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現代信息技術和制度創新為基礎、以新技術為手段的“新經濟”，將是“十四五”時期乃至今后更長時期的主流經濟形態。為保障并推動“新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創新政府監管理念、手段和模式，構建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組織多元協同、共享共治的監管體制，為“新經濟”的健康發展提供制度保障和支持。

關鍵詞:新經濟 新技術 監管模式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新經濟”依托以知識經濟、信息經濟為支撐的高技術產業，具有高人力資本投入、高科技資本投入、高隱形資產的“三高”特性，能夠有效保障經濟持續增長與低通脹、低失業并存，滿足消費者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將成為“十四五”時期乃至今后更長時期的主流經濟形態。同時，因為“新經濟”越來越隱性化、智能化、科技化，導致對其的監管難度越來越大。因此，創新“新經濟”監管模式，成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之一。

創新“新經濟”監管理念

創新“新經濟”的監管理念，是保障“新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一環，有利于營造推動“新經濟”大發展的良好社會環境。因此，“十四五”時期政府監管部門對“新經濟”總的監管方針是：讓監管適應“新經濟”的發展要求和需要，而不是讓“新經濟”來適應監管制度和監管方式；讓監管者成為“新經濟”的行家里手，而不是讓“新經濟”成為監管者的“俘虜”；讓監管者成為推動“新經濟”發展的服務者和扶植者，讓“新經濟”成為“十四五”時期中國經濟的亮點。具體來說，創新“新經濟”監管理念表現在下列幾方面。

“審慎包容”的監管理念

“新經濟”作為新生事物，需要一個寬松、活躍的發展環境。因此，監管部門要以審慎包容的態度和理念，對“新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不足之處，以“看一看”“緩一緩”“三思而后行”的方式，督促“新經濟”實體不斷完善和規范。諸如快遞物流、微信、支付寶、拼多多、美團等“新經濟”形態，一開始時有很多不規范、不完美的地方，受到一些消費者的投訴和控告，如果監管部門不能以審慎包容的理念來對待，而是粗暴地實施“關停罰”等監管手段，很可能就將這些“新經濟”“掐死在襁褓中”，也就沒有了今天這些“新經濟”形態的輝煌和成功。

“大道至簡”的監管理念

以層出不窮的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為特色的“新經濟”，在發展模式、機制和特點等方面與傳統經濟有很大的差異，出現的“新經濟”形態，已經遠遠超出了人們現有的認知能力和水平，簡單套用原有的監管思維與監管手段，往往會產生文不對題、牛頭不對馬嘴的狀況。因此，對于“新經濟”的監管，政府監管部門首先要深刻認識“新經濟”之“新”，承認對“新經濟”的了解尚有不足，很難準確識別“新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風險點，同時認識到現有的監管規則已經不適用于“新經濟”。只有在這樣的理念下，政府監管部門才能認真思考如何創新監管規則。在新的監管規則沒有制定出來之前，政府監管應堅持“大道至簡”“底線監管”的原則，“法無禁止即可為”，只要在法律認可的范圍內，就宜將廣闊的空間留給各類“新經濟”，政府監管部門不要輕易采取“關停罰”等手段。但如果是那些明顯打著“新經濟”的招牌實施坑蒙拐騙并且經過實踐證明可能造成嚴重不良后果的行為，則實施嚴格監管舉措甚至予以取締。

“望子成龍”的監管理念

面對“新經濟”的發展，監管部門要樹立“望子成龍”的理念，一方面要以滿腔的熱情去支持、扶植“新經濟”成長，以使新生的經濟體從幼苗快速成長為參天大樹，為“十四五”時期中國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另一方面要以嚴格的態度，按照監管條例，及時指出“新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督促企業對其進行整改、規范和完善，保護消費者的利益；對于“新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違法亂紀行為，要及時處理，對于經營過程中的民事行為和企業家在創新過程中出現的失誤，要以容忍的態度及時糾正，保障“新經濟”企業正常運轉。

“扶上馬送一程”的監管理念

“新經濟”在發展之初，大多缺資金、缺人才、缺廠房、缺原料，政府監管部門要以“娘家人”的身份，幫助這些“新經濟”實體企業合法化，在鼓勵其大膽發展、積極創新的同時，既要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要以“扶上馬送一程”的理念，及時發現這些企業面臨的問題，盡快與相關部門溝通，幫助紓解“新經濟”實體企業發展中面臨的困難，使它們順利渡過發展難關，使企業集中精力進行創新，通過“從0到1”的創新突破，邁向“高精尖”，實現高質量發展。

創新“新經濟”的監管手段

健全“新經濟”監管的法律法規

傳統的監管法律法規是適應傳統經濟形態的，它們是當時的科學技術發展環境下的產物，包括法律法規制定的背景、目的、意義以及相應的舉措，都是與傳統經濟形態一致的。由于其無法預料到現代科學技術發展速度之快，更無法預測到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飛速發展，因此，這些法律法規無法適應現代科學技術背景下成長起來的“新經濟”發展需要。“十四五”時期要加快“新經濟”監管方面的立法，盡快出臺促進“新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尤其是加快出臺適應“新經濟”發展的數據開放與共享方面的立法，打通“新經濟”監管的盲點、痛點，廢止過去出臺的法律法規中不利于“新經濟”發展的條文和監管手段，使“新經濟”的發展擺脫束縛，從而激發出“新經濟”的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增強“新經濟”的發展動力，拓寬“新經濟”的發展空間。

創新政府監管的技術手段

“新經濟”的發展離不開互聯網技術，很多交易過程需要通過互聯網進行，相比傳統經濟，“新經濟”的每一筆交易發生的時間、地點、金額、主體信息、質量反饋等都需要在網絡上有記錄、可核查。這實際上為政府監管部門對“新經濟”的監管提供了更好的條件。監管部門應該充分運用大數據，把大數據作為提升政府對“新經濟”監管能力和水平的重要工具和新途徑，建立起“用數據說話、用數據決策、用數據管理、用數據創新”的監管新機制，力爭在“十四五”時期全面實現“新經濟”監管的網絡化、虛擬化、信息化，特別是涉及“新經濟”企業需要辦理的事務，要全部實現無紙化運行，避免企業在辦理相關事項時遭遇“文件旅行”、時間耽擱等情況，大大降低企業的運行成本，同時也降低政府的監管成本；對“新經濟”的監管應實現基于計算機數據的自動流程化管理，做到身份數據化、行為數據化、數據關聯化、思維數據化和預測數據化，在數據匯集的基礎上發現規律、風險點和薄弱環節，進而增強監管的針對性和有效性；打破各類“新經濟”監管的“信息孤島”，實現數據按需、契約、有序、安全式開放，形成跨部門數據共享機制。

創新“新經濟”的監管模式

創新“新經濟”的監管模式，是“十四五”時期“新經濟”監管的新發展。這些監管模式包括以下幾種。

一是“平臺型”監管。注重“平臺”建設是“新經濟”的重要特點之一，互聯網平臺在“新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其匯聚著產銷雙方、機構、個人、第三方等形形色色的參與者，既是交易的平臺、數據的平臺，也是信用的平臺和消費者保護的平臺。所以，監管部門要主動與平臺協作，形成“平臺型”監管，使“平臺”成為政府和個體之間的媒介，形成政府管理平臺，平臺管理企業，企業管理個人的鏈條。監管部門在與平臺的協作和互動中，可以將其中一些具有普適性的規則上升到國家法律法規的層面，對于一時看不準的情況，則可以以平臺為主，繼續在各方互動中逐漸探索明晰。“十四五”時期，為了進一步促進“新經濟”發展，實施多中心化的“平臺型”監管模式，將成為一個明顯優勢。

二是“生態型”監管。代表性的生態型“新經濟”實體企業，有以商品交易為核心的阿里巴巴和京東平臺，也有以社交為核心的微信和微博平臺；有以版權處理為核心的愛奇藝平臺，也有以出行服務為核心的滴滴平臺。這些“生態型”平臺因其規范、公平、透明而得到各方認可，也形成了一些獲得參與者共同認可的重要規則，影響力和帶動性很強。因此，政府在對“新經濟”的監管中，要十分重視“生態型”監管的作用。 

三是“協會型”監管。“新經濟”企業需要抱團取暖，建立起相互約束的行業協會。對此，為了充分發揮這些行業協會在監管中的作用，政府監管部門應督促“新經濟”行業協會建立自律機制，在發展過程中維護企業合法權益，調節企業發展中出現的各種矛盾和沖突，保證“新經濟”企業在健康軌道上快速發展。因此，“十四五”時期，政府對“新經濟”的監管要取得實效，除了要有傳統的、自上而下的政府層級結構的權力線之外，還必須與行業協會等各類合作伙伴建立起橫向的行動線，這是新時期提高政府對“新經濟”監管績效的重要舉措。

以“放管服”改革統領“新經濟”監管 

實踐經驗證明，用傳統的監管體制來實施對“新經濟”的監管，效果越來越不明顯，成本也越來越高。因此，面對業態“新”、規模“大”、涉及面“廣”、影響“深遠”的“新經濟”，需要以“放管服”改革為統領，推動“新經濟”監管體制轉型升級，從傳統的由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垂直型管理轉化為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組織多元協同、共享共治的扁平化監管體制，為“新經濟”的健康成長提供制度保障和支持。 

這種監管體制的構建大致由以下幾個層面構成：

第一，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作為資源配置主體的框架已基本形成，政府作為“新經濟”的監管者的主要職責是，為“新經濟”創造和維持規范有序的市場秩序和公平合理的競爭環境。 

第二，積極推進“新經濟”的綜合監管，矯正傳統監管中存在的多頭執法、重復檢查、標準不一等監管痼疾。要按照權責一致的原則，建立健全跨部門、跨區域執法聯動響應和協作的“新經濟”監管機制，實現違法線索互聯、監管標準互通、處理結果互認，消除監管盲點,降低監管成本。 

第三，實施公正監管，推廣“雙隨機、一公開”的“新經濟”新型監管方式，建立對“新經濟”的隨機抽查事項清單、檢查對象名錄庫和執法檢查人員名錄庫,制定隨機抽查工作細則。 

第四，對各類“新經濟”市場主體一視同仁，實行公平競爭，實現降門檻、同規則、同待遇，更好地激發非公經濟和民間投資“新經濟”的活力，消除一切阻礙“新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

第五，保護“新經濟”的知識產權，嚴厲打擊各類侵犯“新經濟”名譽權和知識產權，以及制售假冒偽劣產品、非法集資、信貸欺詐、電信詐騙等侵害“新經濟”權益和聲譽的行為，維護“新經濟”的健康發展環境。 

以監管創新獲取“新經濟”發展紅利

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美國等西方勢力千方百計遏制中國發展，通過貿易、科技等領域的各種封堵，企圖將中國限制在價值鏈的低端。中國的經濟發展進入一個新的艱難期，建立起以新業態、新基建、新場景、新消費、新開放、新服務、新材料為內容的“新經濟”體系，尋找新的增長動力，獲取“新經濟”紅利，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也是應對外部需求萎縮、產業鏈和供應鏈斷裂等重大挑戰、重大風險、重大阻力、重大矛盾的有效之舉。

創新對“新經濟”的監管，發展“新經濟”，一要把握新基建機遇，厚植數字經濟發展根基，抓住算力、數據、普惠AI等數字經濟關鍵生產要素，瞄準“建設、應用、安全、標準”四大主線謀劃推進，使“新經濟”發展具備集網絡基礎穩固、數據智能融合、產業生態完善、平臺創新活躍、應用智慧豐富、安全可信可控等特征于一體的新型基礎設施。

二要拓展新場景應用，全力支持科技型企業創新發展，聚焦人工智能、5G技術、物聯網、大數據、區塊鏈、生命科學、新材料等領域，以應用為核心，通過試驗空間、市場需求協同帶動業態融合、促進上下游產業鏈融通發展，推動“新經濟”從概念走向實踐、轉換為發展動能，促進科技型企業加快成長。

三要挖掘新消費潛力，滿足居民消費升級需求，順應居民消費模式和消費習慣變化，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強消費產品和服務標準體系建設，完善促進消費體制機制，切實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多元化、品質化消費需求。

四要實施新開放舉措，不斷提升開放型經濟發展水平，發揮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與自由貿易試驗區政策疊加優勢，搭建更高水平開放平臺，著力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五要提升新服務效能，著力營造一流營商環境，主動適應新動能加速成長的需要，大力破解體制機制障礙，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清理影響市場主體經營準入的各種隱性壁壘，努力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高地。

【本文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長、教授；本文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共產黨百年民生思想發展史”（項目編號：18ZDA012）資助】

參考文獻

[1]唐任伍：《讓新經濟的比重越來越高》，《北京日報》，2020年7月27日。

[2]張占斌、馮俏彬：《創新政府監管方式 助推新經濟發展》，《光明日報》，2016年7月29日。

責編：臧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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