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農業科學技術潛力遠勝過農業產業對農業科技的應用吸收水平。2020年筆者多次調查觀摩了中國農業大學和拼多多組織的“多多農研科技大賽”農業科技推廣活動，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這一判斷。

近年來，我國農業科技進步水平有極大提高。有官方信息披露，我國農作物良種基本實現全覆蓋，自主選育品種面積占比達96％，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水平在70％以上。土壤改良、設施裝備、產品保鮮運輸、人工智能應用等方面也有明顯進步。但有兩點需要留意：一是技術應用的質量還比不上農業發達國家；二是關鍵指標的意義不是很明確，農業科技推廣真實效果沒有得到真實反映。

據有關研究報告顯示，我國農業科技進步對農業增長的貢獻率已經達到了60％以上。這項分析的理論工具是“余值法”，意味著“60％”中包含的內容很豐富，而其中哪些因素來自科技貢獻，是需要解釋的。在主要糧食作物的耕播、收獲方面，我國農機制造已有長足進步，但我國農戶經營規模水平還不高，成為制約高效率農機使用的關鍵，而農戶規模經營水平又與農地流轉制度直接掛鉤。因此，在筆者看來，為了能夠推進高效率農機使用，推動農業科技進步助力農業增長，體制機制的變革同樣重要。

從多多農研科技大賽中人工智能種植與農戶種植實施中，也可以發現上述判斷的可靠性。在草莓生產中，如果把成熟技術充分使用后所帶來的產量看作“1”，那么一般較小農戶草莓生產的產量只是“0.3”左右。從成本效益分析看，如果把一般農戶的工作時間按完全成本的一部分計算，結果也差不多。一般農戶為什么不能充分利用技術資源？主要原因是農戶專業技能較差，資本、設備投資不足；進一步說，農戶是否愿意學習專業技能與自身土地、資本的投入成本有關；同時，土地投入方式如果是租地經營，綜合交易成本比較高，農戶就會有所顧忌。

我國農業科技的潛在實力不差，農業科技儲備也厚實。2014至2016年，在全球農業領域論文總發文量排名及論文被引用排名中，中國均為第二，僅次于美國。我國多家機構的農業科技研究在全球綜合排名前50位中，同一時期我國農業科技專利申請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另一情形是中國的農業競爭力低于多數農業發達的經合組織成員國家。為什么農業科技水平的提升未能帶來高競爭力農業？顯然問題出在二者之間的關系上。

從近年世界農業進步的一般趨勢看，廣義的科技進步對農業增長的貢獻一直比較大。理論上說，在農業經濟中勞動要素持續減少，土地要素基本不增加，資本增長速度低到一定水平的情況下，按“余值法”計算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超過100％也不為過。產權明晰化、市場擴大、社會分工程度提高，從而引起技術潛力轉變為現實生產力是長期歷史現象。中國仍處于這樣的歷史轉變時期。在這個過程中，怎么看重體制機制變革的功效都不為過。

農業科技實力有效轉化為農業生產力，需要一個有效的組織體系，這方面荷蘭的經驗值得借鑒。荷蘭農業經濟運行的體制機制可以概括為兩個“三角”：一是政府、企業、研究機構和社會組織之間邊界清晰、互為依靠，保證宏觀法規、政策的合理性，質量、安全監管的有效性，這個被稱為“金三角”；二是家庭農場、合作社、公司職業經理人之間在微觀層面相互促進、互相監督，構成了企業內部持續發展的動力，這個被稱為“鐵三角”。其實歐盟主要國家的農業的經營管理組織體系也大抵如此。

對比國外經驗，我國有優勢也有不足。中國農產品市場競爭程度高，市場統一性強，農業經營中已經有一支專業水平比較高的隊伍。而不足之處主要在于：一是因為家庭農場沒有普遍發育，農戶對農業科技知識的學習意愿不強烈。二是真正有助于推進農業全產業鏈現代化、實現跨行政區布局發展的大型農民合作社還較少，使得不同類型的農業技術研發推廣主體的規模化程度還較低，技術落地的成本高。三是農業科技創新與推廣主體的分工不明確。各類公立農業大學與農業科研機構應該是創新主體，而創新有風險，政府與社會公益基金應該予以支持。跨區大型農業合作社應該是推廣主體，他們應主要以盈利為目的來選擇、熟化可落地的農業技術。

如何理順農業科技研究推廣的組織體系，不能簡單地就事論事；體系的產生也不能憑空搭建。合理的組織體系應該有一個“自組織”過程，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如果能抓住其中的關鍵點，使體系內部逐步孵化出有效的供需利益聯結，體系的生長過程就可能獲得動力。筆者認為有兩個關鍵點：一是堅定地發育家庭農場，使他們成為承接農業技術進步的穩固基礎；二是助力跨行政區的大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現有如拼多多、京東農場這樣的農產品電商平臺可以作為大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孵化器，同時優化自己的職能，使電商服務、智慧農業等職能直接轉化為大型合作社的服務職能。此外，供銷社也有自己的硬件優勢，如果能實現政策參議與市場營銷的分離，發展出數家真正的跨區域大型合作社，或許會在我國農民合作社發展中發揮撥云見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