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新立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今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迎來了自己的70華誕。70年在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上只是短暫的一瞬，但是卻創造了燦爛輝煌、彪炳史冊的業績。這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對社會主義道路艱辛探索的70年，是中國人民從貧窮走向富裕的70年，是從落后的農業國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70年。
一、1949—1978：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和探索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時期
新中國成立之后，僅用短短半年時間，我們就統一了財政，穩定了物價，實現了財政收支基本平衡，解決了舊中國多少年來無法解決的金融物價問題，結束了連續多年以來使人民深受其害的惡性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的局面，有力推動了在全國范圍內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為獨立自主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的轉變，為安定人民生活，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生產創造了條件。
從1950年冬到1952年底，黨領導占全國人口一多半的新解放區進行了廢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頒布了《土地改革法》，全國有約3億無地少地的農民無償獲得約7億畝土地，免除了過去每年向地主繳納的3000萬噸以上糧食的地租，還分得了大量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農民生產積極性得到極大提升，農村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農業迅速恢復和發展，為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恢復奠定了基礎。僅用三年時間，我們黨帶領全國人民經過艱苦奮斗，就徹底醫治了戰爭創傷，全面恢復了解放前遭到嚴重破壞的千瘡百孔的國民經濟。
到1952年，我國面臨的形勢是，土地改革在全國范圍基本完成，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順利實現，朝鮮停戰談判雙方在主要問題上達成協議，國家具備了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的條件。中共中央決定從1953年起執行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并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基本內容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隨著總路線的貫徹落實，黨探索并穩妥解決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具體途徑問題，創造性地完成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在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社會變革。這是中國社會變革和歷史進步的巨大飛躍，也極大地支持和推進了世界社會主義事業和一切進步事業。
從1953年到1957年，我國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我們以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為中心，進行了大規模投資，逐步形成了一批門類比較齊全的基礎工業項目，涉及冶金、汽車、機械、煤炭等領域，為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從1964年開始的三線建設，不僅增強了國防力量，而且改善了工業布局。中國能夠自行設計和批量生產汽車、飛機、坦克、拖拉機等，而且成功爆炸了原子彈、氫彈，試制并成功發射了中遠程導彈和人造衛星。同時，還通過興修水利、開展農田基本建設、培育推廣良種等，較大幅度提高了糧食生產水平和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
經過幾個五年計劃的建設，到1978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分別比新中國成立初期有了幾倍、十幾倍的增長，農業生產條件得到很大改善，原有工業部門大大加強，許多新的工業部門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迅速發展起來。從1950年到1978年，我國工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速度為9.5%，國民收入年均增長7.3%。鋼產量從1949年的16萬噸增長到1976年的2046萬噸，發電量從1949年的43億度增長到1976年的2031億度，原油從1949年的12萬噸增長到1976年8716萬噸，原煤從1949年的3200萬噸增長到1976年的4.83億噸，汽車產量從1955年年產100輛增長到1976年的年產13.52萬輛。總體上，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就為中國經濟獨立自主的、持續的發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質技術基礎。
隨著建設事業的發展，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水平，農村居民從1952年的65元增加到1976年的131元，城鎮居民同期從154元增加到365元，初步滿足了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從1949年到1976年，小學在校生從2439萬人發展到1.5億人；中學在校生從103.9萬人發展5836.5萬人；高等學校在校生從11.7萬人發展到56.5萬人。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0%以上。勞動者的整體素質得到很大的提高。教育文化體育醫療等事業都得到長足發展。居民平均壽命顯著延長，1949年僅為35歲，1975年提高到63.8歲。
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我們也出過問題、走過彎路，主要是在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尤其是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曾經犯過嚴重錯誤，經歷了嚴重曲折，但從總體上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這些成就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的前途命運，為當代中國發展進步奠定了堅實基礎。黨領導人民在實踐中積累的正反兩方面經驗，對于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勝利走向未來有著深刻的啟示。
比如，走獨立自主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道路，堅決維護國家的主權獨立、統一和領土完整，不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劃線，不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于人，不同任何國家和國家集團結盟，不干涉別國內政，也不允許任何國家干涉我國內政；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生產力，把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根本任務，這是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得出的重要結論；要遵循經濟建設規律，從基本國情出發，正確判斷我國社會所處的歷史階段，不能急于求成、不能超越生產力發展階段，要有步驟、分階段地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目標；要把改善人民生活放在重要地位，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依靠最廣大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要正確認識和分析我國的社會階層狀況，采取符合實際的方針政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設社會主義，等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及取得的寶貴經驗，為進入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打下了基礎。
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
改革開放40多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之所以能夠創造經濟奇跡，關鍵在于通過不斷深化改革，推動了經濟結構的不斷轉換，從而釋放出經濟增長的新動能，促進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上世紀80年代農村改革帶動了農業大發展和鄉鎮企業崛起，一舉結束了短缺經濟。改革之初，我國被長期存在的商品匱乏所困擾。食品供給不足，不得不長期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工業消費品短缺，不得不憑票供應，票證多達幾十種。這種情況被視為社會主義的通病，以至于有國外經濟學家把它概括為“短缺經濟”。我們的改革就圍繞著解決短缺問題開始。由安徽小崗村農民創造的土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調動了家庭的積極性，對糧食增產發揮了奇效。盡管當時不少人認為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但是在鄧小平同志的支持下，這項改革得以繼續并迅速在全國各地推廣，糧食和各種農產品連年大幅度增產，很快就滿足了市場需要。到1992年，各地糧食庫存增多，占壓了大量資金。全國多數地區放開了糧食價格，從1993年開始，實行了39年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退出歷史舞臺。與此同時，圍繞增加短缺工業品鼓勵鄉鎮企業發展，國家對發展輕紡工業實行優先供給能源、原材料、外匯等“六個優先”政策，消費品工業出現了高速發展局面。僅用10年時間，琳瑯滿目的工業消費品就涌向市場，結束了票證時代。改革首先在農業和消費品工業上發力，主要在于他們所提供的產品屬于最終消費品，距離市場最近，人民受益最快。當人民享受到改革紅利之后，就更加支持改革，并以更大的熱情投入改革發展之中。在產業結構上，農業和輕紡工業成為這一時期的增長點，拉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起飛。鄉鎮企業崛起造就了一大批農民企業家。
上世紀90年代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現代企業制度，帶動了四大支柱產業振興和經濟騰飛。1992年召開的黨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做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體系，國有企業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這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突破。1995年開始實施的“九五”計劃，提出了振興電子機械、石油化工、汽車制造和建筑業四大支柱產業。此前，重化工業產品大量依賴進口，遠遠滿足不了市場需求；城鎮居民改善居住條件的愿望強烈，住房建設跟不上需求增長。振興四大支柱產業適應了產業結構調整的要求。市場經濟體制和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解放了生產力。一批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振興支柱產業中迅速發展壯大。僅用10年時間，四大支柱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就由8%上升到20%，支撐了90年代經濟的騰飛。機電產品出口在出口總額中的比重不斷提高，我國制造業占全球的比重迅速提升。建筑業的迅速發展不僅滿足了市場需求，而且拉動了鋼鐵、水泥、玻璃等建材工業和能源工業的發展。到上世紀末，我國已有200多種工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位。這一時期發展的突出特征，就是重工業的增長速度明顯高于輕工業，重工業在工業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工業產品的附加值和技術含量不斷提高。改革促進了經濟結構調整，結構轉換釋放了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有力地推動了90年代的經濟發展。
新世紀第一個10年通過發行國債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把高鐵網、高速公路網和通信網搞到世界第一。1998年4月，為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按照黨中央提出的擴大內需戰略，國務院決定增發1000億元10年期長期建設債券，在實際執行中按1250億元掌握，同時銀行配套貸款1000億元，集中用于交通通信、農田水利、城市基礎設施和環保、城鄉電網改造、經濟適用房等領域的建設。國債連續發行了5年。這項政策有力地扭轉了通貨緊縮趨勢，支持了當期經濟增長，并為之后10年經濟的高速增長奠定了堅實基礎，成功地把亞洲金融危機帶來的挑戰變成了發展機遇。進入新世紀的第一個10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長速度高達兩位數，出現了我國歷史上的黃金增長期。我國的經濟總量由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綜合國力明顯增強。過去常常有人講，經濟總量大了，速度會相應慢下來。但是，相對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來講，新世紀第一個10年的總量要大多了，速度反而更快了。出現這種現象，不能不說是改革的成功，是宏觀調控的成功。
三、黨的十八大標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一）圍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調整需求結構、產業結構、要素結構等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貫穿“十二五”“十三五”規劃的主線。但與之前經歷的結構轉換不同，黨的十八大以來的這一次經濟結構轉換的覆蓋面更廣、內涵更豐富、針對性更強，特別是黨的十九大提出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目標，對結構調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們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引領各項改革，經過多年的努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經取得重大進展。
——在投資與消費結構的調整上，通過調整收入分配結構，重點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特別是增加農民收入；采取鼓勵消費的措施，重點鼓勵增加服務消費；適度控制投資增長速度。經過堅持不懈努力，投資與消費失衡的局面已經改變。在國內生產總值構成中，資本形成總額所占比重已經由2010年的47.9%下降到2016年的44.2%，最終消費支出的比重同期由48.5%上升到53.6%。2018年，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78.0%，資本形成總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下降為31.8%，消費已經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
——在產業結構調整上，鼓勵第三產業發展，對第三產業全面實行營業稅改增值稅，降低了第三產業企業的稅負。2017年，第三產業投資增速達到9.5%，是工業投資增速的近三倍，改變了經濟增長過度依賴第二產業的狀況，第三產業已經成為新的增長點。2018年，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已經上升到52.2%，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9.7%。
——在要素結構調整上，鼓勵技術進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經濟增長過度依賴物質資源消耗的狀況已經明顯改變，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已經制止，局部開始改善。科技研發投入不斷增加，技術成果開始成批涌現。我國申請技術專利數量已連續多年居世界第一位，國際專利申請量同美國的差距也逐年縮小。涌現了一批創新型企業。深圳作為創新型城市在帶動全國技術創新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創新驅動下，我國高新技術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工業和出口中的比重不斷提高。圍繞重大技術難題組織產業聯盟進行科研攻關不斷取得突破。政府、企業和科研人員創新的積極性已經調動起來，以創新求發展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識，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提高。
（二）解決城鄉二元結構矛盾，實現鄉村振興，是當前面臨的又一次結構大調整的戰略任務。
黨的十九大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提出了鄉村振興目標和城鄉融合發展戰略，從戰略依據、戰略目標到戰略舉措形成一個完整的戰略組合。
回顧改革開放的歷程，我們以改革促發展，把消費資料、生產資料、基礎設施、第三產業都搞上去了，在經濟結構上剩下最后一個硬骨頭，就是城鄉結構。城鄉差距大不僅關系到農村的5億多人口能不能與全國人民一道共享改革發展成果，過上體面的生活，也蘊藏著巨大的發展潛能。實現鄉村振興，使農民的收入水平能夠趕上城市人口的收入水平，使農業勞動生產率能夠趕上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把農村建設得比城市更漂亮、更宜居，是我國經濟結構調整面臨的重大歷史任務，也是亟待釋放的經濟發展最大新動能。
城鄉差距大是社會主要矛盾的集中體現。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集中表現在城鄉之間發展不平衡和農村發展不充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在2.7:1；農業勞動生產率僅為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28%，缺乏國際競爭力。區域發展差距本質上是城鄉差距的反映，因為中西部的城市同沿海地區城市沒有什么太大差距，主要是中西部的農村遠遠落后于沿海地區農村。社會發展滯后于經濟發展，主要表現在農村的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嚴重落后于城市。生態環境壓力加大主要體現在農產品質量安全、農業面源污染堪憂和農村環境的臟亂差上。導致城鄉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是城鄉市場發育程度不同。城市的各類生產要素都已經市場化了，農村卻處在半市場化或非市場化狀態。按照商品流動規律，農村的生產要素40年來源源不斷流向城市，而城市的要素卻流不到農村去。
黨的十九大提出要建立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關鍵是要建立城鄉統一的全要素市場體系，發揮市場對城鄉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要全面認真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精神，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激活土地資本。農民憑借對農村土地的用益物權，可以抵押、擔保、轉讓、入股，獲取財產性收入。以農村土地為平臺，吸引城市資本下鄉。今年4月15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對建立城鄉統一的要素市場做出了具體部署，提出“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就地入市或異地調整入市；允許村集體在農民自愿前提下，依法把有償收回的閑置宅基地、廢棄的集體公益性建設用地轉變為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落實這些改革舉措，就能為農村發展籌集和吸引大量資金，支持農業現代化、新農村建設和農民工市民化，從而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做出貢獻。
（三）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完成現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打下決定性基礎。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現階段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2020年要建成的全面小康社會，與2000年已經達到的總體小康水平相比，是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的小康社會。按照黨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戰略部署，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礎上，將分兩步走，在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誠然，我們在前進道路上會遇到各種困難和挑戰，但任何艱難險阻都擋不住已經覺醒了的近14億中國人民前進的步伐。
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之年。做好當前工作，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圓滿實現，是全黨全國人民團結一致為之奮斗的緊迫任務。我們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突出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大局穩定，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收官打下決定性基礎，以優異成績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
黨的十九大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并依據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農村發展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難點，又是貫徹新發展理念、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重點。要抓緊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動員各方面力量積極投入農業現代化、新農村建設、農民工市民化和特色小鎮建設，加快鄉村振興進程。通過全面深化農村體制改革，促進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雙向自由流動，促進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民收入提高，加快補齊農業農村發展短板。
打贏脫貧攻堅戰，確保一個不落地實現全面小康，這一任務非常艱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目前我國尚未脫貧的人口主要集中在自然條件較差的農村和缺乏勞動力的家庭。應動員全社會力量幫扶困難地區、困難家庭提高生產能力和就業技能，建立造血機制。要細心篩查，不漏過一個貧困戶。根據致貧原因和當地條件，有針對性地實施科技扶貧、就業扶貧、易地扶貧搬遷、生態扶貧、信息扶貧、教育扶貧等舉措。
把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作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任務。城鄉區域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既是城鄉和區域發展不平衡的重要表現，又是導致城鄉和區域發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特別是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交通通信、市場中介等方面城鄉差距較大，已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著力解決的問題。應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加快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解決社會事業發展滯后于經濟發展的問題，努力滿足人民在教育、醫療、養老、文化等方面的多層次多樣化需求。
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關鍵在于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必須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在脫貧任務重的地方，要加強領導力量和人力財力物力支持，特別是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發揮廣大黨員在脫貧攻堅奔小康中的先鋒模范作用。
“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回首70年歷史，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黨和國家各項事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我國經濟總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社會生產力、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會保障水平大幅提升，綜合國力、國際競爭力、國際影響力大幅增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正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深入貫徹黨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緊緊圍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統籌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位一體”建設，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黨和國家事業正在揭開更加輝煌燦爛的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