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中國方面來看，將新型大國關系從俄羅斯拓展到美國，并且取得積極成效，這無疑是一次重大的理論創新和歷史性實踐。可以說新型大國關系已經成為中國外交的框架，已經蘊含在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之中。

【關鍵詞】新型大國關系 中國外交 理論創新

【中圖分類號】D820 【文獻標識碼】A

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是新型大國關系理論和實踐的起點

新型大國關系從中俄關系起步有著深厚的歷史根源。20世紀中蘇兩黨兩國關系的歷史經驗，為我們于 20 世紀 90 年代重新定位中俄關系提供了重要的經驗參考。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接替了蘇聯的國際地位和身份，但在對外戰略上一度出現了向西靠攏的嚴重失誤，結果并沒有得到西方的尊重和認可。此時，美國還沉浸在“歷史終結論”中，對待俄羅斯這個宿敵的政策，很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英法對待德國的態度，采取了苛刻和羞辱的方式。但是，俄羅斯作為一個獨立的文明國家和繼承了蘇聯龐大資產的新獨立國家，不可能長期屈服于西方之下。盡管從權力關系上看，美國獨霸而俄羅斯相對衰落，但美俄當時并沒有心理基礎建立一種新型的大國關系，美國試圖建立的是不平等的等級體系，將俄羅斯納為西方一員，俄羅斯最多獲得美國西方盟友的待遇，而俄羅斯顯然不會滿足于此。

中國看待俄羅斯的態度和政策是不同的。中國在經歷了20世紀70年代的中美蘇“大三角”之后，于1982年黨的十二大上提出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并逐漸將處于低谷狀態的中蘇關系恢復起來。冷戰結束后的一段時期內，對于中俄關系來說，雙方仍處于一種恢復和重建關系的狀態中。因此，無論是中國，還是俄羅斯，都傾向于從相互尊重和平等的角度重新定位兩國關系。據原負責俄羅斯事務的外交部原副部長張德廣回憶，1996年簽署的《中俄聯合聲明》中，對兩國未來關系的表述是“宣布決心發展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張德廣認為，“‘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既是一個新的外交概念，也是中國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決定”。

用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重新定位中俄關系，是國際關系史上的一個創舉。中俄關系有了新定位之后，雙方在解決邊界問題上進展迅速，為穩定中國北部和西部邊疆安全，拓展與中亞的合作，建立上海合作組織奠定了基礎。2001年7月，兩國簽署《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確立兩國“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新型國家關系，2011年兩國關系升級為“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2019年提升為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發展為新型大國關系的典范。

中國將新型大國關系從俄羅斯拓展到美國

中俄新型關系的發展為新型大國關系的理論構建以及實踐打下了基礎。繼2001年“911事件”之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又是一次國際形勢巨變的重大轉折點。2009年7月17日，胡錦濤同志在第十一次駐外使節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當前，要把共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推動恢復世界經濟增長作為發展同各大國關系的著力點，鞏固和發展我國同各大國關系的成果，推動構筑總體穩定、相對均衡、合作共贏的大國關系框架，推動我國同各大國關系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經過多年的準備，就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期間，中國化危為機，將新型關系的有關理論創新和實踐運用于開拓中美關系。

2010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引發周邊和世界的極大關注，這一標志性事件迫使我們進一步思考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問題，而且是從一種積極和外向的角度加以思考。2011年版《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進一步指明，“同發達國家加強戰略對話，增進戰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妥善處理分歧，探索建立和發展新型大國關系，推動相互關系長期穩定健康發展”。正是在新型大國關系這一重要外交創新理論的推動下，中國的國際地位空前提高。

2012年2月，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訪問美國時指出，“進入本世紀第二個10年，中美關系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應該認真落實去年1月胡錦濤主席同奧巴馬總統就建設中美合作伙伴關系達成的重要共識，拓展兩國利益匯合點和互利合作面，推動中美合作伙伴關系不斷取得新進展，努力把兩國合作伙伴關系塑造成21世紀的新型大國關系”。從此，新型大國關系作為表述中美關系發展前景的一種說法迅速在太平洋兩岸流傳。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推動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新型大國關系”。在中俄新型大國關系建設取得積極成效、并成為典范的時候，中美關系就成為中國妥善處理同發達國家關系的關鍵所在。

黨的十八大以來，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成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亮點。2013年6月，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總統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安納伯格莊園會晤，雙方均同意共同努力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因此，盡管國際輿論出現了一些不利的聲音，但是中美最高領導人都重視經濟全球化以及全球性問題，并認為這種共同的國際利益需求和壓力，將使得中美這兩個最大的國家肩負起責任。

從中國方面來看，將新型大國關系從俄羅斯拓展到美國，并且取得積極成效，這無疑是一次重大的理論創新和歷史性實踐。一方面，中國謀求同諸多方面存在不同點的美國構建新型關系，這本身需要極強的理論創建能力和實踐能力；另一方面，針對美方提出過的“兩國共治論”，又要加以澄清，讓國際社會認識到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系并非是搞兩國集團。也就是說，除了要回應美方作為霸權國的關切，還要回應美國的盟友、發展中國家和鄰國的顧慮，因此，新型大國關系建設就涉及到中國外交布局的幾乎所有方面。

積極構建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系框架

中國外交布局中還有三個方面的重要內容：周邊、發展中國家和多邊。隨著全球性問題的增多，人們也意識到中小國家、超國家機構，乃至于非國家行為體，在推動全球性問題的解決和增強全球治理方面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中國的大國外交中，構建與歐洲的新型大國關系也極為重要，內涵也進一步豐富。2014年4月，中國發布了對歐盟的政策文件，其中指出，“加強與發展中歐關系是中國推動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新型大國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優先方向之一”。中國對歐外交的重心，不僅立足于經濟，例如，2017年1月，習近平主席參加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并就全球化闡述中國政府的立場，而且有深厚的文明層面的考慮，中歐關系“四大伙伴關系”定位中就含有文明伙伴關系。2014年3月，習近平主席到訪了位于法國巴黎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并在演講中提出，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選擇歐洲就經濟和文明問題作出闡述，具有很強的象征意義，歐洲是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的發源地，是西方文明的源頭。

對歐洲的重視，體現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構建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系框架”。所謂框架，就是管總，中國新型大國關系建設的目標和對象，也包括作為一種規范性力量的歐盟以及發揮積極作用的日本。此外，更具有創新性的是，還包括金磚國家在內的一批發展中大國。中國所認知的大國，并非像西方那樣，只是基于權力大小，我們也很重視發展問題，因為后者涉及到更多的人口的福利，體現中國所看重的公正、平等、共享等價值觀，而這是解決全球性問題的基礎。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大國關系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張德廣：《中俄關系：回顧與前瞻》 ，《俄羅斯研究》，2019年第4期。

責編/謝帥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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