核心城市[5]，包括上海、江蘇9個城市、浙江8個城市和安徽8個城市。兩個版本的規劃相比較，不僅在城市數量上有了大幅增加，而且內涵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比如，在城市群空間結構和產業布局方面，2010年版的定位是“一核九帶”[6]，而2016年版的規劃定位是“一核五圈四帶”[7]。兩次規劃的最大差別在于，城市群空間結構突出了分散化和多中心結構，這有利于深化區域產業的分工與協調。不過，在現有的長三角城市群規劃中，雖然對核心城市的范圍進行了擴容，但目前仍然沒有涵蓋江蘇、安徽和浙江三個省份的全部地市，而這些未被涵蓋的城市恰恰是最需要進行產業扶持的城市。其次，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長三角作為東部沿海發達區域，選擇的是以代工方式參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主導的國際生產體系，但三省一市的經濟發展模式仍然存在著較大的差別，甚至同一個省份的不同地市的產業基礎也有著較大的差別。為此，長三角三省一市在全球價值鏈的嵌入模式和治理方式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機制

在開放的經濟體系中，區域一體化高質量發展首先要有產業鏈思維。比如，在對外經濟關聯上，長三角區域作為一個區域整體，應當發揮引進、消化、吸收國際先進制造技術的二傳手功能；在對內經濟關聯上，長三角區域之間應通過產業轉移和園區合作，實現區域內的優勢互補。同時，長三角區域一體化要以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為引領，以五大發展理念為指導，逐步實現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在區域治理模式選擇上，要深刻把握戰略性區域治理模式與建設創新型國家發展戰略之間的內在關聯機制，要有系統思想和哲學思維。要善于運用倒逼機制，實現單一區域的治理模式向區域的整體治理和系統治理模式轉型。由于區域一體化關系到多方區域主體的得益，所以區域治理應當是合作治理、群體治理，而不是單一治理、寡頭治理，要從區域協同發展向一體發展轉變。

長三角一體化必須建立一個包容性的區域協調新體制和新機制。原因在于，區域一體化發展，關鍵在于如何通過制度創新有效降低區域間要素的流動障礙，通過創新環境和營商環境的整治促進區際產業分工與協作、提高創新效率、降低運營成本，為地區產業集聚和產業發展創造出更加便利的條件。從全球價值鏈的治理角度講，長三角區域一體化高質量發展，必須放在重塑世界經濟地理與中國區域發展戰略格局演變這一國際大背景來分析。也就是說，長三角區域一體化高質量發展，不僅要放到重塑世界經濟地理格局和全球治理模式變遷這一國際大背景當中來考察，還要放到長江經濟帶、“一帶一路”、國際產能合作等重大區域發展戰略當中來分析。

在區域經濟理論中，一個區域的高質量經濟發展，不僅要受到本區域因素的影響，還受到區域外因素的影響，主要影響路徑是輸出基礎部門和先進性推動單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作用形式，歸根結底，最終要通過生產函數來聯系。生產函數的作用要素包括兩大類：一類是投入要素，直接進入生產過程，包括資本、勞動、資源、技術等；另一類形成區域生產環境，包括硬環境和軟環境。這里的硬環境主要指基礎設施條件、相關產業的布局等，軟環境主要包括經濟制度、管理方式和組織形式等。

通常，在封閉的區域經濟系統中，一個地區的生產總值不僅反映了該區域當前的生產能力，而且可以歸結為產出和需求的函數。供給方面，產出主要取決于勞動、資本和土地等要素供給的數量和質量；需求方面，總需求包括私人消費需求和公共消費需求，以及私人和公共的投資需求。除此之外，一個區域的經濟發展還要取決于其他一系列因素，如技術進步、地區產業結構轉換、區域交通和基礎設施、產業空間布局等。

由此可見，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也應當通過區域間的貨物貿易和要素流動來實現。其中，貨物貿易可以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來入手。供給方面，主要是基于區域分工的深化，優化生產要素的有效投入；需求方面，主要是擴大外部的有效需求。而要素的流入和流出主要表現為多時空尺度下區域之間的經濟活動聯系，不僅涉及經濟規模，而且涉及經濟結構，還包括生產條件、產品的標準化程度、可運輸性、運輸成本的大小、產品在生產過程中的規模優勢，以及局部化效應和聚集效應，等等。

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路徑

基于上述合作機制的分析不難看出，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路徑，一方面在于如何全面融入全球價值鏈和全球創新鏈體系，另一方面在于如何整合國內價值鏈并且塑造國內價值鏈的鏈主地位。同時，還要結合長三角在國家戰略當中的地位，深化國內各大區域之間的分工與協作，要以價值鏈方式整合各區域的產業，并通過園區合作共建方式，培育若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先進制造業集群。

放大長三角利益協同和共享效應，實現城市群的產業雙遷。長三角區域一體化高質量發展，應當放到長江經濟帶大保護和“一帶一路”建設的大背景下來進行[8]。作為長江經濟帶的龍頭和支撐區域，長三角不僅有水、路、岸、港、產、城等資源，還有濕地、森林等資源。長三角區域一體化高質量發展，必須嚴格按照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關于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禁止開發的次序和要求，統籌考慮生態環境和運輸條件的承載力，劃定生態保護的紅線。同時，要建立合理的生態保護補償和懲罰機制，統籌產業空間布局。

首先，貫徹產業雙遷思維，實現利益多方共享。根據城市和區域經濟學的城際雙遷空間結構模型，產業空間布局遵從沿海、沿江向內地延伸的次序。為此，長三角區域一體化使得區域內每個城市的等級和規模與其結點的位置高度相關，越是高端的產業，越會優先布局到經濟和產業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和區域。長三角在“五區”規劃和建設中[9]，要發揮整體性的關鍵龍頭引領作用。

其次，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的利益共享必須以重點實施壓減、轉移、改造、提升為抓手。比如，在地區間產業轉移和騰籠換鳥問題上，要從資源、環境、人才、區位和市場等方面進行統籌，推進區域性中心城市和外圍區域的優質企業向有環境容量的地區轉移。重點拓展和延伸那些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率高、資源和能源消耗低、環境污染排放少的化工新材料，以及高端專用和功能性化學品、生物及能源新技術和新能源技術、新型化工節能環保等產業，形成產業集聚和特色品牌優勢。通過制定專項規劃和統一的稅收征管協調機制，按照總部與工廠的職能劃分，再在統計的總量當中進一步扣除重復的計算部分。

再次，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還要搭建適合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需要的區際產業雙遷的行業協作和區域資源共享的平臺。在長三角一體化專項行動中，對于措施得力、并且通過產業轉移初步形成了優勢的產業園及開發區，要給予更多的專項獎勵和扶持。在區際產業雙遷中，在優化和縮短項目審批流程的同時，還要提高行業準入的門檻，同時要正確處理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研究之間的辯證關系。

最后，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還要配合國家在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經濟區等國家重大區域發展戰略的需要，打造支撐未來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區域。基于全球價值鏈的思想，在長江經濟帶和滬寧線區域，要以南京和鎮江為重點，對接高鐵項目和國產大飛機項目，圍繞新一代信息技術，重點打造先進軌道交通裝備、航空航天裝備、智能數控機床、新型電力裝備等智能裝備產業集群。

依托“一帶一路”建設，實現多圈層、跨區域的國際產能合作。在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中，跨區域合作的主體和重點是企業。長三角的企業走出國門，是順應時代潮流、積極對接“一帶一路”全面建設的戰略需要。同時，為了更好地支撐長江經濟帶，長三角必須拓展經濟發展新空間，推動開放型經濟從規模、速度向質量、效益轉變，實現從引進外資、輸出商品到輸出資本、模式的產業升級，激發市場活力，加大改革開放力度。

從交通區位上講，長三角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不僅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優先區域，而且是融入“一帶一路”的戰略突破口、關鍵節點。尤其是蘇南板塊，地處沿江“一橫”和沿海“一縱”的“T”形發展戰略的交匯點，不僅地理位置優越，而且產業基礎雄厚。依托自身良好的產業基礎和外向型的經濟模式，依托完善的綜合交通體系，嵌入“一帶一路”的交通網絡，是長三角全面融入“一帶一路”的硬件支撐。根據長三角區域企業“走出去”由近及遠的路徑，再結合“一帶一路”建設和長江經濟帶的整體戰略，從國內到國外，可細分多個維度布局的圈層和廊帶的目標區域。

當前，在中美貿易摩擦日漸加劇的大背景下，在產業走出去的時序安排上，長三角企業尤其是蘇南板塊的企業，可以利用其在通信設備、電子元器件、汽車制造等領域多年積累的豐富經驗，一方面強化企業核心創新能力的培育，另一方面加強與科研能力強大的國家在產業現代化、科技創新方面的合作，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同時，要鼓勵企業在當地投資設立制造業研發中心或區域性總部，以雙邊科技合作帶動高端產能合作和商業模式創新。此外，還要與礦產資源豐富的國家開展國際產能合作，拓展我國能源進出口方面的新渠道，要站在國家能源戰略安全的角度，實現能源來源地方面的多樣化。

長三角企業抱團“走出去”，不僅可以填補沿線國家的供給空缺，還可以利用我國基建技術成熟高效的比較優勢，輸出我國優質的“富余”產能，如水泥制造、鋼材冶煉等。通過參與當地公共設施建設，并借助國內與發達國家相比的勞動力成本優勢，積極發展在當地的小商品貿易。目前，中國與非洲、西歐、美洲等地區合作共建了大量園區，不僅滿足了當地對基建、通信產業的需求，同時也便于利用當地的成本或國際貿易關稅減免的優勢，發展出口到歐洲或美洲的勞動密集型低技術制造業。雖然在西歐和美洲地區尚未建成專有貨運通道或合作產業園區，但當地的高技術產業、創新型企業集群都值得長三角企業為“走出去”而加以學習借鑒。與東歐地區產業合作基礎相似，長三角地區企業可以嘗試在這些地區建設區域性研發中心和技術孵化基地，提高企業的技術核心競爭力。

長三角企業對外經貿聯系的各個圈層和廊帶之間是互動的，是面和線的統一。比如，從蘇南板塊核心區到蘇北以及安徽省臨近的泛長三角區域，主要是依靠高速公路網和高鐵線路運輸，可以大大縮短長三角城際的通勤時間，提高通勤效率，便利各市的人員往來、信息交流和產業互通。除了以高鐵動車線路作為客運主力，產業轉移還以長江經濟帶的水運作為傳輸通道。比如，蘇南板塊地處沿江“一橫”與沿海“一縱”的“T”形發展戰略的交匯點，地理區位優越，且水運具有成本低、能耗少的競爭優勢。加快水運路線建設，降低物流成本，將城市內密集強大的物流網絡與沿江港口對接，充分發揮好長江水運資源對沿江城市經濟貿易與物品的流通作用。長江經濟帶能夠加快沿江城市間的產業轉移工作。加強推動要素的自由流動，把不再適合本地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以產業合作和產業雙遷方式轉移到長江中上游流域的湖北、重慶、四川等地區，出口導向的電子元器件制造業影響力指數較高，可以帶動其他地區關聯產業的發展。

除了長江經濟帶的西向聯系之外，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契機，以“海上絲綢之路”為出口通道，將長三角的分散港區逐步打造成新“海上絲綢之路”的智能互聯港口，降低本地產品出口的運輸成本，加快長三角企業向東南亞地區的資本輸出與產業轉移，以利于企業更好地利用東南亞地區勞動力和原材料優勢，為紡織業、電子設備制造等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值產業在全球市場上高效配置資源減少阻礙。

同時，長三角企業在跨區域合作“走出去”的通道上，依賴“蘇新歐”“蘇滿歐”等蘇州直達歐洲的班列。截至目前，“蘇滿歐”“蘇滿俄”“蘇新亞”等線路開行的進、出口班列的班次和載貨量逐年增加。開往歐洲班列的滿載而去、空載而歸的現象也逐步得到緩解，與當地企業在高技術、現代化產業領域的合作也日漸加強。

需要強調的是，“一帶一路”是柔性的投資和貿易通道。其中，非洲地區主要依靠“一帶一路”的海上通道，西歐部分國家則可以依靠海上通道、蘇伊士運河與歐洲內陸的交通網絡，而美洲地區則主要依靠海運。以埃塞俄比亞東方工業園為例，園區內的企業主營業務涉及紡織、冶金、交通設備制造等制造業行業和部分服務業。其中，以水泥制造為主的非金屬礦物制品業企業數量居首，這表明當地對基礎設施建設和固定資產投資的需求迫切。低技術勞動密集型的服裝企業和與國民生活密切相關的汽車制造業企業的數量緊隨其后。隨著當地經濟的發展，東道國的需求結構會隨著國民收入的上升而逐漸變化。從最初對農產品的需求過渡到對汽車等耐用品的需求，可以預見，未來對電子產品和文化產品的需求會進一步加大，非常適合長三角產業實現梯度轉移。

依托跨區域的園區合作，利用一攬子方案塑造W形價值鏈。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企業大多以參與外資代工方式、以單個企業形式嵌入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到了2000年之后，這種形式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在此后的20年間，全球價值鏈的嵌入方式主要表現為單個企業首先加入產業集群，然后集群內的企業再抱團嵌入全球價值鏈。在這種新的全球價值鏈模式下，全球價值鏈的競爭形態日趨復雜。為此，長三角一體化的一個重要抓手就是，要利用全球價值鏈變化的特點，通過優化產業集群的治理，提高其在全球價值鏈的地位，同時深度融入全球創新鏈，塑造國家價值鏈和地區價值鏈。

產業集群的核心競爭力需要依托各類高新區和工業園等平臺和載體來實現，并且體現在集群的生態化、國際化、智能化和品牌化幾個方面。其中，生態化主要表現為集群內的企業如何利用現代網絡體系來進行有效治理，國際化則主要體現為其產品的市場區邊界和國際影響力，智能化表現為信息化在產業集群當中的運用，品牌化表現為集群內產品的溢價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首先要在集群的“四化”方面進行突破。不僅如此，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還可以借鑒生物種群的競爭思想，通過產業集群和城市化群落的治理，實現城市群和產業集群的融合發展和共生共榮。

為此，長三角在依托“一帶一路”建設和深化國際產能合作時，要在高鐵、核電、發電機等大型設備建造的重點領域，利用一攬子方案塑造W形價值鏈，并以“一帶一路”建設為戰略支點，重構以長三角為主的國內價值鏈體系。在“一帶一路”沿線之外，要在深度融入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創新鏈體系的同時，實現全球價值鏈和全球創新鏈的戰略互動。要依據長三角先進制造業技術譜系上的分類和特點，通過區域間的分工與協作，通過科學技術化、技術工程化、工程產業化、產業價值化、價值規模化、規模資本化、資本科學化等“七個轉化”驅動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支撐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新戰略區域研究”和江蘇省333第二層次人才支持計劃項目“供給側視角下江蘇經濟運行質量和效益提升路徑與機制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14ZDA024、BRA2017358）

注釋

[1]趙紅軍等：《長三角區域一體化高質量發展調研報告》，《科學發展》，2018年第6期，第54～61頁。

[2]周振華：《在全球城市核心功能上“拉長板”》，《解放日報》，2018年7月24日。

[3]劉志彪：《推進長三角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路徑》，《浙江日報》，2018年11月23日。

[4]包括上海，江蘇的南京、蘇州、無錫、常州、鎮江、南通、泰州、揚州，浙江的杭州、寧波、紹興、嘉興、湖州、舟山和臺州。

[5]包括上海，江蘇的南京、蘇州、無錫、常州、鎮江、南通、泰州、揚州、鹽城，浙江的杭州、寧波、嘉興、湖州、紹興、金華、舟山、臺州，安徽的合肥、蕪湖、馬鞍山、銅陵、安慶、滁州、池州、宣城。

[6]以上海為核心，沿滬寧和滬杭甬線、沿江、沿灣、沿海、沿寧湖杭線、沿湖、沿東隴海線、沿運河、沿溫麗金衢線為發展帶的空間格局。

[7]“一核”指上海，“五圈”是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蘇錫常都市圈和寧波都市圈，“四帶”是沿海發展帶、沿江發展帶、滬寧合杭甬發展帶以及滬杭金發展帶。

[8]吳福象：《構建寧鎮揚同城化的利益共享機制》，《群眾》，2017年第4期，第33～35頁。

[9]長江南京以下江海聯運港區、全球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集聚區、長江流域內外開放合作先導區、長三角城市群北翼核心區、全國生態文明建設先行示范區等。

責 編／刁 娜

Collaboration and Sharing i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Wu Fuxiang

Abstract: The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means to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interests and responsibility; adhere to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reduce the barriers to the flow of various factors of production and achieve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cooperative members by formulating various regulations and agreements and establishing corresponding implementing agencies; and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he region. At present, the focus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has extended from the economic field to social, ec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oordination areas, and all-round cooperation has begun in terms of research, planning, and action plans. In the existing planning on the city cluster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lthough the scope of the core cities has been expanded, it still does not cover all the cities of Jiangsu, Anhui and Zhejiang provinces; and the three provinces and one city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lso differ from each other in terms of how they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their governance pattern. Hence, to achieve the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the interest-related synergy and sharing effect, and realize the industrial relocation of the urban clusters; rely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achieve cross-industry and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and take advantage of inter-regional industrial park cooperation, and shape the W-shaped value chain with a package plan.

Keywords: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al integration, value chain, “One Belt, One Road”

吳福象，南京大學商學院產業經濟系主任、教授、博導，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南京大學長三角研究中心研究員，長江產經智庫研究員，南京大學人文社科高研院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全球化與中國區域和產業經濟發展。主要著作有《長三角城市群國際競爭力研究》（參著）、《均衡中國：長三角發展新模式》（參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