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超越物質主義

在統籌城鄉發展戰略的總體安排中，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主要強調的是貫徹“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其中，“多予”即“按照存量適度調整、增量重點傾斜的原則，不斷增加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少取”則具體指“2006年在全國范圍取消農業稅”。[20]物質主義傾向相當明顯。

而在鄉村振興戰略意見的文本中，一方面，認為實施戰略必須解決資金來源和資金保障問題，為此，不但需要加大資金投入力度，而且需要不斷加強資金投入保障制度建設和投融資機制創新；另一方面，突出強調要多管齊下，充分發揮非物質、非金錢手段和方式的作用，表現出超越物質主義的努力，而這一點正是該戰略的第四個歷史性突破，具體表現為：

其一，主張“堅持黨管農村工作”。該戰略意見強調要毫不動搖堅持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切實發揮黨在農村工作中總攬全局與協調各方的作用，而為此需要不斷優化黨管農村工作的領導體制機制，切實抓好黨內相關法規建設工作。

其二，主張“堅持農民主體地位”。該戰略意見強調要尊重農民在鄉村振興中的主體地位，用足用好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為鄉村振興提供量足質優的人才支撐。

其三，主張依法推動鄉村振興。一方面，該戰略意見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在實施戰略過程中要堅持依法行政原則，切實增強法治思維和法治意識，充分發揮法律在維護農民權益、規范市場運行、農業支持保護、生態環境治理、化解農村社會矛盾等方面的作用，同時，注重總結提煉，逐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嘗試建立專項標準體系。另一方面，該戰略首部規劃強調，要不斷創新宣傳教育方式，切實提高農民法治素養，引導廣大群眾依法依規參與的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

其四，主張發揮道德激勵約束機制的作用。該戰略首部規劃強調，要深入挖掘鄉村熟人社會蘊含的道德規范，科學構建符合新時期新要求的鄉規民約，并籍此引導廣大農民加強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和自我提高，努力營造德法相濟的良好局面。

五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的核心特征

伴隨富有“四重超越”特征之鄉村振興戰略的順利推進和實施，我國鄉村必定迎來新的發展機遇，該戰略首部規劃提出的要“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讓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21]三重目標料將實現，全面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任務料將完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的探索料將邁出新的步伐。但在此還需注意以下三個問題。

（一）否定以往“三農”頂層設計并非本文旨趣

理解的深度決定站位的高度和行動的效度。幫助相關利益主體如何更好地理解鄉村振興戰略，切實提高戰略的實施效果，才是本文之目的。而且，客觀評價以往“三農”政策安排，至少要考慮四個方面的因素：一是人類認識的局限性。回顧人類社會現代化發展歷程，從其發端到到20世紀中期，工業化和城市化主張始終是西方經典現代化理論以及新現代化理論中的“主旋律”，鄉村和農業議題不但處于邊緣地位，而且始終被視作從屬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問題，鄉村和農業則長期以來被當作汲取資源的場所和有待清除的對象，只是到了20世紀中后期和21世紀初期，面對現代化實踐所造成的始料未及的系列問題與危害，人類才開始反思現代化理論及其相關政策的限度，后現代化理論才應運而生。二是專項政策的從屬性。惟有把以往“三農”政策放到當時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大政方針中去考量，才能準確理解、把握和評價當時的鄉村政策安排。三是現實條件的許可性。先進理念的踐行必須要有合宜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條件為基礎。當前，之所以可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因為其具有“根本政治保障”“堅強制度保障”“雄厚物質基礎”“深厚文化土壤”和“扎實工作基礎”五個“較好條件”[22]，而在此之前顯然存在條件不充分和不成熟的情況。四是歷史的合理性。從總體看，從根本上講，我國以往“三農”政策是合理有效的，農業、農民、農村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否則我國也難以創造出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不過，歷史的合理性取代不了時代發展的新要求。如果繼續沿用老觀念和老作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征程中勢必增加新障礙。

（二）“超越”并非簡單全盤否定

在對鄉村角色的定位上超越工具主義，在對城鄉關系的認識上超越城市中心主義，不是要將城鄉割裂開來，更不是要將城鄉對立起來，而是要徹底改變將鄉村視作棄用兩便之工具的想法和做法，強化鄉村本體理念，深刻懂得推進鄉村振興是加強人類社會本體建設的應有之舉，同時，堅持城鄉平等原則，樹立城鄉工作實為“一體兩面”且享有同等權重的的意識，騰出應有精力和資源抓好鄉村工作，進而積極探索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有效途徑，全力新型工農城鄉關系。

在鄉村發展目標的設置上超越經濟主義，既不等于在工作中不要設定經濟目標，也不等于不要重視經濟增長，更不等于不要抓經濟工作，而是要進一步強化和踐行系統觀念和統籌理念，深刻反思以往踐行經濟主義造成的嚴重后果，徹底改變只重視經濟效益而輕視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效益的想法，切實矯正只重視經濟工作而忽視其他工作的做法，科學制定經濟社會發展綜合目標，統籌推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真正實現六大系統的協同發展和鄉村的全面振興。

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方式的選擇上超越物質主義，并非在戰略實施中無需投入資金，而是要結合當前實際著力解決好兩個問題：其一，“不能只盯著錢”。鄉村全面振興是一項綜合性、復雜性極強的工程，絕非砸錢就能解決的問題，惟有多管齊下,物質非物質手段并用，才能確保實現預期目標。正如有學者早就指出的，“充分調用國家資源、農村制度資源、傳統資源以及各種可資利用資源,是建設屬于農民的鄉村的關鍵”[23]。其二，“怎樣把錢用得更好”。全體相關利益主體的參與，多元手段的運用，不但能夠節約經濟成本，而且可依次實現“在用中激活”“在用中提升”和“在用中振興”非經濟資本的目標。例如：通過發揮黨組織在戰略實施中的領導作用，可逐步摸索出一條新時期黨對鄉村工作實現科學有效領導的路子；通過發揮農民在戰略實施中的主體作用，可逐步收獲鄉村人才的振興；通過發揮法律手段和道德約束機制的作用，可逐步收獲鄉村法治化水平提升和鄉風文明建設的推進。后疫情時代，無論財政刺激政策放松或趨緊均需注意這兩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