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堅持系統觀念，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從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看，中國正面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從國際格局看，世界正經歷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理解兩個大局及其之間的關系變化必須結合經濟發展階段性變化以及從量變到質變的演進過程。
在世界經濟格局重構中穩定發展
至關重要
從經濟角度看，“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意味著世界經濟格局面臨著重構，而在重構的過程中不確定性凸顯。如何在不確定性中穩定發展關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
首先，從發展階段看，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快速成長，在經濟體量上正在逼近傳統發達國家。根據我們的測算，按照疫情前的正常經濟增長水平，2030年左右中國經濟總量將與美國相當。雖然，2020年發生了新冠肺炎疫情，且疫情仍然沒有結束，但中國在加強疫情防控的基礎上率先實現復工復產，并且在2020年實現2.3%的經濟增長速度，成為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實現正增長的國家。美國2020年全年GDP增速錄得-3.5%，為2009年以來首次錄得負值，且創1946年以來新低。在疫情沖擊的作用下，中國實現總量追趕的進程在加快。
二戰結束后，經濟體量如此之大的追趕還是首次，因此，傳統經濟大國或者發達經濟體能否容納新興經濟大國快速崛起而引起的國際經濟板塊重構，能否實現兩類國家在產業鏈上形成新的利益分享機制，就顯得尤為重要。這是從單個國家的發展看，新興經濟體的后發優勢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這將直接決定世界經濟版圖的重構。
其次，從世界經濟格局的分布看，傳統以大西洋兩岸為世界經濟軸心的格局正在向太平洋兩岸轉移。20世紀以來的100多年時間里，世界經濟的核心一直在大西洋兩岸——美國和西歐，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這一格局發生了變化，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以中日韓為主的東北亞經濟板塊快速崛起，2012年中日韓經濟總量超過歐盟，成為僅次于美加墨北美經濟板塊的世界第二大經濟板塊。這意味著世界經濟中心已經由大西洋轉移到太平洋。從增長率看，2010年至2019年，中日韓經濟總量年平均增長率超過6.5%，而美加墨經濟增長率不到3.9%，歐盟則只有0.8%。如果按照這種態勢發展下去，世界經濟中心東移將不可避免。不僅如此，從產業鏈分工看，無論是美加墨、中日韓還是歐盟，三個經濟板塊的經濟體都有打造完整產業鏈，形成相對獨立的經濟循環的潛能。
再次，從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看，新的顛覆性技術會以何種方式在何地發生具有不確定性。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互聯網為主要特征的技術變革深刻推動了現代生產力快速發展。當前，以信息和網絡為核心的技術進步帶動經濟增長的動力正在逐漸枯竭，新的顛覆性、革命性技術還處于孕育期，尚未形成新的能夠帶動世界經濟持續增長的新動力。這意味著在未來一個階段，具有傳統技術優勢的經濟體也有可能被其他經濟體更早實現的技術革命所替代。如果聯系到世界經濟中心東移的過程，世界技術前沿的中心如果也東移，那么世界經濟格局在未來將徹底重構。
雖然，技術進步也將進一步推動世界經濟格局的重構，但技術進步是否可以持續推動經濟增長還有待進一步觀察。研究發現，以信息網絡技術主導的新經濟模式，在促進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并不像前面幾次技術進步那樣通過不斷擴大基礎設施投資規模推動經濟強勁增長。相反，這次信息技術革命主要是從改進效率的角度促進經濟增長，其結果是新技術和新經濟帶有明顯的低增長特征。這一點可以從美國經濟增長與資本形成的關系得到印證。1990年以后，美國資本形成經歷了又一次增長，但與前期相比明顯下降，相應的經濟增長也平穩緩慢。
自身內在動力
決定中國經濟發展走勢
雖然世界經濟格局重構過程中的不確定性會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構成一定沖擊，但中國經濟持續發展根本主要來自自身內在動力。鑒于中國經濟增長正處于轉型期，因此，把握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性特征就顯得尤為重要。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在把握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先后提出了經濟新常態、由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總體判斷，確立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全局戰略和宏偉藍圖。應該明確，前述一系列追趕和社會主義建設新實踐不斷推進，都是以新時代經濟持續增長為基礎的。當前，雖然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大大增加，對我國經濟持續增長構成一定沖擊，但如果謀劃得當、發展政策恰當，在未來20年到30年實現5%至6%的年均經濟增長率是有基礎的。多數學者研究認為，我國潛在經濟增長率在4.5%到6.0%之間。此外，我國經濟體量大、國內迂回空間廣闊、經濟增長韌性強等特征也決定了我國有能力應對外部風險沖擊。盡管未來經濟持續中高速增長可期，但在此過程中仍然會面臨一些風險挑戰。
第一，作為一個走向成熟的經濟體，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最終消費將持續發揮穩定器作用，而投資和凈出口的作用將逐漸下降，并作為加速器存在。這就需要平衡內外兩個市場，加速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就商品市場而言，國內統一大市場已基本建成，商品國內大循環的格局已經形成；但就生產資料、生產要素以及一些特殊商品（如煙酒等），由于涉及地方利益分配問題，由制度性障礙所形成的各種分割依然存在，阻礙了國內大循環格局的形成。因此，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更多依托國內市場，就必須繼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徹底破除制度性障礙，使生產要素和生產資料在國內大循環中實現真正的暢通無阻。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構建新發展格局，內部仍然要與外部世界保持緊密聯系，一方面增加外部經濟對我國的正向沖擊，調控經濟增長速度；另一方面，要降低外部經濟波動對我國經濟增長負向沖擊，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的同時為世界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做出貢獻。
第二，作為一個走向成熟的經濟體，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格局既是挑戰也是機遇。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就普遍意義的不平衡不充分來講，至少包括地區發展不平衡、產業發展不協調、社會保障不充分、公共服務和產品供給的量不足質不高、居民收入差距過大、自然承載壓力過重等。落后地區的發展、中低收入群體生活改善、產業結構高端化、社會保障全覆蓋、增加公共服務和產品供給、協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等都為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充足空間。
第三，作為一個走向成熟的經濟體，要通過持續的創新替代要素投入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同時，要通過創新實現我國經濟在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中地位的攀升，占據更加有利的位置。從現實情況看，我國技術前沿追趕還在進行，盡管在許多技術應用領域已經走在世界前列，而且在完整的工業體系條件下，我國的生產能力在世界占有重要地位，并獲得了“世界工廠”的美譽，但在一些尖端科技，特別是關鍵的核心技術上還沒有實現突破，受制于人的窘境尚未得到根本改變。因此，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依靠創新驅動的內涵型增長，大力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盡快突破關鍵核心技術。應該看到，我國技術偏向應用，基礎性科研滯后、關鍵性核心技術缺失，既是追求快速趕超，忽視基礎性研究的結果，也與我國科研領域體制機制僵化有關。在由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的轉型期，既要推進產業鏈高端化，高端制造精準化；又要強化基礎研究，關注自主創新，攻克關鍵核心技術難題；還要通過構建科技成果轉化機制，完善知識產權的溢價后收益分配制度，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法律法規和執法建設等為科研技術人員松綁，把科研人員的個人利益與國家發展長遠利益捆綁在一起，實現大家、小家的共贏局面。
兩個大局的內在聯系
中央對于世界正處于百年大變局的論斷，無疑是在深刻把握世界經濟發展大勢的基礎上得出的，具有馬克思主義理論品質和深刻的洞察力。對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全局思考更是在深刻把握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規律轉化基礎上得出的，充滿了辯證思維。這兩個大局之間是外因和內因相互作用的關系。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國內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必然結果，其外在表現就是經濟體量越來越大，成為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同時促進了中日韓東北亞經濟板塊的迅速崛起，并進而加速世界經濟格局的重構。而世界經濟格局重構的過程充滿了不確定性，充滿了角力和博弈。這一點已經被中美貿易摩擦等一系列外部環境的變化所證實。雖然外部環境的變化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上升趨勢，但卻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遲滯延緩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因此，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就顯得尤為重要。為此，必須促進高質量發展，加快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一方面，要逐漸降低中國經濟增長的對外依存度，促進內源式經濟發展模式，提高最終消費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強化創新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特別要突破基礎性研究和“卡脖子”的關鍵核心技術的瓶頸。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