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小鮮@基層之治】
作者: 王卓 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
作為基層治理的一個創新，早在2003年非典疫情防控時，網格化管理就曾發揮過重要作用。當前，隨著信息化技術的發展，網格化管理日益成為一種新型城市治理模式。也正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強化社區防控網格化管理”。風險社會視角下，不確定性因素增多，不確定性事件突發，優化網格化社會治理模式，對增強政府抗逆力和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黨政善治、社會共治、基層自治”具有重要意義。
網格化社會治理模式的兩種邏輯取向
近年來，網格化社會治理實踐出現了兩種不同的邏輯取向：一種是強調政府行政權力在網格化社會治理過程中的落地落實，城鄉社區的網格成為政府行政權力的延伸，在強化行政吸納社會的同時，導致基層治理的內卷化，社區自治空間萎縮；另一種是強調政社分工合作，以社區為本的網格化治理，強調政府與社會互動，在重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過程中，呈現出以下特點：一是主動作為，通過網格化信息平臺實現實時更新和動態監管，主動發現基層社區的問題并及時解決；二是精細化，細化社區治理各關鍵環節，布局合理的“全能型”網格員，綜合政府各條條線線的職責，以“上面千條線，網格多根針”的樣式，形成細致、簡單、方便、快捷的社區治理格局；三是人性化，以網格內群眾需求為導向，以群眾滿意為目標，創新公共服務。概言之，網格化社會治理適應新時代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在凝聚群眾智慧、動員社會力量、化解社會矛盾基礎上，保障人民群眾安居樂業，提高了政府治理社會的能力。
網格化社會治理是群眾路線的生動實踐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為多元共治的社會治理勾畫了清晰的藍圖。網格化社會治理的實質是體現人民群眾的價值屬性，努力使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群眾。
網格化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需要明確制度與治理的關系，基層治理現代化是與人民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問題，涉及“協調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正、應對社會風險、保持社會穩定”等諸多重要議題。
網格化社會治理是新時代群眾路線的生動實踐。群眾路線是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革命和建設中形成的“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線。在新的歷史時期，創新群眾路線，帶領群眾發展致富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為此，網格化社會治理應運而生，其致力于加強各級黨政機關與人民群眾的溝通聯系，重新調適優化群眾路線的方式方法，通過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共同體，把黨的正確主張轉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把新型群眾路線的優勢轉變為網格化社會治理的效能。
將群眾工作與專業社會工作融入網格化社會治理，促進政社互動
化解網格化社會治理風險的關鍵在于將服務功能與管理功能統合起來，形成政府主導下多元主體聯動的共治模式，以社區協商促進基層治理公共性增長。網格化社會治理作為社會服務的手段，提供什么樣的服務取決于社會的需求。在政府權力下放，“政社歸位、協同共治”理念下，創新設計和培育多元協同治理體系，完善議事協商程序，動員廣大群眾充分表達民意。在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中，至為重要且緊迫的是聚焦于國家與公民相遇的社會領域。邁向結構性與公共性的社會領域，必須發展健全的社會協同機制，以解決日漸凸顯和日趨復雜的社會治理問題。社會治理的對象不僅僅是社會整體，更是一個個鮮活的個體。在推進社會治理機制創新時，要重新認識社會、發現社會，提升治理末梢的溫度、柔性與活力。同時，將專業社會工作引入到基層治理中，明確社區兩委、網格員與專業社會工作者在社區治理中的職責與分工，提高基層社會治理的現代化水平。
深化網格化社會治理機制建設，提高社會治理能力
創新網格化社會治理的“參與式+回應式”機制。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建設強調社會參與，強調以基層社區為中心，向社會增權賦能，以發揮動員群眾、發動群眾、組織群眾的作用，增強群眾和社會組織的自我服務、服務社會的能力，夯實社會治理的基礎。社會治理應根據不同文化環境，運用傳統習俗、道德、社會契約等內生機制，引導和規范民眾的公共生活。以主動回應模式推進社會治理，當以民眾自治為關切，充分利用輿論工具，宣傳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基層故事，將社會治理資源向基層傾斜，切實做到以人民為中心，實現“民有所呼，我有所應”。同時，應建立健全行政保障機制，制定和出臺相應的網格化社會治理法律法規，保障網格化社會治理有章可循，避免基層行政法制化治理出現偏差，造成新的社會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