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呈現出數字產業化穩步發展、產業數字化進程提速、數字化治理成效顯著和數據價值化加速推進這四個顯著特點。在發展數字經濟方面，我國也具有制度優勢、市場優勢、工業體系優勢和人才資源優勢這五大突出優勢。因此，我國應抓住發展機遇，在新發展階段大力發展數字經濟，進一步提升我國數字經濟競爭力。

關鍵詞:數字經濟 數字產業 信息技術

【中圖分類號】F49 【文獻標識碼】A

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在政策扶持和市場推動下實現了跨越式發展，規模穩步擴大，占GDP比重不斷提升，我國全球數字經濟大國的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1）》顯示，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和全球經濟下行疊加影響下，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依然保持9.7%的高位增長，是同期GDP名義增速的3.2倍多，規模達到39.2萬億元，占GDP的比重為38.6%。

數字經濟作為推動經濟復蘇的新動能和新引擎，已經成為世界范圍內最顯著的新經濟增長極，是當前世界各國重點關注和發展的核心領域，全球各國在數字經濟領域的競爭也日趨激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發展數字經濟，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這充分體現了我國大力發展數字經濟的決心。基于此，有必要總結分析我國發展數字經濟的前期基礎性成果，客觀認識今后發展數字經濟的獨特優勢，進一步提升我國數字經濟競爭力。

現階段，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呈現以下四大特點

數字產業化穩步發展

一是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取得跨越式發展。當前，我國已經建成了全球規模最大的光纖網絡和4G網絡，全國范圍內行政村通4G及光纖的比例超過98%，固定寬帶移動LTE網絡IPv6升級改造也已全面完成。在數據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近年來，新一代云計算平臺設施正加速構建，多方向大容量的國際傳輸網絡架構也已基本形成，為數字經濟新興業態和融合應用提供了強大支撐與保障，有力推動了數字產業化高質量發展。

二是數字化消費新業態新模式加快形成。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數字技術和數字化服務發揮了重要作用，顯示出更為廣闊的應用前景以及更加強勁的增長動力，消費者的在線消費習慣也得到了進一步培養，重量級消費新形態正在加快形成。其中，遠程辦公、在線教育、智慧醫療、電子政務等各類線上服務在疫情期間實現了爆發式增長，數字經濟的優勢進一步凸顯。此外，在5G等新興數字技術支持下，數字媒體、智能家居等消費新模式也正迎來快速發展時期。

產業數字化進程提速

一是數字技術創新助推產業轉型升級。近年來，我國在人工智能、深度學習、大數據與云計算等數字技術領域的研發取得較大進展，新一代信息技術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壯大提供了良好支撐，對推動產業數字化轉型和數字經濟產業鏈完善具有重要作用。當前，制造業企業的數字化基礎能力穩步提升，智能化、自動化水平不斷增強，制造業正成為數字經濟主戰場。

二是數字經濟融合發展取得重要進展。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同實體經濟的融合范圍不斷拓寬，融合程度不斷深化。例如，工業互聯網的創新發展帶動形成了智能制造、個性定制、網絡協同、數字管理等新業態新模式，推動數字經濟向更多實體經濟行業與場景進一步延伸。

數字化治理成效顯著

近年來，數字化治理得到了國家高度重視，數字政府建設大力推進并取得了顯著成效。當前，我國各地各級政府機構政務服務線上化推進程度明顯提升，“掌上辦”“一網通辦”等電子政務平臺加速上線，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的服務能力顯著增強，跨地區、跨部門、跨層級業務辦理能力以及快速響應能力持續提升。截至2020年12月，我國互聯網政務服務用戶規模達8.43億，占網民整體的85.3%。《2020聯合國電子政務調查報告》顯示，我國電子政務發展指數排名從2018年的全球第65位提升至第45位，取得歷史新高，其中，在線服務指數躍升至全球第9位，達到“非常高”水平。

隨著數字技術與傳統產業加速融合，我國的國家治理體系也向著更高層級加速邁進。從治理方式來看，數字經濟強有力地推動國家治理由個人判斷、經驗主義的模糊治理方式轉變為細致精準、數據驅動的數字化標準化規范化治理。與此同時，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技術同傳統公共服務的融合應用更是增強了治理體系的態勢感知、科學決策、風險防范以及應急響應能力，提升了數字化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

數據價值化加速推進

當前，我國政府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發展中數據的重要作用，先后出臺一系列政策文件，加快完善“市場有效、政府有為、企業有利、個人有益”的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這標志著數據與土地、資本、技術等其他要素一起，融入了我國經濟價值創造體系，成為數字經濟時代的基礎性、戰略性資源和重要生產力。2021年1月3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行動方案》，明確提出要加快培育發展數據要素市場，建立數據資源產權、交易流通、跨境傳輸和安全等基礎制度和標準規范，推動數據資源開發利用。由此可見，中央高度重視并確認了數據要素的經濟價值，為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駛入快車道奠定了基礎。

在黨中央的政策引導下，各地紛紛將政策著力點放在促進數據交易流通上，并高度重視本地的大數據交易平臺建設。例如，2015年，貴陽大數據交易所正式掛牌運營并完成了首批大數據交易；此后，北京、上海、深圳也探索建立了北京國際大數據交易所、上海數據交易中心和上海市大數據中心、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中心等數據交易中心，依托現有交易場所陸續開展數據交易。

在發展數字經濟方面，我國有以下五點突出優勢

當前全球數字經濟競爭日趨激烈，我國的數字經濟發展仍面臨著高速增長和高質量發展的雙重任務與挑戰。不過也要看到，我國發展數字經濟也具有制度、市場、平臺企業、工業體系和人力資源等多方面優勢。

制度的優越性

一是有助于推動我國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中國的制度優勢使得政府能夠在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上大有作為。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具有規模大、涉及產業廣、所需投資大等特點，高昂的建設成本必然需要企業和民間資本的參與和支持。我國獨有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有助于組織好各類資本力量參與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這為數字經濟生態體系的發展完善奠定了基礎，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戰略意義。

二是有助于形成包容寬松的政策法規體系。當前，政府、企業、民眾對發展數字經濟的認識進一步得到統一，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政策部署為數字經濟發展營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助力數字經濟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蘊藏的巨大潛力和強大動能不斷釋放。中國政府對數字經濟一直持包容寬松的監管態度，并在國家戰略高度重視發展數字經濟。近年來，推進“上云用數賦智”行動、數字化轉型伙伴行動（2020）等政策行動相繼推出，我國發展數字經濟的制度優勢日益凸顯。

廣闊的市場空間

一是市場規模優勢。數字經濟的典型特征是網絡外部性，市場規模越大，越有利于海量數據的產生，也就越有利于數字經濟發展。我國擁有14億人口所形成的強大內需市場，網民規模巨大，截至2020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9.89億，互聯網普及率已經達到70.4%。強大的國內市場更有利于數字經濟充分發揮降低市場交易成本和協調成本的能力，也將使得市場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二是消費群體優勢。我國數字消費者數量龐大，各種數字應用滲透率都位于世界前列。龐大的消費者群體使得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得以滿足，促使各個數字經濟企業不斷開辟新場景新產品，以滿足消費者獨特且多變的需求。當前，越來越多的中國互聯網公司開始采用獨特的生態戰略，實現線上線下全場景打通，強化與消費者的溝通，通過社會化方式完成更多新產品新服務的生產和提供。

三是消費變革優勢。當前，我國消費升級趨勢強勁，不僅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多樣化的應用場景，也有助于降低企業創新創業的試錯成本。在數字經濟相關的大數據、人工智能等領域，數字經濟能夠依托海量數字消費者實現快速發展。此外，中國仍有部分產業的成熟度較低，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難以被傳統行業滿足。未來，數字經濟將提供更具創造性的解決方案，直擊消費者痛點，有望實現跨越式發展。

領先的平臺企業

一是市場主體優勢。近年來，中國在電子商務、移動支付、共享經濟等數字經濟核心領域已經培養出了一大批走在世界前列的數字平臺企業，在這些龍頭企業的帶動引領下，一批中小企業得以集聚，同時，在市場和政府的共同推動下，以人才、金融、新型基礎設施、制度等多要素為支撐，形成了一個大的數字產業生態，為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帶來積極影響。此外，全球領先的龍頭企業能夠充分發揮國際話語權優勢，深化對外經貿合作與技術交流，通過參與電子商務、移動支付、數字內容等領域的國際規則制定，為更多中國數字經濟企業“走出去”奠定良好的規則基礎。

二是協調配置優勢。在數字經濟時代，我國的互聯網平臺正逐漸成為協調和配置資源的基本經濟組織，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加速器。眾多平臺企業通過打造共創共贏的生態系統，推動整個社會數字化轉型，為中小微企業提供可負擔的、世界級的數字基礎設施，促使更多資源實現高效集聚，從而讓整個社會的信息成本大幅度下降，讓更大范圍的協同合作成為可能。一方面，數字經濟能夠依托平臺的組織減少信息不對稱性，避免生產要素多余投入或閑置造成的浪費；另一方面，互聯網平臺能夠通過技術和模式創新打破各類要素投入生產的時間和空間約束，擴大生產要素的資源供給。

完整的工業體系

一是產業優勢。我國已成為制造業大國，是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擁有世界上最完備的工業體系，在工業互聯網快速發展的今天，這將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帶來更多紅利。例如，借助完整產業鏈的優勢，可以打造完善的供應鏈體系，從而為各個產業中數字技術的更新迭代及應用實驗提供便利和成本優勢。

二是技術優勢。信息技術的持續迭代為數字經濟增長增添了全新活力，近年來，我國在5G、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物聯網、區塊鏈、大數據等信息技術優勢領域持續形成突破，并加快推進產業化應用，為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提供了強大支撐。與此同時，數字技術突破和融合發展的賦能成效正在快速呈現，“創新紅利”持續釋放，有力地實現了對傳統經濟的滲透補充，并推動傳統經濟轉型升級。

三是后發優勢。總體來看，我國產業數字化轉型仍處于起步期，傳統產業數字化水平還有待提高。與此同時，數字經濟在不同區域間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日益凸顯，偏遠落后地區、農村地區還有大量的數字化需求未能滿足。我國數字化發展潛力巨大，有利于加快培育數字經濟新增長點，形成數字經濟新動能。此外，我國經濟體系建設中仍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因素，較國際先進水平有一定差距，這反而使得我國在數字經濟發展中沒有歷史包袱，能夠具有后發優勢。典型的例子就是移動支付在中國的快速崛起。正是由于中國沒有歐美那樣發達便捷的信用卡支付體系，反而使得移動支付在中國異軍突起。中國不必完全遵循西方國家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順序發展路徑，可以充分發揮后發優勢，實現并聯式跨越式發展，推動產業技術革命，打造中國“智能制造”新模式。

豐富的人力資源

一是人才質量不斷優化。隨著人才強國戰略的深入實施，我國教育體系日益優化，科技創新人才隊伍建設取得積極進展。近年來，我國人才優勢不斷積累，“勞動力紅利”逐步向“工程師紅利”轉化，為數字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奠定了雄厚的智力資本。此外，我國人才整體素質不斷提高，人才規模不斷擴大，人才流動持續加快，人才隊伍構成更加多元化，政府對各類人才服務、支持和管理的力度也進一步加大，這都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是人才吸引力逐步增強。當前，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占GDP比重近四成，其增速遠遠超出GDP增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舉足輕重，數字經濟正在成為驅動經濟增長、吸納就業的新引擎。與此同時，我國還積極營造有利于人才成長的外部環境，提供研究經費、個人稅收、簽證、戶口、子女教育等優惠便利條件。從全球人才轉移趨勢上來看，來華工作的國際人才日益增多，為提升我國數字經濟國際競爭力奠定了基礎。

【本文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數字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武玙璠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1]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1）》，2021年4月。

[2]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4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21年2月3日。

責編：臧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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