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進入新發展階段，城鄉融合發展成為我國城鄉關系演變的重要方向。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必須關注其背后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實踐邏輯和制度邏輯。從理論邏輯看，城鄉融合發展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對城鄉關系的描述是一致的；從歷史邏輯看，城鄉融合發展是新發展階段我國高質量發展在城鄉關系層面的集中表現；從實踐邏輯看，我國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必須考慮地區差異性并采用多樣化方式；從制度邏輯看，我國城鄉融合發展需要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依靠體制機制完善來形成城鄉融合發展的力量源泉。上述四重邏輯對深刻理解城鄉融合發展內涵、切實推進城鄉融合進程是極為重要的。
關鍵詞:城鄉融合發展 城鄉二元結構 經濟體制改革 地區差異性
【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識碼】A
城鄉關系是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必須關注的重大問題，城鄉融合發展成為新時代我國城鄉關系演變的戰略目標和根本遵循。問題在于：如何深刻闡釋這種城鄉關系轉變？城鄉融合發展何以成為新發展階段我國城鄉關系演變的目標取向？我國在操作層面應如何有效推進城鄉融合發展？作為對上述問題的回應，本文強調我國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導源于經濟理論的指引和實踐的演變，并與中國經濟體制的轉型進程之間存在著緊密關聯，據此，可以基于理論、歷史、實踐、制度的四重邏輯來闡釋中國的城鄉融合發展問題。
城鄉融合發展的理論邏輯
從理論邏輯的角度看，城市和農村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產物，是伴隨著三次社會大分工而出現的概念。在人猿揖別之后的漫長時段，人類主要通過從事植物栽培業和動物飼養業來滿足生存需要，在產業形態上不存在農業和非農產業的區別，在社會形態上也不存在城市和農村的差異。然而，伴隨著手工業和農業分離（第二次社會大分工）、以及商人的出現（第三次社會大分工），整個社會的產業形態開始多樣化，手工業和商業這些非農產業為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而在地理空間上集聚，由此就普遍出現了與農村相對應的城市概念，城鄉關系隨即成為特定國家發展進程需要直面的重大主題。作為對這種社會實踐的理論“投射”，城鄉關系也就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議題。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亞當·斯密就關注到城鄉產業的報酬差異，他指出都市產業的報酬必然比農村產業優異；都市的勞動工資和資本利潤，也明顯比農村大。馬克思也強調一切發達的、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分工的基礎，都是城鄉的分離，并認為社會的全部經濟史，都概括為城鄉之間的對立運動。尤其是，馬克思立足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者的交互運動，強調城鄉關系伴隨著生產力發展而呈現出演變趨勢，即相對于城鄉混沌合一狀態，城鄉之間的分離和差別體現出社會分工。社會分工以及與此伴隨的市場交換是推動財富增長的基本機制，因此，城鄉分離和對立相對于此前的混沌階段可看作是生產力發展的體現。
然而，伴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城鄉關系在客觀上需從差別對立狀態走向融合發展狀態，這種融合發展是進一步釋放生產力潛能、實現城鄉居民全面發展的需要，而生產資料從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變遷也為城鄉融合發展提供了條件。顯然，馬克思將城鄉融合發展視為生產力——生產關系交互作用理論下城鄉關系演變的基本趨向，并強調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制度轉型對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性。與這種研究思路相關聯，發展經濟學也關注到城鄉二元結構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特征，而發展中國家要擺脫欠發達狀態、走向高收入國家則必然貫穿著城鄉結構轉化和城鄉關系演變，城鄉結構轉變是發展中國家推進現代化進程的基本標志和內在要求。以此為出發點，二元經濟理論指出：發展中國家存在極為顯著的城鄉二元對立特征，實現二元結構轉化的核心機制是在市場機制作用下，農村勞動力從生產率偏低的農村流向生產率占優的城市，這種勞動力的社會化配置是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過程，也是城鄉收入差距縮減的過程。在發展經濟學視域中，城鄉融合發展即為城鄉要素流動性的增強和相互依賴性的增強。總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均強調城鄉結構轉化在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性，并將城鄉融合發展視為特定國家城鄉關系演變的基本趨向，我國當前強調城鄉融合發展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對城鄉關系的描述是一致的。
城鄉融合發展的歷史邏輯
從歷史邏輯的角度看，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與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相契合，我國城鄉關系也呈現出持續演變的特征。改革開放之前，在實施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背景下，我國不僅形成了依靠政府指令配置資源的計劃經濟體制，而且形成了以戶籍制度、人民公社制、農產品統購統銷制為表征的城鄉割裂格局（高帆，2019）。改革開放之后，依托農村經營體制變遷、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城鎮化率提高、農村勞動力非農化流轉、政府財政資源配置等重要機制，我國的城鄉關系開始從“農村支持城市”轉向“城市支持農村”，并提出統籌城鄉發展和推進城鄉一體化等重要戰略。
相對于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城鄉關系定位發生了顯著轉變，城鄉之間商品和要素的市場流動性大大增強，城鄉收入差距和消費差距也呈現出縮減趨勢。盡管如此，我國提出城鄉融合發展仍是重要的，它是對城鄉統籌發展和城鄉一體化戰略的深化和擴展。相對于城鄉統籌發展，城鄉融合發展更強調市場配置資源、政府宏觀調控對城鄉關系演變的作用。相對于城鄉一體化，城鄉融合發展更強調農村、城市、城鄉之間的分工協同格局。概括地說，城鄉融合發展是新時代經濟高質量發展在城鄉關系層面的集中表現，它意味著中國城鄉關系進入新的階段，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持續的高速增長和結構變遷也為城鄉融合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
城鄉融合發展是當前我國城鄉關系演變的目標定位，這一定位有三個關鍵詞：城鄉、融合、發展。立足于中國作為人口和地理規模巨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情，則可以發現這三個關鍵詞有極為豐富的內涵。城鄉是指構成我國經濟社會的兩個組成部分——城市和農村，兩者在地域分布、產業性質和群體特征中存在差異，“從人們使用城市和鄉村這兩個詞語的傳統看，可以用產業類型或一定面積上的人口密度來定義城市或鄉村”（黨國英，2015）。城市和農村分布在我國地理范圍的不同區位，兩者具有不同的人口密度和產業類別，并居住著市民和農民這兩類戶籍制度下的不同群體。融合是指城鄉兩大部門從對立割裂狀態走向頻繁互動、相輔相成的動態過程，它表現為城鄉之間因為產業分工而形成產品和要素流動關系，城鄉之間在地理空間形成相互交錯、網絡連接的新格局，城鄉居民能夠相對均勻地分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與此相關聯，融合意味著城鄉之間在經濟、地理和公共產品配置等方面發生了一系列重要轉變，這一轉變是一個涉及多個領域的結構變遷過程，也是一個涉及多個主體的利益調整過程。發展則是指城鄉關系演變不是就城鎮和農村的某個部門而言的，它是就整個國民經濟和城鄉兩大部門構成的系統而言的。城鄉之間不存在厚此薄彼、相互替代的關系，不是將農村作為解決城鎮化發展進程中難題的工具，也不是通過抑制城鎮化進程來推動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我國城鄉關系演變追求的是城鎮化質量、鄉村振興以及城鄉之間的相互促進，這里包含了城市、農村以及兩者結構關系這三個維度的系統發展。
城鄉融合發展顯著區別于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的“農村支持城市”，以及改革開放之后的“城市支持農村”，后兩者均強調了城鄉兩大部門的某個方面，因此呈現出顯著的“非均衡發展”特征。城鄉融合發展也是城鄉統籌發展和城鄉一體化戰略的深化和拓展，城鄉統籌發展和城鄉一體化強調了應從“非均衡發展”轉向“均衡戰略”，但這里的“統籌”和“一體化”更強調通過政府力量——特別是財政資源配置來矯正城鄉之間的失衡格局，而城鄉融合發展則更強調政府和市場力量的有機結合，更強調城鄉之間的社會分工差異化和福利水平趨同化。從時序演變的角度看，中國經濟正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著力回應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加快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些不僅體現出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意義，而且明確了城鄉融合發展的目標指向。
進入新發展階段，城鄉融合發展的根本目標是：立足于我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戰略取向，通過打通城鄉之間要素配置、公共產品配置的制度性阻隔，來更好地構建城鄉之間的相互促進機制，以此積極回應城鄉之間的不充分發展問題，增強城鄉之間的成果分享效應，以此積極回應城鄉之間的不平衡發展問題，而城鄉要素自由流動是城鄉融合發展的實現途徑，城鄉居民福利趨同是城鄉融合發展的集中體現。
城鄉融合發展的實踐邏輯
從實踐邏輯的角度看，城鄉融合發展對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性毋容置疑。問題的關鍵在于：什么是我國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的有效方式？城鄉融合發展的實施方式具有顯著的歷史性特征，即不同的時空背景通常對應著與之相契合的城鄉融合發展方式。就此而言，作為世界上人口和地理規模巨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城鄉融合發展是在地區具有顯著差異的背景下推進的。這種差異體現在經濟增長、產業結構、人口結構、稟賦條件等多個方面。例如：根據CEIC提供的數據，2019年我國人均GDP為70581元，在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中，人均GDP最高的是北京（164563元），最低的是甘肅（32995元），前者是后者的4.99倍。2020年我國第二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92.3%，分地區看，全國最高的是北京和上海，該占比均為99.7%，而最低的黑龍江占比為74.9%，兩者相差接近25個百分點。2019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0.6%，分地區看，全國最高的是上海，該占比為88.3%，而最低的西藏占比為31.5%，兩者相差接近57個百分點。這些數據表明，我國不同地區之間的發展水平、發展階段存在著顯著差距，這是我國推進城鄉融合發展最為重要的實踐背景。從這種背景出發，我國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在方式選擇中就應該強調多元性，不能在全國范圍內按照某種單一方式來強制性地推進城鄉關系演變，而應立足于不同地區的發展階段、稟賦條件來因地制宜推進城鄉融合發展。
以發展階段和稟賦條件作為區分基準，則現階段我國的城鄉融合發展大致可分為四種方式：一是大城市近郊的城市需求導向方式，即在大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郊區，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需求結構轉變為農村發展提供了市場拉力，農村的產品供給可主要圍繞城市需要展開，特別是農村通過產業功能轉變、產業鏈延長和產業間融合，使農業功能從單一的食品供給轉為復合的生態、文化供給，這種功能轉化也意味著農村形成新的增長點，進而吸引城市要素流向農村，形成城鄉之間的要素對流并提高農村土地產出率、資本回報率和勞動生產率；二是城市遠郊的適度規模經營方式，即在城市遠郊地區，應立足于糧食主產區的功能定位，依托土地“三權分置”改革推進土地經營權流轉，擴大農民對土地配置的經濟選擇權。與此同時，基于糧食安全戰略加大對這些農村的財政支持力度，以此提高農業的適度規模經營，依靠農業組織創新激勵農村技術進步，使農業經營者可獲得與其他產業大致相同的要素回報率；三是邊境或民族地區的特色產業發展方式，我國邊境和民族地區與大城市的地理距離往往較遠，但其通常具有生態環境優美、文化資源充裕、產業形態獨特的性質，這些地區可充分利用這些稟賦條件和比較優勢，通過市場細分形成鄉村旅游、特色小鎮等多元發展模式，為城鄉居民提供新型體驗式產品或服務，并依托互聯網技術等形成供求之間的信息有效對接，以此形成城市對這些農村地區的輻射功能，帶動經濟社會發展；四是農村貧困地區的內外力量聯動方式。2020年我國實現了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的全部脫貧，并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今后我國減貧工作重心也將從消除絕對貧困問題轉向解決相對貧困問題。無論是從收入、消費和發展能力等維度看，未來較長時段我國的相對貧困人口仍主要集中在農村。我國針對相對貧困人口集中的農村地區，需要采用政府扶持、社會參與和農村貧困人口內生動力激發相結合的方式，持續增強政府對農村貧困人口的保障兜底功能，持續增強這些地區和群體的自我發展能力，以促使城鄉居民能夠相對均勻地分享發展的成果，確保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在不同區域因地制宜實行多元化的城鄉融合發展方式，這是中國特色城鄉關系演變的一個重要表現。由此延伸開來，在政策層面，我國不僅要強調國家整體的頂層設計和宏觀調控，同時要強調不同地區依據各自條件進行方式探索。例如：在國家發布“1號文件”、鄉村振興戰略和城鄉融合發展相關文件的基礎上，不同地區可依據這些文件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形成本地的具體方案。需要強調的是，我國城鄉融合發展的推進方式是多元的，但無論哪種方式都不能否定農業、農村和農民對我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性，農業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在下降、農村人口在總人口中的占比在下降、農村勞動力在總勞動力中的占比在下降是特征事實，但不能因此就忽視農業、農村和農民的作用，也不能將城鄉融合發展視為城市化率提高、農村等待被改造的過程。在我國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的進程中，農業的功能不應是縮小了，而是轉化了；農村價值不應是消散了，而是重塑了；農民的權利不應是縮小了，而是擴展了。
城鄉融合發展的制度邏輯
從制度邏輯的角度看，區別于其他經濟體，我國的城鄉融合發展不是發生在市場經濟定型的條件下，而是發生在經濟體制轉型的背景下。必須結合經濟體制轉型來看待中國城鄉融合發展的現實問題，必須關注市場化與工業化、城市化、農業現代化的關聯關系。
在市場化改革遲緩的背景下，不同地區實施任何類型的城鄉融合發展方式，都可能存在因制度約束而舉步維艱的情況，其實施效果也難以令人滿意。迄今為止，我國仍存在城鄉戶籍身份中的二重權利、城鄉要素流動中的價格“雙軌”這樣的不平等特征（蔡禾，2021），就其成因而言，這些不平等特征與特定體制機制安排及其運行緊密相關。換句話說，我國不同地區的城鄉融合發展方式有區別，但它們都需要相同的制度條件背景，就此而言，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對我國城鄉融合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這包括：必須進一步增強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要素在城市之間的流動性，為此深化要素的市場化改革、增加要素的產權保護就極為重要。必須進一步擴大企業和居民等微觀主體的選擇權，特別是使農民在城鄉之間進行就業選擇、城市資本進入農村開展產業融合、農村土地在不同群體之間的配置權利得以擴展，只有這樣城鄉之間才是基于市場配置資源和微觀主體理性選擇之后的真正融合。必須進一步提高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配置，城鄉融合發展要形成城鄉之間產品和要素的充分對流，對此需要改變按照戶籍制度、或城鄉居民身份來分配公共產品的邏輯，而應按照普惠原則賦予城鄉居民相對均等的基本公共產品。必須針對農村承載的多重公共產品功能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并從夯實農村發展持續動力的角度出發，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人力資本投入放在更為關鍵的地位。
在當前發展背景下，我國城鄉融合發展除了應關注農村的經濟功能之外，還應看到農村承擔的生態供給功能、文化傳承功能、糧食安全功能和社會穩定功能，這些功能未必直接表現為經濟增長，但其對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和現代化整體進程是舉足輕重的。為此我國的城鄉融合發展不能單純依靠市場機制，還應強調政府在城鄉融合發展中的作用，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在城鄉關系演變中的優勢，利用生產資料所有制、分配制度、經濟運行機制等基本經濟制度，推動城鄉之間的要素流動、公共產品配置和居民福利水平提高。強化地方政府、特別是基層地方政府財政能力建設的重視程度，在城鄉融合發展的背景下，除了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和宏觀調控之外，還應鼓勵不同地區開展城鄉融合發展的方式探索。從激勵地方政府開展探索實踐出發，我國應加快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加強基層政府公共服務保障能力，以使地方政府在探索城鄉融合發展方式時更具財政支撐條件。
現階段我國城鄉結構變遷為農村社會治理帶來了新命題。農村人口和要素流出去，農村之外的人口和要素流進來，城鄉產業分工和空間邊界被重新塑造，城鄉之間的經濟社會關系正處在一個劇烈變化階段。為此，我國在推進城鄉融合發展時必須動態調整農村社會治理方式，充分利用互聯網技術及時掌握和分析農村狀況，將鄉村的本土非正式制度和市場化條件下的正式制度結合起來，形成多樣化、更具彈性的現代農村治理方式。
【本文作者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我國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理論邏輯與實現機制研究》（項目編號：17AJL010）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高帆：《從割裂到融合：中國城鄉經濟關系演變的政治經濟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
[2]黨國英：《城鄉界定及其政策含義》，《學術月刊》，2015年第6期。
[3]蔡禾：《新中國城鄉關系發展與當下面臨的問題》，《社會學評論》，2021年第1期。
責編：李 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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