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經濟的核心邏輯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的巨大成功可以按照現代增長理論來解釋。根據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提出的“索洛模型”，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最終可以歸因于要素（主要包括資本和勞動力）增長和全要素生產率（簡稱TFP）的增長。

勞動力方面，過去四十年，大量的勞動力源源不斷地投入到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中，對中國經濟增長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資本方面，我們通過基建、房地產、土地等投資，形成了大量固定資產，再以這些資產為抵押品形成銀行信貸，極大地推進了我國社會信用擴張，加速了中國經濟“貨幣化”和“資本化”程度，為中國經濟提供了非常稀缺的資本要素。全要素生產率方面，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因為工業化進程的快速推進，保持極高的增速。

目前，以大量的要素投入為基礎的增長變得不可持續，增長的驅動力正向全要素生產率傾斜。我國全要素生產率水平現在相當于美國的43%左右。根據我們的測算，到2035年中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時，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水平即使只是達到美國的65%，也需要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均增速超過美國1.95個百分點，即未來十五年需要保持每年2.5％-3%的增速水平。這是中國經濟面臨的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在全球經濟史上，我們還沒有發現哪個國家在完成了工業化進程之后，還能保持2.5%以上的全要素生產率年增速。

我們認為，中國在推動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過程中仍有很多有利的結構性因素。第一，中國經濟的“再工業化”，即通過“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利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驅動產業的變革，可以帶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空間。第二，“新基建”——“再工業化所需的基礎設施”。圍繞產業變革、產業互聯網所配套的基礎設施建設，如5G基站、數據中心、云計算設備等將推動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第三，大國工業。到現在為止，雖然中國已經建成全世界最完整的工業門類，但在關鍵部件或技術上還無法形成“閉環”，大國工業還有發展空間。未來諸如民用航空、飛機發動機、集成電路等的發展為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注入可能。第四，更徹底的改革和開放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除技術外，“進一步改革”和“更大的開放”能形成制度紅利空間，創造出“保持全要素生產率較高增速”的奇跡。

對于一個現代化的經濟體，實證研究顯示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一般貢獻一半以上的經濟增長。如果中國能夠再創造一個經濟奇跡，實現高質量發展，將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保持在2.5%以上，那么我們或許可以實現一個5%左右的長期經濟增長率——這是中國經濟核心邏輯正在發生的最大變化。

中國經濟的核心邏輯變化還反映在其他方面。例如，中國的產業結構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2019年我們的第三產業比重已經占到了GDP的54%，貢獻了將近60%的GDP增長。此外，消費而非固定資產投資，已經變成經濟最重要的動能——2019年，消費拉動了57.8%的經濟增長，明顯超過投資對增長31.2%的貢獻。

比如，我們正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嚴峻挑戰。根據我們的測算，到2035年中國65歲以上的人口比重會達到23%，人口老齡化程度惡化，一方面引起消費端的變化，對醫療、養老、財富管理、社會保障體系等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人口老齡化意味著儲蓄率的下降，這對我們未來保持高投資率構成巨大挑戰，動搖我們已經習慣的以投資來驅動增長這種模式的基礎。

再比如，收入分配的格局在未來也將發生巨大改變。中國目前基尼系數是0.467。如果我們未來的增長不能實現包容性和普惠性，如果我們不能夠讓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收入合理增長，讓低收入群體從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受益，我們對全球化的認知、對市場經濟的認知會不會在未來發生逆轉？

以上中國經濟核心邏輯的變化提示我們，在當前考慮制定疫后經濟復蘇政策時，不應該因為疫情造成的短期沖擊而進退失據，從而再走回放水漫灌式刺激的老路；而應該充分吸取這次疫情沖擊的教訓、反思我國經濟體系的核心短板，聚焦我國經濟發展的核心邏輯，制定一整套符合經濟學激勵相容原則的政策組合，既能有助于實現短期決勝小康的政策目標，也能夠為長期可持續發展、實現2035年和2049年的偉大戰略目標奠定堅實基礎。

（作者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