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I 盛松成 龍玉
隨著美國對中國進一步加征關稅的實施，中美貿易摩擦不確定性加劇。人民幣匯率承壓，但應警惕人民幣在貶值方向的超調。我們認為，目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破“7”總體上不符合中國的利益，對中國弊大于利。
匯率如跌破關鍵點位，可能對市場信心帶來較大沖擊，加大資本外流壓力，甚至有可能在未來的中美經貿談判中“授人以柄”。此外，匯率貶值對我國外貿的促進作用有限，提升我國外貿產品的競爭力遠比通過匯率貶值獲取價格優勢更有效。正如習近平主席在“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的講話中所指出的，“中國不搞以鄰為壑的匯率貶值，將不斷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促進世界經濟穩定。”
我們應該吸取日本的教訓，不能從貿易摩擦延伸到金融摩擦，既不應該引導匯率貶值，也不能放任匯率大幅升值。5月19日，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就當前我國金融和外匯市場運行情況接受采訪時表示，“今年以來，我國外匯市場運行平穩，境外資本流入增多，外匯儲備穩中有升，外匯市場預期總體穩定”，同時，中國央行“完全有基礎、有信心、有能力，保持中國外匯市場穩定運行，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在美國加征關稅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一定程度貶值是正常的市場反應，但也應理性、審慎地對待。
美國加征關稅難改我國經濟平穩發展趨勢
目前，我國經濟逐步企穩。美國加征關稅難以改變我國經濟平穩發展趨勢。人民幣不具備貶值的經濟基礎。
雖然美國已經正式提高對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征的關稅，稅率從10%上調至25%，但應動態、全面地看到美國加征關稅的影響。根據有關市場機構測算，僅考慮對出口部門的靜態影響，美國對2000億美元商品征收25%關稅，會拖累我國GDP增速0.2～0.65個百分點。IMF《世界經濟展望》測算顯示，如果中美兩國對彼此所有商品全面加征25%關稅，會拖累中國經濟增速0.5～1.5個百分點。而如果動態地看，美國加征關稅的實際影響可能更小。因為中美雙邊貿易總額和結構的調整、關稅在貿易品中的相互轉嫁，以及匯率等很多因素都會變化。市場總是自發尋求降低交易成本的途徑，這有助于對沖美國加征關稅帶來的額外成本。
在經濟動態調整下，我國出口結構日趨多元化，服務貿易持續發展。今年1—4月，美國在我國貿易總額及進、出口總額中的占比分別為11.5%、5.9%和16.4%，已較去年下降了2.2、1.4和2.8個百分點。而歐盟、東盟在我國貿易總額中的占比分別為15.7%、13.4%，較去年提高0.9、0.6個百分點。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總額已占我國外貿總值的28.7%，比重同比提升1.3個百分點。今年一季度，我國服務貿易逆差總體下降14.3%，服務貿易出口同比增長10.3%。我國服務貿易出口中，知識產權使用費、電信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其他商業服務、保險服務等知識密集型服務出口同比增速分別為52.4%、15.1%、14.1%和11.7%。
同時，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深化改革不斷取得進展。凈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已十分有限，內需已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我國進出口貿易順差收窄，2017年為4225.4億美元，2018年則為3517.6億美元，導致2018年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為-8.6%。而2018年，最終消費支出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高達76.2%，10年來提高了32個百分點，年均提高3個多百分點。我國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是穩增長的重要依托，目前制造業投資結構不斷優化。今年1—4月，專用設備制造業、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醫藥制造業和通用設備制造業5個行業合計貢獻了制造業投資75%的增長。
匯率大幅貶值不利于我國擴大對外開放
匯率貶值會帶來很多問題，往往得不償失。而各國匯率基本平穩對國際貿易意義重大，可以大大降低國際貿易和投資的交易成本，擴大經濟主體參與跨境經濟活動的范圍，促進世界經濟穩定。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有利于國際宏觀政策協調，產生正面的溢出效應，促進我國與主要經濟體和各貿易伙伴國的合作共贏。目前，我國吸收外資穩定增長，結構持續優化。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是保持這一良好態勢的基本條件。
今年1—4月，全國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超過1.3萬家，實際使用外資3052.4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6.4%（不含銀行、證券、保險）。4月當月實際使用外資629.5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6.3%。即使在中美經貿摩擦持續了一年之久的情況下，美國對華投資仍有24.3%的增長。此外，我國高技術制造業和高技術服務業使用外資大幅增長。今年1—4月，高技術制造業實際使用外資334.1億元，同比增長12.3%；高技術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524.8億元，同比增長73.4%。由此可見，國際投資者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是有信心的。
人們的信心和金融穩定之間往往是正向反饋、相互促進的。從歷史看，早在美國內戰的“綠鈔時期”（1867—1879年），雖然物價上升、政府大量舉債，但由于人們的預期更傾向于綠鈔（美元）在未來的升值，資本大量流入美國，縮小了美元的貶值幅度。隨著戰爭結束，更多長期資本流入美國，綠鈔的升值幅度達到了30%。
經過多年改革，人民幣匯率定價已越來越市場化。近年來，資本流動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不斷增強，匯率的資產價格屬性不斷提高，市場預期成為影響人民幣匯率的重要因素。從市場交易層面看，匯率跌破關鍵關口會引發大面積止損性的交易，人為地“制造”匯率貶值，也會使原本保持觀望的交易主體以空頭方向進入市場。這些因素都會促使匯率超調。預期是影響短期匯率的一大因素。重要的心理關口一旦突破，將引發市場預期的重新調整，進一步下調對匯率的估值。由于預期有自我實現和自我加強的特點，因此應重視關鍵點位對市場預期的沖擊。
目前破“7”弊大于利，應盡可能避免
貿易摩擦的過程中，加征關稅的幅度較為可控，甚至可以取消加征關稅，但金融摩擦帶來的沖擊是很難逆轉的，也難以掌控其影響程度。
目前人民幣匯率破“7”總體上不符合中國的利益，對中國弊大于利。匯率如跌破關鍵點位，可能對市場信心帶來較大沖擊，加大資本外流壓力，甚至有可能在未來中美經貿談判中“授人以柄”，使問題更復雜，導致貿易摩擦升級。目前，美國并未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事實上，人民幣大幅貶值也是美方所不希望的。更何況，我們無法持續地依靠低廉的價格獲取競爭優勢。放任人民幣貶值，難以激勵企業提高產品質量、提升核心競爭力。當然，也不應該放任匯率大幅升值，也應避免在升值方向上人民幣匯率的超調。
當前，中國央行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把好貨幣供給總閘門，不搞“大水漫灌”，同時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廣義貨幣M2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要與國內生產總值名義增速相匹配。穩健的貨幣政策與積極的財政政策相配合，促進了我國內需增長，本身利好貿易伙伴國的出口及GDP增長，同時有利于國內防風險、促改革、穩增長，也有利于避免催生資產價格泡沫，導致負面外溢效應。
總而言之，我國經濟金融宏觀調控工具充足、空間充分，經濟運行總體平穩，因此需保持定力、增強耐力，勇于攻堅克難。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讓市場在客觀、理性的基礎上合理配置資源。
（作者盛松成系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龍玉系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