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所有人都具有企業家精神，都有潛力成為企業家，但并不代表所有人都能取得成功。激發和弘揚企業家精神，往往需要一個有利于傳遞信任、實現剩余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統一、降低交易費用的社會環境。企業家自身要在推動高質量發展、推動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和回饋社會方面有所作為。各級政府要著力構建面向未來的體制機制，一方面激發國有企業中的企業家精神，另一方面將企業家精神從資本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關鍵詞:企業家精神 理性人意識 約束條件 系統收益
【中圖分類號】F272 【文獻標識碼】A
2020年7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企業家座談會上強調，要“保護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弘揚企業家精神”。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不僅闡釋了企業家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更是對企業家提出了殷切期望。在新發展階段，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使命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弘揚企業家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何為企業家精神
從字面上看，企業家精神與企業家、企業等概念是分不開的。但在筆者看來，之所以被稱為“企業家精神”，是因為一部分社會“能人”在一定社會條件下，選擇了企業這一組織合約形式，把自己變身為“企業家”，進而提煉出“企業家精神”這一精神特質。事實上，作為一種精神特質，“企業家精神”一直都存在，只不過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得到了凝練和升華。
首先，企業家精神與所有權相隨，但并不必然建基在所有權之上。作為經濟學的核心概念，資源稀缺性的一個重要來源是資源的多用性，即資源屬性之間存在競爭，資源被選擇某一用途必然放棄其他用途。有時這種放棄具有極高的機會成本和極大的不確定性。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社會承擔這種高成本、高不確定性進而取得更高水平的發展時，企業作為一種降低機會成本和應對不確定性的方式出現了。一部分社會“能人”為了避免某一資源被用作他用，就“完全”擁有這一資源，進而能夠決定資源的哪些屬性將被使用。此時，企業家與資本家是統一的。而當社會條件發生變化，如資源豐富到一定程度，特別是資產專用性降低，“完全”擁有資源的必要性隨之降低時，產權自然分離出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處分權等，“企業家”與“資本家”的分離也就具備了條件。因此，傳統意義上的企業家與資本家的統一，僅僅是一定社會條件下的階段性選擇；企業家精神并不必然建基在對資源和資本的所有權之上；“企業家”也并不是因為“資本家”概念的污名化而創造的一個新詞，而是分工細化后一個必然的概念。
其次，對企業家精神的獎勵，本質上源自系統收益。企業家精神之所以應當受到獎勵，本質上是因為創造了系統收益，而不僅僅是因為承擔了風險和不確定性。如果認定企業家僅僅因為承擔了風險和不確定性就應當受到獎勵，那么對那些在經營上或財務上“失敗”了的企業家而言，可能是一種“貶低”。而事實上，那些“失敗”了的企業家，可能為新企業的成功鋪墊了不可或缺的社會條件。而且，當風險和不確定性來臨時，企業家的承擔能力是有限的，比如以出資額為限，或個人破產制度等設計，剩余部分乃至大部分的損失都被其他社會主體乃至整個社會所分擔了。這樣“欠債還錢、天經地義”的觀點不再適用，債權人也將承擔一定的風險。因此，對企業家精神的獎勵，從根本上源自企業家的剩余控制權恰好符合了社會發展需要，帶來了新的交易和“交易惠利”，進而啟動了整個社會的系統收益。即使那些“成功”的企業家也非常清楚，成功并非完全源自自身能力，很多因素都與社會大系統的力量息息相關，都有機遇的成分。因此，企業家要融入和回饋所在的社會大系統，企業家精神也必然有所在系統的屬性。
第三，企業家精神是一種基于社會整體的功能。一般我們說企業家精神往往對應的是個人，即個人具有的某種功能，如熊彼特所說的創造性破壞、柯茲納所說的對機會的警覺、福斯和克萊因所說的“判斷”等。然而，當我們把企業家精神對應個人時，一方面會因為所有人都是企業家而產生違反奧卡姆剃刀原理*的問題，另一方面也難以解釋企業家精神的時代和國別差異。事實上，類似于“理性人”的概念，“企業家”“企業家精神”的概念也是對客觀規律的凝練和升華。“理性人”與“企業家”是相輔相成的，前者強調順應規律實現約束條件下的最大化，后者強調利用規律試圖改變現狀或改變約束條件；“理性人意識”的普及是激發“企業家精神”的前提，“企業家”是“理性人”持續存在的重要原因。而且，就像這個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的“理性人”一樣，也不存在必然成功的“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但是，那些行為符合“理性人”“企業家”預期的人，往往走得更遠、更穩。因此，即使所有人都具有企業家精神、所有人都是企業家，往往那些能夠利用專業化知識識別重要約束條件、發現關鍵主體和資源、并將之科學組合起來的企業家，更可能取得成功。這同前文提到的其他社會主體承擔“失敗”企業家的損失，是筆者強調企業家精神是一種基于社會整體功能的原因所在。
最后，企業家精神是勞動分工的必然產物。如前所述，企業是一定社會條件下的產物。更進一步說，企業、企業家以及企業家精神的形成，從根本上說是勞動分工的結果，同時受到交易費用的影響。因為交易費用的存在，分工并非越細越好；而且，也并非所有人都從事自身最擅長或具有比較優勢的工作就是最優的。以醫療服務為例，假設供給方有專家級醫生和非專家級醫生之分，需求方有重癥患者和輕癥患者之別，只有專家可以診治重癥。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專家只診治重癥，那么因為勞動強度和患者比例等問題，重癥服務的定價將會大幅提高。此時，通過醫院或專家群體這樣的企業或組織，對專家的重癥工作量進行規定或約定，使專家的剩余時間能夠自行安排，如以較高價格診治輕癥，將會出現既有利于醫生又有利于患者的均衡價格。醫院及醫生聯盟的出現，就是分工細化的結果。更一般地，企業是異質性資本與同質性資本的混合體。其中，異質性資本從同質性資本中產生，但決定著哪些是資源以及資源的使用效率如何，對企業來說具有決定性意義；同質性資本總是依附于異質性資本，但同質性資本占比一般更多，且往往隨著企業成熟度的提高而不斷提高。因此，對異質性資本的管理，往往是企業家的核心工作，更是初創企業的中心工作。而隨著企業發展基礎的夯實，對同質性資本進行管理的企業家精神的重要性逐步提升。此時，企業家精神往往在約束條件的邊際上發揮作用。如在經濟低迷的情況下，吃苦耐勞也是一種邊際上的企業家精神。
綜上所述，企業家精神是在勞動分工中出現的，人們依靠自身剩余控制權，識別約束條件、發現關鍵主體和資源，并以主觀上的理性人意識作出判斷和采取行動，但在客觀上增加了系統收益的一種社會性功能。企業家精神從理性人意識中產生，又超越了理性人意識。它在特定社會條件下，與企業這一組織合約形式緊密結合，通過把企業家自有資本投入其中，增加了企業家在自身能力范圍內最大限度承擔風險和不確定性的可信性，或者說降低了其他主體作出理性人決策的機會成本，進而放大了企業家精神的作用。現階段，激發企業家精神，仍然要通過企業這一組織合約形式，但資本的作用正在弱化。在激發和弘揚企業家精神的過程中，要充分考慮這一點。
為企業家識別約束條件提供便利
為企業家提供便利，這里的“企業家”泛指一切可能成為企業家的人，即所有人。而識別約束條件，就是由“潛在”變為“現實”、由“可能”變為“成功”的第一步。一個有利于識別約束條件的社會環境，更有利于企業家精神發揮作用。這樣的社會環境具有“三個有利于”的突出特點，即有利于傳遞信任、有利于實現剩余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的統一、有利于降低交易費用。
一是推動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如前所述，企業是異質性資本和同質性資本的混合體，異質性資本從同質性資本中產生。鋪墊好同質性資本，對于企業家精神發揮作用具有基礎性作用。對于各級政府來說，就是要加強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如奠定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的發展基調，推進產業政策由差異化、選擇性向普惠化、功能性轉變，加強對基礎產業領域的認證認可和檢驗檢測等，不斷提升同質性資本的可信度。尤其是在當前個性化知識和勞動投入不斷增加、服務經濟時代來臨的大背景下，一方面要關注越來越多的企業家對基礎性產品更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不斷夯實和鞏固我國在完整的工業體系、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等方面的傳統優勢，使企業家能夠基于理性人意識作出判斷；另一方面要關注基礎性產品“富足”帶來的新“稀缺”，如共享單車富足背后是停放區域的稀缺以及對公共區域更高效管理的稀缺。只有準確地把握了稀缺的轉移，才能更有針對性地促進真正資源的流動，實現經濟上“高質量發展”與“厲行節約”等目的。這也是弘揚企業家精神的基礎性問題。
二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我國經濟轉型過程中，剩余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的統一問題，一直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重要問題。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分配制度上升為基本經濟制度，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解決剩余索取權方面的突出問題，如收入差距拉大，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較低，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收入分配秩序不規范，隱性收入、非法收入問題等。在當前國際環境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更是激活內循環、擴大內需的重要手段。其中的突破口，就是提升企業家的剩余索取權、激發企業家精神。如前所述，企業家精神的激發，將一方面增加系統收益，為“雙循環”經濟提供不竭動力；另一方面改善同質性資本的供給質量，為擴大內需提供深厚基礎。對于各級政府來說，一方面要激發社會“能人”意義上的企業家精神，按照《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關于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見》等制度文件要求，在分配制度中充分體現個人收入的市場化，充分體現對個性化的知識價值和智力勞動的尊重，充分體現個性化知識和勞動在分配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要激發所有人意義上的企業家精神，通過完善勞動法律法規，引導人們從關注“物的稀缺”到關注“人的需求和價值”，盡可能全面地發展、保持和施展自己的能力，不斷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同時，著眼服務經濟時代大背景，努力推動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著眼“女性貧困”“老后破產”等特定群體可能存在的現實問題，適時改革社會保險和商業保險制度，著力構建面向未來的大格局分配制度。這也是弘揚企業家精神的動力問題。
三是推動信用機制向信任機制轉變。社會的信任機制，大體經歷了由個體信任到制度信任，再到機器信任的過程。這一轉變過程，反映了對降低交易費用的社會要求，但本質上還是基于對個體的信任。在經濟轉型過程中，我們事實上建立了基于單位的信用機制和基于少數個體的信用機制，其背后是集體信譽背書或“能人”信譽背書。但在當前服務經濟的大背景下，這樣的信用機制已經不能滿足激發企業家精神、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我們亟需建立基于個體的信任機制，推動由信用機制向信任機制的轉變。在新的機制下，信任更多的是一種心理狀態，是在不確定或風險情境中對互利互惠的期待，能夠將企業家從被資本的束縛中進一步解放出來，發揮更大作用。在實踐中，阿里巴巴探索的芝麻信用分和騰訊公司探索的騰訊信用分等，都是改善信用機制、建立個人信任機制的有益探索，但這仍然是一個中心化的、針對社會部分群體的信任機制，僅僅是一個過渡性的探索。更大范圍地激發企業家精神，需要技術上的突破，如區塊鏈技術。這也是弘揚企業家精神的成本問題。
為企業家做大系統收益提供便利
當前我國正在著力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有些人擔憂，我們可能會陷入“放羊—賺錢—娶媳婦—生娃—放羊”的內卷化循環。在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關鍵時刻，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企業家座談會，強調保護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弘揚企業家精神，為破解“內卷化”指明了一條道路。為此，要激發企業家精神，做大系統收益。做大系統收益，本質上是通過異質性資本的不同組合改變約束條件，實現“廉價資源”不斷推陳出新。事實上，即使是“放羊”的內卷化循環，也存在“免費的草”這一廉價資源。只不過，內卷化循環的廉價資源相對來說是固定不變的。
一是堅持創新發展，堅定走好高質量發展之路。在完善國家基礎設施的同時，要激發企業家精神突破約束條件，實現更高層次、更高質量的發展。在當前有些國家對我們實施技術封鎖、貿易封鎖的情況下，企業家首先要抓住創新機會成本降低的契機，下大力氣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各級政府要給予適當支持，幫助企業形成自生能力。其次，要推動約束條件在邊際上發生變化。尤其是在核心技術“卡脖子”的領域，要向“內”擴大效益，以更加“辛苦”的狀態深化改革，提高各類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益和效率。再次，要為“辛苦”賦予意義，避免“內卷化”。為“辛苦”賦予意義，本質是推動勞動分工維持在較高水平，而不是任意水平。企業之所以存在，不僅僅是因為從市場上購買中間品的價格太高，更是因為市場上中間品的供給細分不足。因此，基于成本的目的，企業的存在可能將產業鏈導向更高質量發展，但也可能導向低質量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各級政府要按照新發展理念的要求，通過市場監管、補貼等政策措施，合理設置“焦點”，引導企業家形成高質量發展的共同信念和行動；企業家也要樹立高質量發展的意識，采取差異化競爭的策略，努力走出“辛苦卻不賺錢”的困境。
二是堅持開放發展，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如前所述，企業家精神從根本上說是勞動分工的結果。事實上，全球化既是勞動分工的結果，也是企業家精神的一種延伸。雖然當前逆全球化思潮有所抬頭，但新的更大范圍、更高層次的全球化正在新的勞動分工下醞釀，它是基于人的全球化，而不是基于物的全球化；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心聲，不是少數人能夠影響得了的。因此，少數國家逆全球化而動，終將以失敗告終。我們要堅定“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以開放、合作、共贏胸懷謀劃發展，堅定不移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對于企業家來說，一方面要順應大勢大膽“走出去”，與各國企業家開展自由合作與交流，突破少數國家對我們的技術封鎖和貿易封鎖，盡可能緩解自身面臨的“辛苦”和壓力；另一方面，要擔負起一個重要職責，就是在國際合作與交流中構建起“誠信中國”的認知，為開放型世界經濟注入多元力量。
三是堅持共享發展，完善鼓勵企業家回饋社會的引導機制。如前所述，企業家的“成功”，離不開系統的力量。因此，企業家應當積極回饋所在的社會大系統。各級政府要通過建立企業家回饋社會的名譽保護機制、引導企業家參與公益事業等方式，進一步完善企業家回饋社會的保護和鼓勵機制，推動企業家成為時代典范。企業家一方面要積極投身國家戰略，站在整個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高度，積極構建和完善所在產業剩余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的配置機制，避免出現成本問題危及“必要消耗”的現象，進而避免“內卷化”；另一方面，要結合自身實際，投身社會公益活動，共同建立和維護企業家的良好形象。
構建面向未來的體制機制
如前所述，企業、企業家以及企業家精神發揮作用都依賴勞動分工。當前，勞動分工出現了新的變化，典型特征就是個性化知識和勞動的投入增多，而對資本的依賴程度逐漸降低。在這一背景下，“兩個毫不動搖”將進一步鞏固我國的發展優勢：一方面，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發揮為個性化知識和勞動提供更廣闊舞臺的天然優勢；另一方面，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進一步解放個性化知識和勞動的生產力。這也是面向未來的制度設計。
一是主動作為，激發國有企業中的企業家精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激發國有企業中的企業家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首先，要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這一重大政治原則，確保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堅定貫徹黨和國家各項方針政策，確保國有企業“帶頭”走高質量發展之路。其次，要推動國有企業聚焦主責主業。國有企業要堅持“不離本行”，激勵廣大員工在這個較為“狹窄”的業務范圍內更加積極地從事企業家活動，發揮“代理企業家”的作用。再次，要以管資本為主，進一步完善責任制。特別是要按照“三個區分開來”的要求，對國有企業家以增強國有經濟競爭力、創新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為目標、在企業發展中大膽探索、銳意改革所出現的失誤，要予以容錯，為擔當者擔當、為負責者負責、為干事者撐腰。最后，要讓人才在流動中體現價值。對于領導干部來說，要進一步完善交流機制，避免累積性的形式主義；對于廣大員工來說，要打破“鐵飯碗”，讓人才在流動中全面地發展、保持和施展自己的能力，激活更大的社會價值。
二是順勢而為，將“企業家精神”從被資本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這是一個面向未來的制度設計，是一個逐步的過程，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貪功冒進。如前所述，企業家概念不是基于主觀上對避開資本家污名化的需要，而是基于客觀的勞動分工的需要。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發展，為我們帶來了理性人意識的普及、共同體意識的復蘇和企業家精神的覺醒，也為我們帶來了服務經濟時代的大背景；新一輪科技革命更是帶來了從以物為本邁向以人為本、從信用機制邁向信任機制、從全球化邁向更高層次全球化的大趨勢。在新的社會條件下，首先要立足以人為本，更加關注人的需求與價值，通過要素市場化改革、分配制度改革等，逐步提高個性化知識和勞動等異質性資本在決定資源屬性使用上的話語權。其次，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推動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尤其要深化資本要素價格改革，下大力氣推進利率市場化。再次，要確保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個人破產制度等現代管理制度與新時代中國特色信任機制同步建立，避免企業成為“內卷化”的工具。最后，要營造尊重企業家，尤其是尊重“失敗”企業家的社會氛圍，將“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意識融入企業家精神，讓企業家不再發出“失敗了就當做公益”的感慨，而是生發“為后來者創造必要社會條件”的自豪。
【本文作者為中央財經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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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蔡圣楠 / 司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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