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程度顯著提高，人民幣國際影響力也隨之提升。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疫情的疊加沖擊，應深入把握“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利用好利于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的內部環境，提升區域經濟合作，完善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加強外匯監管，有序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關鍵詞】人民幣國際化  逆全球化  金融開放    

【中圖分類號】F82    【文獻標識碼】A

當前，國際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抬頭，逆全球化思潮蔓延，世界經濟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在這種形勢下，探討人民幣如何在對外開放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如何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為新一輪全球化添動力，無疑具有現實而深遠的意義。

據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2020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顯示，人民幣支付貨幣功能不斷增強，儲備貨幣功能逐漸顯現，人民幣繼續保持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的穩定地位。從貨幣功能角度看，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目前已取得積極進展。據中國人民銀行數據，人民幣結算功能方面，2019年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合計19.67萬億元，同比增長24.1%，漲幅相比2018年51.6%有所回落，但人民幣仍保持我國第二大對外支付結算貨幣地位；計價功能方面，自2018年以來，以人民幣計價的原油、鐵礦石、精對苯二甲酸（PTA）、20號膠等四種大宗商品期貨交易先后引入境外交易者，境外交易者可以使用人民幣、美元等作為保證金；儲備功能方面，截至2019年第四季度末，人民幣儲備規模達2176.7億美元，刷新了IMF公布人民幣儲備資產以來的記錄，繼美元、日元、歐元及英鎊后成為全球第五大儲備貨幣。可以看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已初顯成效，面對疫情沖擊下全球經濟疲弱、美元信用受到沖擊、美日等發達經濟體進入無限量化寬松階段、逆全球化思潮加劇的外部環境，以及我國經濟恢復穩中向好的內部環境，應抓住國際上對人民幣作為壓艙石需求的機遇窗口，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構建完整內需體系，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首先，雙循環下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需要完成由“投資—出口拉動”向“消費—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持續動力。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0年第三季度最終消費支出向上拉動GDP1.7個百分點，是自疫情來首次實現轉正，體現出國內市場堅韌動能，居民消費需求得到釋放，我國超大規模市場日益顯現出新的比較優勢。目前，自貿試驗區、自由貿易港、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等平臺建設取得一定成績，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取得積極進展，消費勢能以更低成本、更多選擇匹配高質量供給，對我國進口有促進效應。擴大進口提升使用人民幣作為跨境貿易投資結算幣種的議價能力，為發揮人民幣計價職能提供更多空間，為盤活海外人民幣提供動能，提高人民幣使用廣度與深度。

其次，雙循環下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需要繼續擴大金融領域開放的供給側改革，人民幣國際化迎來新的機遇。目前，我國金融供給不平衡、不充分，與金融需求多層次、多樣化的矛盾仍然比較突出，必須堅定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此，2020年5月央行等四部門發布《關于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以粵港澳地區為試點的金融開放格局正式形成，資本賬戶開放工作取得新的進展。

最后，雙循環下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需要以國際良性循環持續推動國內循環，產業鏈、供給鏈優化配置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契機。一方面，受逆全球化思潮影響，疫情期間，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紛紛加速出臺政策號召產業回流；另一方面，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結構、產業結構不斷升級。這就要求我國企業“走出去”的同時，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抓住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機遇，在保障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的同時，實現產業高質量發展。在我國被動應對、主動而為的產業布局調整下，與境外主體形成的資金鏈條、產業鏈條與產能鏈條融合加深，資金在區域內流動頻次增多，為降低貿易投資結算過程中匯兌成本、規避匯率風險，我國強調的本幣優先、本幣主導原則顯示出強勁發展動能。

抓住美元信用下降窗口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美聯儲在疫情期間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開啟量化寬松模式。據美聯儲發布的數據，其資產負債表規模自2020年3月4.3萬億美元飛速擴張至2020年5月6.9萬億美元，兩季度漲幅超過60%。2020年8月，美聯儲資產負債規模占名義GDP比例逼近35%，達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高水平。在現代貨幣體系下，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對我國增強抵御外部風險能力、維持國際金融經濟秩序、提升國際經濟治理話語權具有重要意義。目前，美國疫情尚在蔓延，無限量化寬松、超低息政策將持續一段時間，美元信用出現下滑風險，人民幣國際化迎來新機遇。

首先，全球金融治理體系面臨挑戰，后疫情時期支持“一帶一路”倡議發展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區域性金融合作組織將發揮更多作用，不斷拓展人民幣國際化渠道。從實踐角度看，2020年6月亞投行在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30億元人民幣首筆熊貓債，促進人民幣在區域性金融組織中的使用。其次，發達經濟體大肆“放水”導致新興經濟體資產價格膨脹，美聯儲“縮表”會引發新興市場資產價格泡沫破裂，匯率貶值，對外凈債務國負擔加重，面臨經濟衰退周期性風險。可以通過貨幣互換、債務展期等渠道為資源輸出國等新興經濟體釋放一定流動性。最后，長期來看，人民幣走強預期存在，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動力。據新華社消息，在美國經濟復蘇和通脹上升預期增強、美國長期國債收益率上漲、美聯儲維持寬松貨幣政策、市場風險偏好上升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美元價格波動顯著加劇。我國經濟恢復穩中向好，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格局駛入快車道，中國資本市場的國際吸引力不斷增強，境內資本市場日益成為全球資產配置的重要引力場。境外投資者保有人民幣資產意愿提升，加速推動人民幣離岸市場與在岸市場協調發展。

提升區域經濟合作有序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貨幣的國際流動依托于貨物服務貿易，疫情影響下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正加速收縮產業鏈、供應鏈，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破壞世界經貿體系，阻礙全球價值鏈的正常運轉，不利于人員、貨物、資本、技術等要素充分流動。但從長期來看，經濟全球化大勢未發生根本逆轉，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加速推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協定（RCEP），在貿易保護加劇、去全球化日益顯現外部環境下，對促進新開放格局的形成有重要意義。

首先，加強“一帶一路”倡議與沿線國家貿易投資合作。貿易結算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基石，穩住外貿基本盤可以穩定國際社會對人民幣的需求。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0年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總額93696億元，比上年增長1.0%。其中，出口54263億元，增長3.2%；進口39433億元，下降1.8%；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額178億美元，增長18.3%。疫情凸顯了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投資合作的韌性與活力，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流動性保障。沿線國家人民幣使用率逐步提高，推動區域內人民幣清算、結算潛力巨大。

其次，拓寬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債券融資廣度與深度。全球經濟疲弱，能源價格走低，開放通道鼓勵我國企業通過并購等方式與國外能源類企業進行產能合作迎來新機遇；發展熊貓債市場等人民幣債券市場，協調國內實體企業與亞投行、金磚國家新開放銀行等區域性金融機構以及我國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合作，提高使用人民幣支付結算比例，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再次，依托“一帶一路”倡議，健全大宗商品市場運行管理體系，完善流通基礎設施建設布局，提升人民幣定價權。根據購買力平價理論，目前我國原油期貨標價仍需參考在紐約商業交易所（NYMEX）原油期貨合約的美元價格，本土原油期貨市場對原油定價能力較弱，應進一步完善我國大宗商品期貨市場，力爭提升大宗商品價格全球話語權，提升人民幣計價功能。

最后，推動搭建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民幣國際清算、結算系統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依托區塊鏈、大數據等，助力數字人民幣跨境支付。目前中國寶武集團已與全球三大鐵礦石供應商取得了通過區塊鏈技術進行數字人民幣結算的實質性進展。國際清算銀行2020年1月發布數據顯示，全球約有80%的中央銀行已開始布局數字貨幣體系建設，約10%的央行已推動數字貨幣進入支付試點階段。利用區塊鏈等技術并依托“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巨大的貿易投資前景激發人民幣結算潛力，降低我國對SWIFT金融信息通信環節依賴，打破美國主導的貨幣體系壟斷壁壘，探索建立交易成本低、結算效率高、技術維護迅捷的區域數字貨幣支付網絡。數字貨幣系統應采取循序漸進的思路，日益完善區塊鏈技術并持續推進數字貨幣領域的監管框架與法制基礎建設。

完善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加強外匯監管

為避免在后疫情時期，境外投資者過度投機導致的人民幣空轉給我國匯率監管帶來更大壓力，要持續推動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改革，完善外匯市場建設。人民幣國際化是匯率市場化的前提，而市場化匯率價格發現機制可以更好指引資本流動，進一步帶動人民幣國際化。在優質資產短缺時，需要擴大金融開放，用好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通過對外直接投資釋放外匯儲備貶值壓力的同時，進一步開放資本項下外資準入的限制。從經驗看，由于日元、歐元等貨幣兌美元匯率單日浮動很少超1%，人民幣兌美元單日2%的浮動邊界不會抑制人民幣匯率的彈性波動。重點在適當引入參考一籃子貨幣以及淡出使用“逆周期因子”后，人民幣中間價形成機制可以更好地反映市場需求和變動。我國經濟的有序恢復，增強了央行對人民幣升值壓力容忍度，匯率雙向波動的政策選擇空間加大，支撐匯率價格市場化的條件進一步成熟。

根據國際經濟領域的“不可能三角”，在應對資本沖擊時，不可能匯率浮動、外匯干預和資本管制這三項工具中一項都不使用。整體來說，在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適度調整、資本賬戶放開步伐適度提速的前提下，我們要及時調整對外匯儲備的監管任務，防止后疫情時期各國過度釋放的流動性經由經常項目監管漏洞涌入我國。對于“一帶一路”沿線相關國家企業加大投融資政策傾斜，應不斷提升對于有購匯需求企業的實際業務能力考查和后續監管，并支持這類企業進行購匯業務；對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投融資需求的國內企業，應縮短內保外貸審批流程，切實擴大資金融通規模，為“一帶一路”沿線企業的復產復工提供支持。

（作者為遼寧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進程中國際經貿規則重構博弈與中國的戰略選擇”（項目編號：19ZDA053）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蒲清平、楊聰林：《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現實邏輯、實施路徑與時代價值》，《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

②姚前：《關于央行法定數字貨幣的若干思考》，《金融研究》，2017年第7期。

責編/賈娜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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