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占斌：中國共產黨不斷提高穩定社會秩序和駕馭現代化發展的領導能力，是新中國取得現代化建設成就的關鍵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在中國人民手中，不可能成為了可能。”
中國之所以能夠用幾十年時間走完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首先，在于中國共產黨堅決擔負起推進國家現代化的使命，不斷提高穩定社會秩序和駕馭現代化發展的領導能力。其次，在于中國共產黨在與時代同行的實踐中勇敢推動理論創新，堅定不移走符合自己國情、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第三，在于中國共產黨牢牢堅守人民立場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扭住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不動搖。第四，在于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創造出了偉大改革開放精神，很好把握了發達國家產業技術轉移等戰略機遇。第五，在于中國共產黨精心設計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捍衛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兩個毫不動搖”。——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中國社會科學網，2019年5月8日）
馮俊：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發展社會生產力——70年國家治理的重要啟示
現代化建設就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新中國成立70年的經驗告訴我們，無論遇到什么情況，都不能動搖和影響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偏離了這個中心就要犯錯誤。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是發展生產力。如果生產力不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就會遇到極大的困難，社會主義優越性就會喪失最根本的經濟源泉。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發展才是硬道理。40年改革開放，通過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創新推進生產力的發展和進步，通過生產力的發展和進步推動經濟的發展和繁榮；通過改革不適應或者限制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解放和激發社會活力。——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清華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學術委員（《前線》，2019年第9期）
徐永軍：新中國70年國家政權建設的偉大成就——一條道路、一個理論、一套制度體系、一種政治局面
70年國家政權建設成就輝煌，有目共睹，其中最根本、具有開創性和歷史性的成就，可以用“四個一”來概括，即一條道路、一個理論、一套制度體系、一種政治局面。
一條道路，就是成功開辟、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實踐不斷豐富和發展；一個理論，就是形成了加強我國國家政權建設的科學理論，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建設的規律性認識不斷深化和積累；一套制度體系，就是形成了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不斷提高；一種政治局面，就是鞏固和發展了我國生動活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中華民族正以嶄新姿態屹立于世界的東方。——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務委員會委員（中國人大網，2019年09月19日）
包心鑒：“中國式的現代化”生動彰顯了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價值追求
社會主義社會是以人民為主人的社會。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出發點和直接目的，就是在實現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基礎上，努力改善人民生活，著力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在人口多、底子薄、發展又極不平衡的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尤其要把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根本任務和核心內容。這正是鄧小平明確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的根本出發點。他明確指出，我國的現代化之所以叫“中國式的現代化”，就是要“把標準放低一點”，在首先擺脫貧窮的基礎上達到“小康水平”，這是在“本世紀末”實現現代化的“一個初步目標”；在此基礎上，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時間，接近世界發達國家的水平。“中國式的現代化”目標對于發達國家來說雖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對中國來說，它“是一個雄心壯志，是一個宏偉的目標”，因為這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百年夢想，是造福十幾億中國人的偉大奇跡。——山東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濟南大學政法學院名譽院長，中國政治學會副會長（《山東干部函授大學學報(理論學習)》，2019年7期）
陳杰：新中國治理現代化的實踐是對西方現代性的吸收與超越
現代性與現代化的關系可以理解為，現代化是實現現代性的過程，現代性是現代化過程的本質屬性，是對現代化過程的提煉、總結與結晶，又反過來不斷影響和刻畫新的現代化過程。這意味著，現代性既是現代化的本質性特征，又是現代化結果的產物，進而影響未來的現代化。與其他后發國家一樣，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也經歷了資本運動邏輯和勞動解放邏輯相互博弈相互運動的過程。中國的崛起需要借鑒全人類的文明精華，包括各國的國家治理經驗與啟示，但最終需要形成中國自己的國家治理體系。在當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第五個現代化”也是最起中樞作用、最重要的“現代化”，既要承擔起承接西方舶來的現代性、融合西方現代性的歷史重任，更要超越西方話語體系中的現代性陷阱、找到符合中國國情和具有中國自己價值觀的現代性的歷史重任。——上海交通大學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國家治理》周刊，2019年10月第3期）
王炳林：戰略思維、辯證思維、歷史思維是70年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形成的科學思維
一是戰略思維。新中國70年能夠成功走過來，今天進入新時代繼續發展，戰略思維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說我們黨善于從戰略上、從全局上、從整體上來分析和把握問題。二是辯證思維。所謂“辯證思維”，就是運用矛盾分析問題。在普遍聯系和發展當中看問題，在復雜的表象背后抓住事物的根本。“辯證思維”既強調“兩點論”，又強調“重點論”。“兩點論”就是一分為二、不走極端、不搞形式主義，同時講“辯證法”而不是詭辯論。重點論就是抓重點，要時刻清楚什么時候是重點、哪些問題是重點。要善于抓重點，分清主次。三是歷史思維。古人講“預知大道，必先唯史”。知道大的發展規律，歷史是必修之課。要善于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把握歷史的發展規律，做好歷史的資政育人工作。——教育部高等學校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上觀新聞，2019年10月18日）
郭廣銀：物的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必須辯證統一
在中國特色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物的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必須辯證統一、協調發展。如果缺乏物的現代化作為支撐，那么人的現代化也不過是空中樓閣、鏡花水月；如果只重視物的現代化層面，就會出現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等種種問題，而且人的現代化如果跟不上，就會成為持續推進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巨大障礙。70年中國現代化建設之路告訴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當前在繼續推進物的現代化的同時，必須高度重視人的現代化問題。要確保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全體中國人民的現代化創造更好的物質前提；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等為人的政治現代化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大力發展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事業，為人的現代化提供資源保證，同時以美麗中國建設為人的現代化提供可持續的發展空間。持續深入推進物的現代化，在更高水平上推動和實現人的現代化，是新時代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崇高使命。——江蘇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主任，東南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研究院院長（《光明日報》，2019年9月27日11版）
張云飛：群眾路線是新中國推進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法寶
長期以來，我們黨將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點運用在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全部實踐活動中，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黨將群眾路線運用到了國家治理的各個領域中，創造性地開展了豐富多彩的群眾工作，形成了國家治理的中國之道。以經濟治理為例，我們已經形成了完整的貫徹群眾路線的經濟治理思路：謀劃發展思路向人民群眾問計，查找發展問題向人民群眾討教，改進發展措施向人民群眾問策，落實發展任務由人民群眾發力，衡量發展成效由人民群眾評判。這樣，隨著群眾路線介入經濟管理，就形成了經濟治理的中國之道。——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國家治理》周刊，2019年3月第2期）
何雪松：尋找新的“合”力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推動力
近代中國就面臨人心分散的巨大挑戰，這是“分”的現實。新中國成立以來，在共產黨領導下，通過組織體系把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組織起來，“合”成為這個社會的主要特征。改革開放以來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分”體現在家庭聯產承保責任制、“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市場化改革，這一時期的“分”給社會帶來充分活力的同時遭遇團結的巨大挑戰，社會矛盾問題突出。2004年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標志著進而一個更加強調“合”的階段，強調社會建設、社會管理、社會組織，以及現在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加強從嚴治黨，通過黨領導和組織社會，尋找新的“合”力。但需要注意的是社會層面“分”的趨勢仍在不斷的繼續，主要表現在：一是人群分層；二是人戶分離；三是身心分隔，這需要系統、制度和心靈層面的整合。——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中國社會科學網，2019年10月15日）
王宗禮：現代化目標、民族復興目標和理想社會目標的相互疊加是新中國70年現代化歷程的基本規定
中國實質意義上的現代化道路是從新中國成立后才開啟的。70年來，中國的現代化道路經歷了現代化道路的初創期、曲折探索期、形成發展期以及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四個發展階段。現代化中國道路既不是對西方現代化道路的簡單模仿，也不是對蘇聯東歐現代化模式的照抄照搬，更不是對東亞現代化道路的簡單復制。它的基本規定性是：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和強有力的國家制度；現代化目標、民族復興目標和理想社會目標的相互疊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制度基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突出優勢以及改革開放的強大動力。現代化中國道路突破了西方現代化理論關于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二分法的理論，超越了西方現代化理論關于西方價值觀念和文化是現代化的根本動因的理論，也是對西方政治發展理論、經濟發展理論、人的現代化理論的超越和突破。——西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9年4期）
責編 / 李 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