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由于新型冠狀病毒的宿主或中間宿主有可能是野生動物，因此，在防控疫情阻擊戰的關鍵時刻，我們必須嚴格執行《野生動物保護法》，堅持全面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同時，要重新檢視并不斷完善這一法律。這樣，才能有效切斷病毒傳播的源頭，確保國家生態安全、公共衛生安全和人民身體健康。
關鍵詞:野生動物保護法 生態安全 公共衛生 生命安全 身體健康
【中圖分類號】D912.6 【文獻標識碼】A
野生動物中存在有可能危及人類身體健康的大量細菌、病毒、寄生蟲等隱患，如果人類對野生動物資源進行不當索取，就會導致疾病尤其是一些傳染病在人群中流行，引發公共衛生風險事件。2020年2月5日，在防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阻擊戰的關鍵時刻，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強調指出，“要加大對危害疫情防控行為執法司法力度，嚴格執行傳染病防治法及其實施條例、野生動物保護法、動物防疫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等法律法規，依法實施疫情防控及應急處理措施”。他強調，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環節發力，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法治保障。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嚴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以下簡稱為《野生動物保護法》），并重新檢視、不斷完善這一法律，為國家生態安全和人民身體健康提供切實有效的法律保障和支持。
推進野生動物保護的科學立法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十分重視野生動物保護立法。1950年，在百廢待興之時，中央人民政府就發布了《關于稀有生物保護辦法》。在推進依法治國方略的過程中，1988年，我國正式頒布了《野生動物保護法》。2004年、2009年、2018年，我國分別對之進行了三次修正、修改；2016年，進行了一次修訂。但是，這一法律仍然不盡人意，亟待進一步修正和修訂。
現行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已經引入了“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維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平衡”“野生動物資源屬于國家所有”“支持野生動物保護公益事業”“不得虐待野生動物” “尊重社會公德”“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等先進理念，但仍沒有處理好野生動物保護和利用的內在緊張關系，經濟效益導向或市場經濟導向的痕跡仍然較為明顯。因此，在堅持上述科學理念的同時，現在有必要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按照下述理念進一步完善野生動物保護法。
堅持生命共同體的理念。我們不能將野生動物看作是單純的“資源”，簡單地按照“功利——商業性保護”的方式對待野生動物。1992年通過的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明確要求國際社會要“意識到生物多樣性的內在價值”。當然，在哲學上，內在價值是一個容易引起分歧的概念，具有復活物活論的危險。根據生態科學和生態哲學的發展成果，我們必須立足于整個自然系統的構成和進化來看待人與野生動物的關系。在這個問題上，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創造性地提出了“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的科學理念。生命共同體即有機生態系統，指自然界的所有存在物之間都存在著內在的關聯，是不可分割、無限循環的有機鏈條。生命共同體，既包括無機物，也包括有機物；既包括人，也包括自然；既包括馴養動物，也包括野生動物。人與野生動物的關系是生命共同體中成員與成員之間的關系。人類的生存不能危害野生動物，野生動物的存在也不能危害人類生存。只有二者各守其道，才能實現人與野生動物的和諧共生。如果人類不當地對待野生動物，那么，就會危害到生命共同體，最終會影響到人類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堅持總體安全的理念。我們應該將現行野生動物保護法中“維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平衡”的考量上升到維護國家總體安全。生態平衡是生態系統優化的簡單初級狀態，生態安全是生態系統優化的復雜高級形態。生態安全一般是指生態系統達到多樣性、系統性、穩定性的狀態和水平。人類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要以生態安全為基礎條件和重要保證。韓國《環境與健康法》第一條開宗明義地指出，為了預防和維護公眾健康和生態安全，減少環境污染和有毒有害化學品對公眾健康和生態系統的影響和損害，特制定《環境與健康法》。因此，我們也有必要將生態安全的理念引入到野生動物保護法中，進而從生態安全上升到總體安全的高度來看待野生動物的保護以及人與野生動物的關系。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樹立總體國家安全觀，走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總體安全，包括國土安全、政治安全等傳統安全，也包括生物安全、資源安全、生態安全、核安全等非傳統安全。人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是國家總體安全的應有之義，非傳統安全與人的生命安全之間存在著復雜的相互關聯，尤其是生態安全直接影響著人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如果人類以不當方式對待野生動物，那么，就會引發和加劇生態安全風險，最終會影響到人類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堅持敬畏生命的理念。近代以來，“人定勝天”成為了流行的哲學觀念。在其支配下，人類以征服者姿態對待自然和野生動物，結果導致了自然對人的報復，野生動物對人的懲罰。于是，西方出現了“動物權利法”和“動物福利法”。當然，“動物權利”和“動物福利”是一種擬人化的表達。在科學反思和系統把握人與自然關系的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這樣，在科學認識自然的基礎上敬畏自然就成為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倫理法則。敬畏自然就是要在聽命自然和征服自然之間維持一種必要的張力，在承認和尊重自然的系統價值的基礎上，將人與自然的關系納入到道德規范和評價體系當中，善待生命。一種行為，當其有助于維護生命共同體的多樣性、系統性、穩定性時，就是善的；反之，就是惡的。敬畏生命和善待生命是敬畏自然的題中之義和內在要求。因此，我們亟需將“不得虐待野生動物”的要求提升到“敬畏生命和善待生命”倫理的高度。
堅持生態共享的理念。野生動物的可持續存在所具有的系統價值是生態系統和生命共同體可持續存在的基礎，是保證全體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的共同財富，由此形成的生態產品和生態服務理應為大家共享。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提出，“認識到許多體現傳統生活方式的土著和地方社區同生物資源有著密切和傳統的依存關系，應公平分享從利用與保護生物資源及持久使用其組成部分有關的傳統知識、創新和做法而產生的惠益”。我國現行的《野生動物保護法》明確規定了野生動物的國家所有的性質和野生動物保護的公益事業的性質。但是，我國在野生動物利用收益方面存在著較為嚴重的配置不公的問題。非法捕殺和買賣野生動物為一些亡命之徒帶來了暴利，但卻并未對國家生態安全作出補償，甚至引發了疾病傳播和公共衛生風險事件。因此，我們必須牢固樹立生態共享的科學理念。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共享發展就要共享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各方面建設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權益。”顯然，全面共享要求生態共享，生態共享是全面共享的表現和表征。當然，我們也不能以共享開發和利用野生動物的經濟收益為借口來大肆捕殺和買賣野生動物，我們強調的生態共享是要保證全體人民能夠從野生動物的可持續生存中獲得審美愉悅和保持身心健康。
在將上述理念納入野生動物保護法的基礎上，我們也應該按照上述理念進一步完善《傳染病防治法》《動物防疫法》《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水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法律法規；同時，要按照上述理念研究制定《生物安全法》《生態安全法》《環境與健康法》《生態與健康法》等法律。
推進野生動物保護的嚴格執法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規范實施和嚴格執行。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法》明確提出，“國家對野生動物實行保護優先、規范利用、嚴格監管的原則”。但在現實中，野生動物保護和利用的領域之所以會出現一系列亂象，從而危害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很大程度上同執法失之于寬、失之于松有很密切的關系。因此，必須以這次疫情阻擊戰為契機，全面推進野生動物保護領域的嚴格執法。
擴展野生動物保護和禁止利用野生動物的法律范圍
在野生動物保護的范圍和禁止利用野生動物的范圍方面，我國現行法律恩澤的范圍較為有限，亟需擴展。
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法》，我國保護的野生動物主要包括以下兩種類型：一是珍貴、瀕危的陸生、水生野生動物；二是具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很明顯，這一規定存在著范圍有限的問題。就前者來看，一些不屬于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動物物種，卻有可能是細菌、病毒、寄生蟲的宿主或者中間宿主。當這些野生動物身上的細菌、病毒、寄生蟲由于自然的或者人為的原因傳播到人群中，可能會引發疾病甚至公共衛生風險事件。因此，應將這類野生動物也納入到保護范圍當中。就后者來看，又可能存在著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可能會將具有其他價值的野生動物排除在保護范圍之外。在這個問題上，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明確要求，要意識到生物多樣性及其組成部分具有的生態、遺傳、社會、經濟、科學、教育、文化、娛樂和美學價值。“生態價值”“科學價值”“社會價值”不能包括和指代這些系統價值，如果這些系統價值喪失，不僅會影響到生物安全和生態安全，而且會影響到人類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因此，應該考慮將具有這些系統價值的野生動物納入到保護范圍當中。二是“社會價值”有可能被簡化或降解為經濟價值，這樣，就有可能出現以社會價值為名的捕殺、出售、購買、消費野生動物的違法亂紀現象，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安全造成破壞，對人類的安全和健康造成威脅，甚至引發公共衛生風險。因此，我們必須將“社會價值”細化和具化為系統價值。
就禁止的范圍來看，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一條明確規定，“禁止獵捕、殺害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但又指出，“因科學研究、種群調控、疫源疫病監測或者其他特殊情況”可以向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申請特許獵捕證進行獵捕。這里關于“其他特殊情況”的規定存在寬松的問題，可能為亂捕濫殺野生動物留下余地和借口，因此，需要將之細化甚至完全取消。就“捕獵”和“殺害”的情況來看，美國《瀕危物種法》第九條禁止任何人捕殺美國境內的瀕危魚類或者其他野生動物。“捕殺”被定義為不僅包括狩獵，而且包括騷擾、傷害、捕捉或者試圖作出上述行為。相比之下，我國對“獵捕”和“殺害”的規定過于寬松，因此，應該考慮借鑒美國的上述規定。同時，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七條明確規定，“禁止出售、購買、利用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及其制品”，但是，“因科學研究、人工繁育、公眾展示展演、文物保護或者其他特殊情況”，經過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批準后，可以取得和使用專用標識來出售、購買、利用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及其制品。顯然，“公眾展示展演、文物保護或者其他特殊情況”與野生動物保護毫無關系，不僅失之于寬松，而且為商業利用野生動物留下了余地和借口。因此，我們建議從《野生動物保護法》中刪除“公眾展示展演、文物保護或者其他特殊情況”等內容規定。
總之，根據疫情的演變趨勢和生態安全的發展態勢，國家應該擴展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擴展限制國內外貿易的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名錄。在我國已經徹底告別物質短缺和食品短缺的情況下，出于維護國家總體安全和公共衛生安全的考慮，我們甚至可以考慮將所有的野生動物都納入到保護范圍當中，完全取締除安全可靠的人工馴養繁育野生動物之外的野生動物或者其制品的貿易。
覆蓋野生動物保護執法的全部法律對象和法律領域
我國涉及野生動物的保護、研究、馴養、生產、銷售、流通、消費等環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都存在著導致生態風險進而引發健康風險的問題，因此，必須實現野生動物保護執法對象和領域的全覆蓋。
從自然保護領域來看，現在亟需擴展保護范圍。在這方面，美國環保人士開始嘗試通過申請程序迫使漁獵局增補更多受保護的物種。在遵守《野生動物保護法》的原則和機制的基礎上，我國也應該向公眾開放這一領域，允許科技教育人員、自然保護人員等社會各界人士提出增補保護野生動物的名單。同時，在生態文明制度創新和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我國已經建立了國家公園體制，并設立了相應的國家公園行政管理機構，建立了東北虎、大熊貓等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的國家公園。但是，根據目前疫情的發展情況和野生動物保護的趨勢，還需進一步增加野生動物保護方面的國家公園。按照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建立國家公園體制總體方案》，在國家公園中，必須嚴厲打擊偷捕盜獵野生動物的違法犯罪行為。但是，現在偷捕盜獵野生動物的行為仍然時有發生，因此，當下必須將依法嚴厲打擊和堅決取締偷捕盜獵野生動物的行為作為執法重點。
從科學研究方面來看，出于科學研究和社會公益的目的，我國的一些科研機構經過國家野生動物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批準后，可以從事相關的野生動物的科學實驗和科學研究。這些實驗和研究一般符合生物安全和生態安全的規定和流程。出于維護生態安全和公共衛生安全的考慮，當下在執法檢查中，必須注意科研機構的科研倫理和社會公信的問題。重點問題包括：一是作為實驗和研究對象的野生動物來源的合法性問題，即嚴格檢查是否存在非法來源的情況；二是在實驗和研究的過程中對待野生動物的生物倫理和生態倫理的問題，即嚴格檢查是否存在虐待和濫殺野生動物的現象；三是在實驗和研究結束之后淘汰的野生動物的流向和處置的問題，即嚴格檢查是否存在將淘汰和廢棄的野生動物非法流入社會尤其是市場的情況。
從馴養繁育方面來看，出于保護基因和物種可持續性的目的，經過法定程序，國家支持有關科學研究機構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在這方面，執法檢查的重點應是：一是在有必要采用野外種源進行馴養繁育時是否按照《野生動物保護法》進行，是否存在非法采集的問題，是否存在影響和破壞基因和物種可持續性的現象。二是在馴養繁育中是否存在虐待和濫殺野生動物的行為，是否符合技術標準和防疫檢疫要求，是否遵守和符合相關的生物倫理和生態倫理。三是在馴養繁育后形成的子代是否能夠確保基因和物種的可持續性，是否存在生態風險和健康風險。四是在編制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穩定后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時，列入名錄的野生動物及其制品進入流通和市場環節是否有嚴格的防疫檢疫，是否存在生態風險和公共衛生安全風險。
從生產方面來看，在目前疫情阻擊戰還沒有取得勝利的情況下，國家必須嚴格禁止以野生動物為生產加工對象和原料的相關生產和經營行為。重點應該檢查與野生動物利用相關的藥品和食品的生產和餐飲行業是否遵守《野生動物保護法》，是否遵循可持續發展的原則。當然，在常規情況下，在藥品生產和食品生產的原料來源上，在確保基因和物種可持續的前提下，可以使用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穩定后的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在不能確保野生動物基因和物種可持續的情況下，也應該將人工替代作為發展方向。但是，在人工替代時，必須避免基因污染，必須通過嚴格的生物安全評估和生態安全評估，必須經過嚴格的防疫檢疫，必須防范和避免任何形式的生態風險和公共衛生安全風險。
在銷售和流通方面，在目前疫情阻擊戰還沒有取得勝利的情況下，國家也必須嚴格禁止野生動物以任何形式進入銷售和流通環節。同時，必須嚴格檢查是否嚴格遵守《野生動物保護法》第十五條第三款的規定，嚴格“禁止以野生動物收容救護為名買賣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對違反者尤其是枉顧生態安全和公共衛生安全牟取暴利者，必須依法嚴懲。待疫情阻擊戰勝利之后，在經過嚴格的安全評估和防疫檢疫的程序之后，可以討論相關的銷售和流通問題。一般原則是，在保證基因和物種可持續的前提下，經過防疫檢疫的，在確保生態安全和人體安全的，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穩定后的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可以進入銷售和流通環節，可以進入餐館。但是，必須嚴格禁止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進入銷售和流通環節、進入餐館。
在消費環節，在目前疫情阻擊戰還沒有取得勝利的情況下，國家必須嚴格禁止消費者食用以野生動物為原料的食品，必須嚴格禁止食用“野味”。目前，必須將食用野味作為執法檢查的重點。待疫情阻擊戰勝利之后，在不違反可持續性原則的前提下，為了保證食物來源的多樣性和人體健康，可以允許消費者食用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穩定后經過嚴格的安全評估和防疫檢疫的野生動物及其制品。
總之，我們必須對涉及野生動物的保護、研究、馴養、生產、銷售、流通、消費等環節實行全過程的監管，嚴格執法，筑起保護野生動物、維護生態安全和人體健康的銅墻鐵壁。
擴展野生動物保護執法的可能法律主體和法律部門
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法》指出，國務院林業草原、漁業主管部門分別主管全國陸生、水生野生動物保護工作，即國務院林業草原、漁業主管部門為野生動物保護執法的主體。但是，在這方面仍然存在著一些亟待優化的問題。
目前，由于疫情涉及到人與野生動物的關系、涉及到人與野生動物的安全和健康的問題，因此，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在加強日常執法的基礎上，必須加強與公安部門、生態環境部門、自然資源部門、應急管理部門、市場監管部門、衛生防疫部門、動植物檢疫部門等部門的聯合執法，堅決取締和嚴厲打擊非法捕獵和濫殺野生動物的行為，嚴厲打擊破壞和毀壞野生動物棲息地、自然保護區、國家公園的行為，堅決取締和嚴厲打擊非法野生動物的研究、馴養和繁育、生產和加工、流通和銷售、制作和食用的行為，堅決取締和嚴厲打擊非法跨境野生動物貿易的行為，堅決取締和嚴厲打擊非法輸出我國野生動物的行為，堅決取締和嚴厲打擊非法輸入外來野生動物物種尤其是外來有害野生動物物種的行為。
在此基礎上，國家應該允許和授權社會團體和公民個人參與野生動物保護執法。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法》第六條明確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有保護野生動物及其棲息地的義務，都有權向有關部門和機關舉報或者控告違反本法的行為。美國的《瀕危物種法》同時授予了私人執法權。美國漁獵局關于該法的實施規則規定，如果聯邦政府行為可能影響瀕危物種或者其主要棲息地時，必須啟動咨詢程序。據此，除了相關的政府部門之外，我們也應該考慮擴展野生動物保護執法的主體，至少應該允許野生動物行政主管部門之外的社會主體參與野生動物保護執法，不僅要允許工會、共青團、婦聯等人民團體參與執法，而且要允許自然保護團體、環境保護團體等社會團體參與執法。這樣，才能強化野生動物保護執法的效力。
從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的行政體制改革來看，仍然存在進一步改進的空間。就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的情況來看，“林業”屬于經濟的范疇，“草原”屬于生態的范疇。從農業農村部的漁業漁政管理局來看，“漁業”也屬于經濟的范疇。眾所周知，作為國民經濟第一部門的農業分為農（狹義的農業，即種植業）、林、牧、副、漁五業。現在，由“林業”和“漁業”行政部門主管野生動物保護工作，難免會帶有較為嚴重的經濟色彩，不僅難以平衡野生動物保護和利用之間的矛盾，甚至可能導致行政和市場雙重失效的可能。這可能也是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法》內在關系緊張的重要原因。因此，基于“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的科學理念，出于從整體上加強生態保護的考慮，在未來的行政體制改革中，在堅持大部門制的前提下，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可以改革為“國家森林和草原局”，將林業管理的經濟職能劃歸農業經濟部門。條件成熟時，可以在合并國家管理森林、草原、魚類等行政部門的基礎上成立國家生態安全部，在現在的“兩部一局”的生態文明行政體制格局的基礎上（國家自然資源部、國家生態環境部、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形成“三部”的生態文明行政體制格局（國家自然資源部、國家生態環境部、國家生態安全部）。
總之，為了切實維護生物安全和生態安全、切實保障人類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在加強野生動物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執法權威的基礎上，必須允許各種合法社會主體參與執法。
推進野生動物保護的公正司法
盡管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法》第四章“法律責任”部分已經明確規定了違反該法各種行為責任者的法律責任，并明確由國家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負責相關法律責任的落實，但是，目前的執法手段只限于單純的行政處罰，而且處罰力度較輕。盡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條中，列入了“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和“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兩條罪名，但是，只有具有嚴重情節者才構成犯罪。例如，在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方面，只有價值在10萬元以上或者非法獲利5萬元以上者才被認定為“情節嚴重”。處罰力度過輕，可能是非法獵捕、販賣、加工、食用野生動物的現象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須加強野生動物保護的司法工作。
對于政法委員會來說，應該從總體上領導和指導野生動物保護方面的政法工作。一是應該按照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推動將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落實在《野生動物保護法》當中，成為該法的依據和理念。二是應該加強與野生動物保護相關的政法機構和政法隊伍的建設，推動公檢法開展野生動物保護方面的司法工作。目前，應該組織政法系統積極完善野生動物保護司法，通過在法律上阻止獵捕、殺害、販賣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的犯罪行為，維護國家的生物安全和生態安全，維護國家的公共衛生安全，維護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同時，要妥善處理這次疫情引發和有可能引發的治安事件，將維護人民群眾權益與維護社會穩定統一起來。
對于公安部門來說，必須依法嚴厲打擊涉及野生動物保護的違法犯罪活動。在我國，森林公安是具有武裝性質的兼有行政執法和刑事執法雙重職能的專門保護森林和野生動植物資源、保護生態安全、維護林區社會治安的重要力量。2001年5月9日，國家林業局和公安部聯合發布《關于森林和陸生野生動物刑事案件管轄及立案標準》。2019年12月30日，根據中央機構改革的有關決定，森林公安整體劃轉到公安部實行統一領導管理，業務上仍然接受林草部門的指導。按照中央要求和相關法律規定，森林公安職能保持不變，保護野生動物仍然是其主要職責之一。因此，公安系統應重點加強森林公安機構和森林公安隊伍建設，尤其是要不斷強化森林公安的野生動物保護的執法職能和執法權威。為全力配合做好這次疫情防控工作，2020年1月底，公安部下發緊急通知，要求公安系統依法嚴厲打擊涉及野生動物保護的違法犯罪活動。當下，各級公安機關要聯合相關部門，加強對轄區內的市場、餐飲等各類野生動物經營場所和網絡銷售情況的監督檢查和清理整治，重點檢查是否存在違法經營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的情況，并現場督促經營主體依法依規經營和整改，堅決杜絕新型冠狀病毒從野生動物交易途徑傳播到人群，確保生態安全和公共衛生安全。
對于檢察系統來說，要積極探索拓展野生動物保護領域公益訴訟。2020年1月27日，針對目前的疫情防控情況，最高人民檢察院下發《關于認真貫徹落實中央疫情防控部署堅決做好檢察機關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級檢察機關要結合公益訴訟檢察職能，嚴懲非法捕獵國家保護的野生動物的行為，注意發現野生動物保護中存在的監管漏洞，積極穩妥探索拓展野生動物保護領域的公益訴訟，積極開展源頭防控。借鑒我國環境公益訴訟的經驗，應將公益訴訟的內容明確寫入到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法中。同時，要做好相關的公益訴訟工作：一是公益訴訟的范圍應該覆蓋行政公益訴訟、刑事公益訴訟、民事公益訴訟等領域；二是公益訴訟的主體適格應該放寬，允許一切法律主體尤其是人民團體、社會團體、律師界、新聞界開展野生動物保護領域的公益訴訟；三是公益訴訟的秩序應該通過繳納保證金的方式來實現，以此來避免惡意訴訟。
對于法院系統來說，要加強涉及野生動物保護法律案件的審理和審判工作。2000年1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14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設立環境資源審判庭。目前，法院工作的重點應該包括：一是進一步建立和完善環境資源審判庭，尤其是地方各級法院未設立資源環境法庭者都應該建立相關機構；二是明確將審理和審判涉及野生動物保護法的法律案件歸入資源環境法庭工作的范圍當中，加強對涉及野生動物保護案件的專業審理和審判；三是資源環境法庭要加大資源環境公益訴訟的審判工作力度，加強野生動物保護方面的公益訴訟。
總之，只有加強野生動物保護領域的司法工作，集中依法打擊和依法查處違反野生動物保護法的大案要案，堅決摧毀跨區域犯罪團伙，積極穩妥開展野生動物保護領域的公益訴訟，切斷相關細菌、病毒、寄生蟲傳播源頭，才能為有效控制重大公共衛生安全風險、全力打好疫情防控阻擊戰提供強有力的司法保障和司法支持。
推進野生動物保護的全民守法
法律只有轉化為人們的內心信仰和自覺行為，才能發揮作用。圍繞嚴格執行野生動物保護法，我們必須推動全民知法、信法、守法。這應該包括一切社會主體。
對于各級政府及其相關工作部門來說，要嚴格對照《野生動物保護法》第四條和第八條，加強野生動物保護的宣傳教育和科學知識普及工作，鼓勵和支持社會各界開展野生動物保護法律法規和保護知識的宣傳活動。教育系統應當加強野生動物保護知識教育。公共媒體應當開展野生動物保護法律法規和保護知識的宣傳普及，并加強對違法行為的輿論監督。在此基礎上，應將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統一起來，堅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野生動物保護工作，利用現代傳播手段，以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加強涉及野生動物保護的倫理道德教育，為貫徹和落實《野生動物保護法》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這樣，才能培育好公民保護野生動物的意識。因此，有必要將加強野生動物保護倫理道德教育和宣傳的內容寫入到野生動物保護法當中。
對于一般企業來說，應該嚴格遵守《野生動物保護法》，科學防范和避免企業生產和經營活動有可能對野生動物造成的危害和傷害，將勞動保護、環境保護、生態保護統一起來，實現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的統一。
對于直接從事野生動物保護相關工作的企事業單位來說，在嚴格遵守《野生動物保護法》的基礎上，必須進一步嚴格落實保護野生動物的崗位職責，科學制定和嚴格執行野生動物保護的生物倫理準則和生態倫理準則。
對于社會團體尤其是從事野生動物保護的團體來說，要按照《野生動物保護法》的相關規定，積極開展保護野生動物的捐贈、資助、志愿服務活動，積極開展保護野生動物的宣傳、教育、普及活動，積極開展舉報或者控告違反《野生動物保護法》的違法犯罪活動，大力支持和積極推動野生動物保護公益事業的發展。同時，要自覺接受社會的監督和批評，不能以保護野生動物為幌子從事盈利活動，全力避免野生動物保護領域的社會失靈或志愿失靈。
對于所有公民個體來說，既要嚴格遵守《野生動物保護法》，又要對照《野生動物保護法》第五條和第六條，積極參與野生動物保護公益事業。關鍵是，全體公民要養成科學而自覺的“敬畏生命和善待生命”的生態倫理意識。一是要努力做到“不殺生”。除非野生動物危及到自己和他人生命，我們都要遠離獵捕、殺害野生動物的活動，要維持野生動物種群的可持續性。二是要努力做到“不食生”。不能為了滿足個人的口腹之欲，食用野生動物及其制品（食品和藥品），要遵循“君子遠庖廚”之道，形成可持續的飲食習慣。三是要做到“不穿生”和“不用生”。不能為了滿足個人炫耀性消費的需要，穿用動物皮草尤其是野生動物皮草，使用象牙等野生動物制作的首飾和裝飾品，要抵制封建腐朽文化和資本主義高消費文化，形成可持續的生活習慣。四是要努力做到“不放生”。要嚴格遵守《野生動物保護法》第三十八條，不能為了個人的精神慰藉需要、贖罪心理需要甚至是宗教目的，隨意放生動物尤其是來歷不明的動物和外來的動物。
只有全社會都動員起來、行動起來，形成遵守野生動物保護法的良好社會風氣，才能讓人道和獸道各歸其位，人和野生動物相安無事。
總之，面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阻擊戰，要在黨的領導下，嚴格執行《野生動物保護法》，堅持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統一，從源頭上切斷細菌、病毒、寄生蟲的傳播，從而有效保護國家生態安全、公共衛生安全和人民身體健康。同時，要以此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為契機，全面修正和修訂《野生動物保護法》，促進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和衛生健康工作的協調發展，使“美麗中國”和“健康中國”相得益彰。
【本文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專聘研究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專聘研究員、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專項課題“習近平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觀研究”（項目編號：18VSJ006）的階段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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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物多樣性公約》，《邁向21世紀——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文獻匯編》，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2年。
［4］［美］理查德·拉撒路斯、［美］奧利弗·哈克主編，曹明德等譯：《環境法故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
［5］米振榮：《環境資源案例裁判精要與評析》，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
［6］環保公益性行業科研專項后續研究課題組：《〈環境與健康法（學者建議稿）〉條文、理由及立法例》，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
責編：王茂磊 / 羅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