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青年論壇】
編者按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人民群眾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更加強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帶領人民創造美好生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立足倫理學視角,如何科學理解美好生活的內涵,如何通過社會治理實現美好生活,如何將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轉化為人們拼搏向上的人生信念,是我們需要認真思考和關注的時代課題。本刊特組織幾位青年學者,從社會、人生和歷史的角度,圍繞美好生活的倫理語境這一主題進行研討,并約請專家予以點評,以期為讀者提供有益參考和啟迪,從而激勵廣大青年勇擔時代重任、積極創造美好生活。
與談人
王也 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
盧俊豪 中山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李欣隆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博士生
主持人
張霄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
1.美好生活需要良善的社會治理
主持人:實現美好生活,是我們每個人追求的目標。但是,對于美好生活的設想,卻會因為我們所處的歷史語境、時代方位和生活關聯而有所不同。那么,在你們眼里,什么才是“美好生活”?
李欣隆:美好生活是人類特有的價值追求。人的活動不是一種本能的適應性活動,而是一種有意識、有目的的價值選擇的活動,所以,人能夠對理想生活的應然狀態進行構思與謀劃。對美好生活的理解和追求雖然具有個性特征和歷史境遇的差異性,但在普遍性上,它與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追求的內容和滿足的程度密切相關。美好生活不單是一種理性認知的抽象,也是一種可感知的實在,是抽象與具體的統一。在當代社會,我們追求的美好生活,除了物質生活的豐裕外,更強調正當權利有保障、人格平等、資源分配公平正義以及自由全面發展的精神生活。
盧俊豪:我所理解的“生活”,從來就不是一個抽象的概括。它意味著私人生活中的柴米油鹽,更意味著公共生活中的責任與擔當。隨著一個人所處的位置、心境、狀態的不同,他對“美好”也會有不同的預設和見解。重要的不是給“美好生活”下一個統一的定義,而是允許和激勵每個人去尋找屬于自己的、真正的“美好生活”。
王也:在我看來,美好生活是一個社會性的范疇。人不是在魯濱遜式的孤島上活動的,人的活動領域與活動方式都是社會性的。在當代社會,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之間的界限有時會出現重疊,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之間的關系日趨密切,個人美好生活的實現與社會制度、公共生活的狀況息息相關。社會不單是個體的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外部限制,更是個體的人實現美好生活的前提條件。只有在社會性的公共交往之中,現代人才能確立起支撐美好生活的生存基礎。
主持人:美好生活不是空洞的。對普通人來說,它總要在教育、醫療、收入等具體方面有所體現。因此,追求個體的美好生活,必須關注社會的有效治理。只有當這個國家和社會是良性運轉的,才會有美好生活的產生。你們對此有什么看法?
王也:美好生活的實現與國家和社會的治理現代化之間具有內在聯系。第一,社會治理不是“無目的”的,應當將價值目標置于基礎和優先的位置上;“美好生活”的理念正是這種價值目標的總體表現。第二,社會治理主導著社會資源的分配,它在與美好生活密切相關的民生領域中發揮著基礎作用,這就要求社會治理者在開展社會治理的過程中必須明確責任,提高效能,堅持公平正義。第三,美好生活的實現需要多方主體的參與,這就要求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中,發揮“美好生活”的價值引領作用,從而形成價值共識。
李欣隆:美好生活的主體是人民。人民美好生活的實現,不僅需要經濟高質量發展,把“蛋糕做好做大”,也需要良好的社會治理,從制度上加以保障。所以,社會治理是存在價值訴求的。它要求各級政府在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融入社會治理的實踐中,使得各項政策、制度和規劃的制定始終有助于人民美好生活的實現,讓人們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擁有更多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盧俊豪:每個人對這些具體的民生指標其實有不同程度的認知和關注。而一個良序社會的治理目標就在于,讓不同個體都能感受到美好生活對于自己的切身意義,并幫助每個人努力實現屬于他自己的美好生活。通過有效的社會治理方式,提升具體的民生指標,正是實現上述目標的方法和手段。同時,它也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應該承擔的責任。
主持人:作為倫理學的學習和研究者,大家覺得倫理學應該如何介入社會治理,為我們的美好生活建設貢獻力量呢?
王也:社會治理主要是政治學、管理學、法學等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但是,純粹實證性、程序化的研究無法涵蓋社會治理活動的全部內容。倫理學不僅包括對道德問題的解釋性反思,也包括從規范性與評價性的向度提出對道德問題的解決方案。因此,以理論介入社會治理這樣的現實議題,正是倫理學研究的重要使命。一方面,倫理學能夠闡釋“美好生活”的具體內涵,并對它之所以成立的理由進行分析與辨明;另一方面,倫理學能夠以“美好生活”為價值基礎,對社會治理中的各項政策措施進行評價,對治理主體形成規范的引導。
盧俊豪:倫理學作為一門哲學學科,追問的是“我們應當如何生活”以及“我們應當如何行動”。在關于這些問題的回答和爭論中,形成了“善”與“正當”這兩個倫理學的基本概念。在現實的社會治理語境中,“善”和“正當”可以被理解為對“價值”和“責任”的追問和界定。在這個意義上,倫理學能夠幫助我們在最基礎的層面厘清社會治理的根本價值和責任,提供基本的方向與指引。
李欣?。?/strong>公共政策的制定是社會治理的重要方面。在一定意義上,社會治理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公共政策的效能。公共政策不僅關涉行政的效率與效能,更關涉價值問題。實現公共利益、滿足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需要,正是公共政策的價值所在。因此,倫理道德進入社會治理,特別是進入公共政策領域,有直接與間接兩種方式:一方面,發揮倫理道德自身特有的功能和作用,抑惡揚善,實現社會治理的價值目標;另一方面,通過對公共政策的價值引導,使得政策和法律在具體的制定與執行的過程中能夠秉持正義理念,體現公平精神,落實平等原則,為美好生活的實現奠定社會的價值基礎。
2.美好生活需要向上的人生哲學
主持人:美好生活不僅需要社會層面的制度安排,還需要個人層面的內在精神作為動力和支撐。這種內在精神常常表現為一個人的人生觀念和信念,乃至一種人生哲學。那么,它應當是一種怎樣的人生哲學?
王也:美好生活不僅是一種對象性的獲取和經歷,也是一種主體性的感知和體驗。為了實現美好生活,需要個人秉持向上向善的人生哲學。所謂向上,根本上講則是一種對行動的要求。美好生活的實現需要我們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從思想到行動的跨越,需要一種向上的人生哲學的支撐。離開實際行動的美好生活只能是虛幻的說辭。而所謂向善,來自思想層面對人生意義的反思。人生之“善”,本質是一種社會性的善;人生的根本意義,需要通過社會性的交往活動來確立。因而,美好生活的思想基礎就在于,首先在觀念上,將個體生命的自然存在與社會存在聯系起來,讓自身從單子化的狹小格局中跳脫出來。
盧俊豪:一種向上向善的人生哲學,是在實踐和奮斗中不斷追問生命價值和生活意義的哲學。這種追問不是抽象的,它與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場景和成長經歷息息相關,表現為我們人生路上一次又一次的抉擇和領悟。每個人都是自己返躬內省的“追問者”,都是自己人生的“哲學家”。所以,真誠地審視自己的生活,認真地面對自己的內心,在慎思中找到讓自己信服、讓內心安寧的答案,才能在變幻的時代中保持最本真、最有力的內在精神。這樣的人生哲學才能真正成為自己生活的明燈,在彷徨迷茫時激勵自己,在懶散脆弱時鼓舞自己,在妄自菲薄或妄自尊大時喚起自己正視與改進的勇氣。
李欣?。?/strong>對于美好生活而言,社會的良善治理與個人的向上向善是同構的。社會治理通過社會制度的安排,保障社會成員實現美好生活的機會和權利,對侵害正當權利的行為依法依規懲處,體現社會公平正義。在個體層面,美好生活需要社會成員確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具有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和高尚的人生追求。而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就是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內在精神動力,就是向上向善的人生哲學的基礎和源泉。一個人只有形成完整系統的人生哲學,才能把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確立起來,鞏固下去。一個人只有追求真善美,明事理,秉正義,持原則,守規矩,才不會迷失做人做事的正確方向,才會在利益面前見利思義,遵法守德,從而在為社會作貢獻、為人民服務中實現自身的最大價值。同時,美好生活的實現不是個別人的,而是全體社會成員的。只有大家在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上達成共識,攜手并進,才有助于全社會美好生活的實現。
主持人:既然我們需要一種向上向善的人生哲學,那么,哪些文化資源或理論資源可以為之提供養料?
盧俊豪: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這種人生哲學就是儒家所說的“誠”?!吨杏埂酚醒裕?ldquo;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要真正實現這種人生哲學,真誠地面對自己、他人以及這個世界,就要堅定自己的內心,朝著美好的目標堅持不懈、執著追求。這種追求不僅僅是思想上的,更是行動上的。如王陽明所說,只有做到知行合一、表里如一,才是儒家所謂的“誠”。當然,在現實生活當中,面臨誘惑、挑戰以及不確定的未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抉擇與表現,時常會“知易行難”,但這恰恰是我們把理論意義上的人生哲學轉化為實踐意義上的人生哲學的關鍵一步。如果我們愿意將儒家學說視作一種向善的人生哲學,那么,我們就必須在現實中進一步理解和轉化儒家智慧,將其付諸實踐。
王也:個人的生命是短暫的,然而,個人卻可以通過將個體的發展進步與全社會乃至全人類的未來相聯系,從而提升自己人生的價值和意義,擴充自己人生的寬度與厚度。在這點上,馬克思的看法給我們帶來巨大啟發。他不僅從“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角度來界定人的本質,而且把“人只有為同時代人的完美、為他們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達到完美”作為實現人生價值的準則??梢哉f,馬克思關于人和人生的理解,與中國人的精神傳統是相通的。正因如此,馬克思主義才會與中國社會的多個層面發生深度融合,在意識形態領域居于指導地位。
我們還需深刻認識到,如果沒有共同的核心價值觀,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就會魂無定所、行無依歸。正因如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核心價值觀,其實就是一種德,既是個人的德,也是一種大德,就是國家的德、社會的德”。個人要實現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向上向善提升,自然也需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滋養。
李欣?。?/strong>向上向善的人生哲學,在中西文化中都有豐富的理論資源。《周易》講“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強調君子要堅毅剛強,奮發向上,不斷進德修業,增益美德。孟子推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概,呼吁人們涵養浩然正氣,增強人們的道德意志,弘揚人性的善美。同樣,在西方,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所推崇的幸福生活,也是一種理性節制欲望和激情的德性生活。雖然人的身體和財富對幸福生活具有支撐作用,但德性是最為根本的。缺乏德性的生活,不會有真正的幸福。
3.美好生活需要寬廣的歷史眼光
主持人: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人們心目中的美好生活。在人類數千年的思想長河中,有哪些值得我們關注的美好生活理論?
盧俊豪:美好生活源于實踐中的具體抉擇,而不僅僅是超驗的智識享受。不同的文明孕育不同的理論形態,但它們對于各自的美好生活經驗而言,都是重要的精神資源。在古希臘,物質意義上的生存和精神意義上的生活得到了區分,充滿理性與沉思的生活成為美好生活的典型。然而,同處軸心時代的傳統中國社會的知識分子,卻在春秋戰國的紛爭中探索出一種現實與理想并舉的生活智慧。如孟子所言,“有恒產者有恒心”。只有在生存意義上得到了保障,才能在生活中追尋更高尚的美好,才能在精神世界中有所抉擇,以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李欣?。?/strong>美好生活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一個縮影。從學術視角切入,值得我們關注的美好生活理論至少有馬克思恩格斯所論證的共產主義社會,我國古代儒家的大同社會理想,以及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幸福生活觀念等。
王也:在這里,我想特別強調一下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美好生活”的一段描述。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們指出,在共產主義社會,“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范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著自己的興趣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從歷史語境上講,馬克思恩格斯的這段描述是針對現代社會中人的異化現象而提出的。從理論語境上講,沒有特殊活動范圍限定的“美好生活”,強調的不是抽象的理想目標,而是現實的經濟與政治前提,即生產力的充分發展和社會的合理調節。在這種思考中所體現出來的對待美好生活的實踐態度,對于當前的世界而言具有重要的意義。
《禮記·禮運》中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種和諧繁榮,各自安居樂業,彼此友愛互助的社會,不僅為古人向往,也為今人憧憬。亞里士多德認為,幸福的生活既取決于有德性的活動,也依賴于城邦政體的優良。有優良的政體,才有優良的治理;有優良的社會治理,才有幸福的生活。而馬克思恩格斯則通過對人類歷史特別是近代資本主義的剖析,闡述了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并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勾勒出共產主義社會中人類美好生活的愿景。在那里,生產力極大發展、物質極大豐富,階級差別被消滅,人們得以從壓迫和貧困中解放出來,每個人獲得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這是關于美好生活的最高表述。
主持人:今天的中國畢竟不同于傳統中國或現代西方國家。我們汲取古今中外的各種思想智慧,是為了建設我們這個時代的美好生活。那么,對于上述理論,我們應該如何加以繼承和發展?
王也:我們今天對美好生活的思考,最終需要根據今天的歷史經驗所提供的內容來與現實對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是我們在當代中國談論美好生活的最基本語境。而黨的十九大報告對我國現階段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則是在新時代條件下建設美好生活的基本前提。一方面,“美好生活”這個范疇在內涵上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對經濟基礎的強調;另一方面,“美好生活”的提出,充分反映了時代發展的新要求,是從更立體的維度上考察社會發展而確立的價值目標。
李欣?。?/strong>目前所說的“美好生活”是對以往觀念的繼承與發展。它首要的是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思想,把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要目標。此外,它還繼承了我國古代的大同社會理想,不僅強調以民生為基礎的物質生活提高,而且強調和睦友善的社會關聯,尤其突顯現代社會的公平正義要求。
盧俊豪:以我之見,我們要從三層關系來理解這種繼承和發展。一是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即傳承中華文明對國家高度認同的文化基因;二是與革命歷史的關系,即弘揚無產階級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為最終指向的精神及其實踐;三是與現代文明的關系,即我們與其他國家齊心協力應對挑戰,開展全球性合作,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對于當代中國來說,如果缺少了三者中的任何一個,都難稱其為“美好”。在當代中國建設美好生活,既不能忘卻長期的奮斗宗旨,也不能割裂所經歷的歷史源流,更不能關閉與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鑒通道。只有努力在上述三層關系之中理解美好生活、建設美好生活,我們對美好生活的理解與認識才會更加全面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