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為新時代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了有力保證。本文針對經濟發展領域相關問題，從經濟主體獲得穩定預期、國家順利邁向中高收入階段、實現效率與公平協調發展、高質量發展目標下的產業基礎能力提升、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生態環境資本的提升等視角，分析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完善將給我國經濟中長期發展帶來的制度紅利。
關鍵詞:經濟體系 成熟定型 社會主義制度
【中圖分類號】F28 【文獻標識碼】A
制度體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為各經濟主體提供良好而穩定的預期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總結歷史和面向未來相統一、保持定力和改革創新相統一、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相統一的三個“相統一”，為有力推動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不斷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提供了理論基礎。這必將為新時期經濟活動各主體提供良好且穩定的預期，而良好、穩定的預期是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必要前提。
從經濟學視角來看，一個經濟體系得以長期持續運行，最為關鍵的要素就是有其穩定的預期。這一預期必須具有可信的現實基礎和可行的接續傳承基礎，同時還必須具備得到廣大參與者充分信任的公信力。首先，只有這個經濟體系擁有了可信而穩定的預期，參與該經濟體系活動的各主體才能廣泛認同并積極參與其中，才能使相關的各種經濟活動規模得以持續擴張；其次，只有長期良好而穩定的預期，才能真正把預期收益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實際收益，吸引更多參與者進入并擴大規模，進而通過參與規模持續擴張獲得更高的收益，即，形成“良好預期-實際收益-規模擴張”的良性循環；第三，只有擁有良好而穩定的預期，經濟體系才能通過“金融信用”等方式來增加經濟規模擴張的“動能”，推動經濟持續發展。反之，如果一個經濟體系所處的制度環境不能為其提供穩定的預期，那么各級經濟主體參與經濟活動就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也就無法使民眾形成積極的參與意愿，繼而難以形成長期穩定的規模擴張和經濟發展。在這一背景下，整個經濟體系也必然承受并不斷累積巨大的系統風險。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探索中形成的科學制度體系”。新中國成立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充分顯示了這一制度體系和國家治理體系的生命力和優越性，在中國發展實踐中發揮了多方面的顯著優勢。同時，這一制度體系和國家治理體系植根中國本土、具有中華文化基因，得到了廣大民眾的認同。推動這些具有理論和實踐基礎、在現實中取得顯著成效、得到社會普遍認同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為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建立了可信、良好、穩定的預期，這一穩定預期是未來階段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堅實基礎。
基本經濟制度優勢轉化為經濟體系治理效能，為順利邁向中高收入階段發展提供有力保證
此次全會，明確將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升為基本經濟制度。這一基本經濟制度的主要特征體現在，既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充分發揮政府作用；既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既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又堅持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既加快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也推動科技創新體制機制的完善和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建設。本次全會推動這一卓有成效的經濟制度體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把我國經濟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經濟體系的治理效能，既為我國從中等收入發展階段邁向中高收入發展階段提供了“動力”，也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
站在發展經濟學的視角，一個經濟體系進入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隨著勞動力價格、土地資源和自然資源價格逐步上升，以往人口與勞動力紅利、土地與資源紅利的“比較優勢”將逐漸失去，將面臨著能否推動中等收入向中高收入階段轉換的“動力”來源問題，即能否順利跨過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一個經濟體系是否在中等收入發展階段，逐步在某些領域、某些產業形成了自身的優勢（市場占有率優勢，核心技術和產業標準優勢，引領產業發展方向的企業優勢和產業群優勢等），是決定其能否順利進入中高收入發展階段的關鍵所在，這便是各經濟體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路徑。
從中國的發展實踐來看，隨著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已經在若干領域建立了自身的“產業優勢”。也就是說，中國經濟，在若干產業發展方向、若干產業技術領域、若干引領性企業中形成了自身在國際市場中的比較優勢，及時替代人口與勞動力紅利、土地與資源紅利而形成新的“產業優勢”，基本具備了跨越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條件。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從探索實踐到逐步成熟逐步定型的過程中取得的。從發展經濟學視角來看，中國經濟在70年的發展歷程中，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以來的4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有效地發揮了其經濟治理和經濟發展能力。這些在發展過程中積累起來的能力，不僅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成為成熟定型的制度機制，也使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經濟治理效能，更為邁向中高收入階段的發展尋求到源源不斷的“動力”。換言之，適合中國國情的經濟制度，是過去中國經濟取得巨大發展成就的根本保障，也必將是我國邁向中高收入發展階段的制度保障。
民生保障制度和社會保障體系更加完善，為效率與公平相協調的經濟社會發展構建制度基礎
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統籌城鄉的民生保障制度，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這對于中國經濟社會的長期穩定發展而言，是基礎性的制度保障。
從經濟學理論和實踐來看，一個經濟體系的政策目標是：促進經濟穩定運行增長，抑制通貨膨脹，保障較為充分的就業，促進社會各群體各階層間的公平，保障社會的和諧穩定。而民生保障制度特別是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是經濟體系多項政策目標的共同要求。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是保障社會穩定的基礎，是整個社會各群體矛盾的“緩沖器”，也是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助推器”，更是引導市場供需穩定、金融風險穩定、產業經濟穩定、企業運營穩定的基礎。
本次全會提出的相關制度完善主要包括：健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國家基本公共服務制度體系；注重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保障群眾基本生活；健全有利于更充分更高質量就業的促進機制，完善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強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等。這些方面的制度完善，是保障國民經濟體系穩定運行、持續增長的必要前提。反之，在長期高速發展過程中累積起來的矛盾問題，如果不能通過民生保障制度和社會保障體系來有效解決的話，不僅使社會系統無法穩定，也必然導致經濟體系的不穩定，并引致經濟體系的風險爆發。
另一方面，要實現上述制度的完善，有賴于穩定的國家財政收入，才能有充足的財力來保障和改善民生。因此，“效率”與“公平”相輔相成。也就是說，民生保障制度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可為經濟體系長期向好發展提供穩定的制度環境；而要真正實現民生保障制度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則需要各經濟主體效率目標和利潤目標的實現。因此，民生保障制度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應當與“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等制度的完善有機結合，真正形成效率與公平相協調的制度機制，保障經濟主體的效率目標得以實現、發展成果得以公平共享。
發揮中央和地方積極性的體制機制，為高質量發展目標下的產業基礎能力提升提供制度保障
從經濟學視角來看，一個經濟體系的持續增長，需要不斷的產業升級和不斷形成新的產業，進而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而產業升級、新產業領域形成的一個必要條件，是能夠同步或有所超前地投資建設相關的產業基礎設施。而對于尚未形成規模利益的新興產業而言，作為整個產業鏈“公共品”的產業基礎設施，在完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存在“市場失靈”問題的。誰來構建需要龐大投資的產業基礎設施，也就成為了制約產業升級和新興產業快速發展的關鍵性障礙。
此次全會提出，“堅持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健全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體制機制”，為解決持續的產業升級和新興產業基礎設施的建設問題提供了制度性保障。這一體制機制的最大優勢在于，經濟決策不局限于短期成本-收益、局部成本-收益考量，而是著眼于整個國民經濟體系、著眼于國民經濟中長期發展目標。這既是過去階段中國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的有效經驗之一，也是未來階段維持持續發展動力的顯著優勢之所在。
在以高質量發展為目標的新發展階段，強化對新興產業、需要補足短板的產業（特別是產業鏈中的“卡脖子”技術產業）、創新產業的基礎性技術產業的投資，通過產業和產業技術的更新換代，帶動各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是其一般路徑。而這一路徑必然以提升產業基礎能力為前提。“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體制機制，有利于推動著眼于高質量發展這一長遠目標的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通過符合未來產業發展方向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的投資，為未來經濟高質量發展建立良好的基礎條件。
民生保障制度、社會治理制度、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為經濟持續發展所需的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生態環境資本賦能
此次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統籌城鄉的民生保障制度，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堅持和完善繁榮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制度，鞏固全體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保持社會穩定、維護國家安全”“堅持和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等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目標，對于國家層面、民眾層面的全面發展，必將起到制度性的促進作用。
從發展經濟學的視角來看，國家層面的發展和個人層面的發展，并非只是物質財富的增長，而是包括物質財富、社會財富、生態環境財富的協調發展。從經濟學的增長理論角度來看，經濟增長要素不僅是物質資本和勞動力，也包括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和生態環境資本；不僅是這些資本的數量增長，更為重要的是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和生態環境資本的質量提升。
從中國發展實踐來看，在過去階段的粗放型增長過程中，較大比例的增長來源于物質資本的增長和勞動力紅利，不可避免地累積了社會矛盾和生態環境問題，使得這些矛盾和問題成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因素，亦即，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生態環境資本的“短板”成為制約經濟持續增長的原因。
此次全會提出的“構建服務全民終身學習的教育體系”“強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等，將為人力資本質量提升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等，將對社會資本的有效形成起到積極作用；“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全面建立資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態保護和修復制度”“嚴明生態環境保護責任制度”等，必將對提升生態環境資本的使用效率起到制度性的引導作用。通過制度性地促進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和生態環境資本的改善，帶動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本文作者為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全國政協委員】
參考文獻
[1]鐘茂初：《中國特色“發展經濟學”的豐富意蘊》，《人民論壇》，2016年6月（下）。
[2]《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保障——論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人民日報》，2019年11月2日。
責編：臧雪文 （見習）/ 董 楠（見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