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華大學社會治理與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 張成崗，清華大學社會創新與風險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阿柔娜
隨著新興科技與治理體系深度融合，以及其實踐應用場景的豐富和理論探索的深入，中國正在邁入智慧治理新時代。近年來，各地基層社會治理實踐正在經歷從網格化管理向數字化治理的轉變，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提高社會治理智能化水平既契合了新技術革命背景下信息化、智能化快速發展的實際，也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的有力抓手。2020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考察時指出，運用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推動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創新，從數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讓城市更聰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動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廣闊。智慧治理作為推動智慧社會、智慧城市發展的主要實現路徑，是全球治理理念在實踐領域的深化革新，是現代信息技術賦能高質量政府治理的現實呈現。
智慧治理的內涵
智慧治理通過技術變革來實現社會治理變革，是一種將技術主導轉向政府主導的多元社會治理的復合性、整體性治理思路，其目的在于建構具有包容性、整合性以及可持續性的智慧城市。智慧治理、社會治理、智慧城市三者密切相關，智慧治理與社會治理的關系在于理論建構，而智慧治理與智慧城市的關系則在于實踐應用。相較傳統治理模式而言，智慧治理將新興技術和社會治理相結合，是政府創新社會治理模式的現代化選擇，將帶來社會治理精準化、治理主體多元化和公共服務科學化等新變革，需要從整體性角度考慮治理、技術和社會的多重邏輯關系。結合智慧城市體系化、綜合性的治理需求，在城市傳統管理模式的基礎上，智慧城市將呈現多樣化的智慧治理新模式。
治理理念從“經濟主導型”向“社會服務型”轉變
在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傳統的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體系將從過去的經濟效率占據主要地位轉向以人民幸福感、獲得感和安全感為核心。在新技術革命進程中，智慧治理將更加注重“算力技術”與“人文技術”相統一的綜合治理，更加關注技術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深度融合，滿足多主體、多元化、多層次的個體社會利益表達訴求，在重構服務型政府的同時實現社會“善治”。
治理目標從“相機決策”向“精準化決策”轉變
智慧治理應用場景的復雜性決定了智慧治理中存在著高度不確定性和非程序化特征。以往治理目標的確定主要依賴于行政管理者的“相機決策”進而實行因地制宜的實施治理策略；新一代信息技術如云計算、物聯網、區塊鏈等，為智慧治理目標的確定提供了成熟的技術支撐，為智慧治理目標的精準化奠定了堅實基礎，進而使趨向場景關注的智慧治理新范式得以形成。
治理架構從“分散協同型”向“整體智能型”轉變
相對傳統社會治理而言，智慧治理在空間分布、場景環境等方面都將發生深刻變化。智慧治理將依托新興技術對政府與公眾進行雙向“賦權”和“賦能”，未來的社會治理架構將不再是線性、鏈式以及科層化的“垂直獨立型”組織架構，而是更加注重多元主體實質性參與的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整體智能型”治理架構，即構建政府、社會、公眾等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平臺生態圈并依靠規則制約多元主體，實現共生演化，從而推動“善智”與“善治”互構。
治理主體從“信息互聯”向“價值互聯”轉變
傳統的社會治理逐步實現了初級的“智慧”，“互聯網+政務”等形式使得政民互動可在線上進行，但是這樣的“智慧”并不能真正實現治理主體間的信息互通、資源共享和協同治理。未來的智慧治理將采用更智慧的技術，在更加智慧的治理架構上實現基礎設施的普及和智能技術的應用創新，激發數據價值，重塑價值和道德體系，使得治理主體間天然互信，推動構建更加智能的“互信社會”。
智慧治理是推進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方式，是新時期應對社會治理環境日益復雜化、社會治理內容日益多樣化、社會治理主體日益多元化的必然選擇。智慧治理只是一種治理方式，其直接目的是推進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其最終目標是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為此，應當加快推動基層智慧治理配套體制機制創新、加強基層智慧治理的科技支撐能力、構建安全的基層數據開放共享體系、構建以人為中心的“有溫度的智慧治理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