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看到“變化”中的“沒有變”，更要看到“沒有變”中的“已經變”和“正在變”——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在社會發展方位上呈現出一系列新特征，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我們要深刻認識社會主要矛盾發展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把握發展規律，發揚斗爭精神，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
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意味著人民群眾的新期待內容更豐富、需要在升級
社會主要矛盾是一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社會發展階段的客觀反映。有什么樣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處于什么樣的發展階段，就會有什么樣的社會主要矛盾。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我們黨在1981年做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判斷，主要是基于當時不僅經濟社會發展基礎薄弱，社會生產力也相當落后。這一矛盾可以稱為“發展起來前”的矛盾。
經過近40年的高歌猛進到黨的十九大，中國社會已經告別貧困、跨越溫飽、即將實現全面小康，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并且依然一枝獨秀繼續前行，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逐漸成熟定型，等等。所有這一切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社會到了“發展起來后”的階段。社會主要矛盾當然也會發生相應變化，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們可以把這一新的社會主要矛盾稱為“發展起來后”的矛盾。
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是一個系統的社會事件，是經濟社會發展的諸種“合力”共同影響的結果，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是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重大進步，中國社會“發展起來”了。最典型的如貧困現象的基本消除、社會保障的基本覆蓋、公共服務的基本均等化、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較大改善與提高、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期待不斷提高等因素，共同促成了這一轉化的發生。但是，發展起來后的問題一點不會比不發展時少，人民吃飽穿暖后，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就會不斷提升。比如對國內產品和服務供給不滿足，大量消費流向海外；對社會公平正義有新的期待，對不公平不合理現象的容忍度降低；對生態環境的需求不斷提升，環境污染極易引發社會矛盾等。這些都是當前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具體體現。
更重要的是，與“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相比，“美好生活需要”內容更廣泛，不僅包括既有的“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這些客觀的“硬需求”的全部內容，還包括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來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及尊嚴、權利、公平公正等這些更具主觀色彩的“軟需要”。原來的“硬需求”并沒有消失，呈現出升級態勢，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這八個“更”就是升級的期待、升級的呼聲。
新生的“軟需要”則呈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特點，從精神文化到政治生活、從現實社會地位到心理預期、價值認同等方面，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對共同富裕，甚至對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全面進步都提出相應要求。如果我們的發展不能很好地回應人民群眾在這些方面的新期待，經濟發展的成果、物質財富的積累甚至會變為導致社會階層隔閡、引發社會不穩定的助推器。更加致力于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使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更加致力于保證人民當家作主，體現人民共同意志，維護人民合法權益，將是當代中國發展硬道理中的硬道理，將成為當代中國發展主旋律中的主旋律。
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意味著我國發展理念、發展方式、發展動力要創新
“發展起來后”的中國不是說不需要發展了，不是說不再發展了，而是依然要繼續發展、加快發展，不過是更高水平、更高質量、更高效益的發展，是更平衡、更充分的發展。
伴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的發展變化，我國經濟結構出現重大變化，居民消費加快升級，創新進入活躍期，我國經濟發展也開始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這是一個必須跨越的關口。我們要努力改變“傳統產業多新興產業少、低端產業多高端產業少、資源型產業多高附加值產業少、勞動密集型產業多資本科技密集型產業少”的狀況，構建多元發展、多極支撐的現代產業新體系，形成優勢突出、結構合理、創新驅動、區域協調、城鄉一體的發展新格局。對于很多地區來說，長期積累的傳統落后產能體量很大、風險很多，動能疲軟，沿襲傳統發展模式和路徑的慣性巨大。如果不能積極穩妥化解這些舊動能，變革創新傳統發展模式和路徑，那就不僅會擠壓和阻滯新動能培育壯大，而且處理不好還會引發“黑天鵝”事件、“灰犀牛”事件。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要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的要求，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這其中，實現動力變革、加快動力轉換是重要一環。我們要正確把握破除舊動能和培育新動能的辯證關系，既要緊盯經濟發展新階段、科技發展新前沿，毫不動搖把培育發展新動能作為打造競爭新優勢的重要抓手，又要堅定不移把破除舊動能作為增添發展新動能、厚植整體實力的重要內容，積極打造新的經濟增長極。我們要以壯士斷腕、刮骨療傷的決心，積極穩妥騰退化解舊動能，破除無效供給，徹底摒棄以投資和要素投入為主導的老路，為新動能發展創造條件、留出空間，進而致力于培育發展先進產能，增加有效供給，加快形成新的產業集群，進而引領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潮流、贏得國際競爭的主動。
在這一過程中，科技創新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戰略支撐。從18世紀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機械化，到19世紀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電氣化，再到20世紀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信息化，一次次顛覆性的科技革新，帶來社會生產力的大解放和生活水平的大躍升，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軌跡。如今，我們正在經歷一場更大范圍、更深層次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不斷取得突破，新技術、新業態、新產業層出不窮。我們要以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為突破口，敢于走前人沒走過的路，努力實現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把創新主動權、發展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實踐反復告訴我們，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只有把關鍵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國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把握變與不變的實踐辯證法，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
我們要看到“變化”中的“沒有變”。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在這一時期呈現出來的發展階段性特征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大背景下的新特征、新狀態、新矛盾，并不是說超越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階段性特征。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我國發展不充分首先體現在落后地區、農村地區發展不充分上面，比如一些地方雖然已經擺脫貧困，但僅僅是剛剛跨過“貧困線”或“溫飽線”，小康的基礎尚不鞏固。其次，東部發達地區包括一些大城市依然有發展不充分的現象，比如，高質量的醫療機構、教育機構依然是稀缺資源，高等級的城市地下管網建設基本上剛剛起步、有的城市甚至還沒有起步，還有的城市有大量的“城中村”等等。對于這一點我們要有足夠的戰略清醒、足夠的戰略定力，一定不能被發展所取得的成就沖昏頭腦，不能發熱，不能冒進，不能好大喜功。
我們更要看到“沒有變”中的“已經變”和“正在變”。現在，我國人均GDP已超過1萬美元，城鎮化率超過60%，服務業占GDP的比重超過50%，總體上進入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邁進的新階段。我國經濟平穩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條件沒有改變。中國有超14億人口、9億勞動力、1.7億受過高等教育和擁有技能的人才資源、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1億多個市場主體，發展經濟的資源潛力巨大；中國經濟增長主要靠內需拉動，2018年內需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108.6%，經濟發展內生動力仍然強勁；中國研發投入全球排名第二，約占經濟總量2.18%，以戰略性新興產業、分享經濟等為代表的新動能不斷壯大，經濟發展領域生機勃勃；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民族精神，改革開放以來持續高速發展積累的雄厚物質技術基礎等，讓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有巨大韌性、潛力和回旋余地，完全有條件、有能力、有信心應對各種風險挑戰。
今年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高瞻遠矚提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正是對已經變化了的經濟社會發展形勢所做出的以變應變。當然，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而是通過發揮內需潛力，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更加強勁可持續的發展。從長遠來看，經濟全球化仍是歷史潮流，各國分工合作、互利共贏是長期趨勢。中國社會始終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要堅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加強科技領域開放合作，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對于這一立場與擔當，中國社會沒有變，也不會變。
【作者為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