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隨著人工智能、5G、云計算、大數據等新技術的廣泛應用，數字經濟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以新一代技術進步為支撐的數字經濟將對不同地區、不同產業和不同人群的就業產生不同的影響，給我國就業市場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為了更好適應數字化時代下的新型勞動關系，應進一步健全就業促進機制和就業優先政策體系，加快建設數字經濟多層次人才培養體系，推動我國就業結構優化，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的就業。

關鍵詞:數字經濟 就業趨勢 數字化 技術創新

【中圖分類號】F249 【文獻標識碼】A

進入“十四五”時期，實現更充分、更高質量就業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數字經濟將在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和創新鏈的高質量就業格局中發揮重要作用。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會催生出大量靈活就業人員和多種新就業形態，為保障城鄉勞動力就業創業創造出更大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數字技術作為一項新興技術將對部分行業產生沖擊，尤其是對勞動密集型產業、非技能密集型產業等領域形成一定的負面影響，給我國就業市場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

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總體情況

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的總量規模持續增長，從總體上來看，呈現下面的特征：

我國數字經濟的總體規模、總量占GDP的比重持續擴大，但是相較發達國家而言還存在一定差距。首先，我國數字經濟的總量和規模不斷增長。從2005年到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增加值從2.6萬億元增加到39.2萬億元，數字經濟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從14.2%上升至38.6%。其次，數字經濟對我國經濟的貢獻率不斷增加。2014年—2019年，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均超過50%；其中，2019年數字經濟對我國經濟增長貢獻率更是高達67.7%，成為拉動我國經濟的重要引擎。最后，我國數字經濟在世界的影響力不斷增強。2017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超過日本和英國之和，成為全球第二大數字經濟體，在世界數字經濟發展中占據重要地位。但是，與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發達國家數字經濟占GDP的比重保持在60%以上，而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占GDP的比重不足40%。

我國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技術創新不斷加強。一方面，我國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處于世界領先，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大工業機器的使用市場。到2020年，我國已經建成全球規模最大的光纖網絡和4G網絡，網民規模達到9.89億，互聯網普及率提升到70.4%，已建成5G基站71.8萬個，5G終端連接數據超過2億，互聯網協議活躍用戶數達4.62億。據國際機器人學聯合會（IFR）測算，我國目前工業機器人存量已經位列世界第一。另一方面，支撐我國數字經濟的信息技術創新能力持續增強。我國在全球創新指數排名從2015年的第29位躍升到2020年的第14位，是全球最大的專利申請來源國。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相關領域專利申請總量快速上升，2019年底首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有研究顯示，截至2017年，中國的人工智能人才擁有量達到18232人，占世界總量8.9%，僅次于美國。

我國主要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穩步上升，但是呈現較大的地區差異，而且這一差距還將持續擴大。據《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1）》顯示，2020年廣東、江蘇、山東等13個省市數字經濟規模超過1萬億元，過萬億的省市數量比2019年增加了3個；北京、上海數字經濟GDP占比超過50%，廣東、浙江、江蘇、福建數字經濟占GDP的比重超過40%。此外，數字經濟的發展規模呈現地區差距，且這一差距有擴大趨勢。從區域經濟發展的情況看，2018年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長三角地區數字經濟規模最大，總量規模高達8.63萬億元，珠三角為4.31萬億元，京津冀為3.46萬億元；相對而言，東北老工業基地地區和西北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速度相對緩慢，分別為1.60萬億元和1.26萬億元。從發展速度來看，2018年長三角數字經濟增速為18.3%、排在首位，珠三角17.6%，西北地區16.7%，京津冀14.2%，東北老工業基地僅為11.3%。

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側重于產業數字化，在產業數字化中第三產業的數字化發展水平顯著高于其他行業。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9.2萬億，其中產業數字化規模達到31.7萬億，占我國數字產業規模的比重從2015年74.3%上升到2020年的80.9%。另一方面，我國產業數字化側重于服務業的數字化。2020年，我國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數字化規模占行業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8.9%，21%和40.7%，分別比2019年增長0.7、1.5和2.9個百分點，可見，第三產業的數字化程度大幅領先于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

數字時代我國就業發展的新趨勢

數字經濟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和就業形態

其一，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新的就業崗位，產業數字化帶來的就業增加更大，成為新增就業機會的主要來源。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數字經濟領域就業崗位1.91億個，占全年就業總人數的24.6%，同比增長11.5%；其中，數字產業化就業崗位約1220萬個，同比增長9.4%；產業數字化就業高達1.78億個，同比增長11.6%。從數字經濟就業結構來看，2020年我國數字產業化領域招聘崗位占總招聘數32.6%，占總招聘人數比重達24.2%，產業數字化招聘占比仍然高于數字產業化占比。

其二，新技術的應用使得數字經濟時代下生產效率提高，提高勞動者收入，增加產品市場需求，從而增加了企業的勞動力需求。有研究表明：機器人的使用使年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大約0.36個百分點，同時也提高了全要素生產率，降低了產出品價格。這種情況下，一方面會刺激社會需求，另一方面會提高勞動者收入，使產品市場的需求增加，從而會增加企業勞動力需求。有機構預測，到2035年中國整體數字經濟將創造高達4.15億的總就業容量。

其三，數字經濟將催生新的企業生產組織方式和新的就業模式。依托互聯網平臺的新就業形態，具有容量大、門檻低、靈活性強等特征，如外賣騎手、在線醫生、“到家老師”等，為人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以電子商務行業為例，2019年我國電子商務直接吸納就業和創業人數達3115.08萬人，電子商務帶動信息技術、相關服務及支撐行業從業人數達2010.57萬人。

數字經濟就業的總體特征

一是數字經濟就業者受教育程度明顯高于其他行業。根據2019年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數據計算發現（見圖2），數字經濟從業人員的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非數字經濟部門。在數字經濟部門大學?？?、本科和研究生以上學歷占比達到56.43%， 而非數字經濟部門僅為17.87%；而非數字經濟部門的小學及小學以下受教育占比達到32.06%，在數字經濟部門這個比例僅為4.95%。

二是數字經濟就業呈現年輕化趨勢。據《2019數字經濟人才城市指數報告》顯示，京津冀、長三角和粵港澳三個主要的數字經濟發展的區域，30歲以下數字經濟的從業人員占比均超過40%，分別為44.85%、48.28%和48.58%，數字經濟人才整體呈現年輕態特征。

三是數字經濟就業需求存在明顯的地區差距。有數據顯示，全國數字經濟人才城市需求前20位的城市中，多數為京津冀、長三角和粵港澳三個經濟區域的城市。在這20個城市中也存在巨大差異，北京市數字經濟人才需求占全國比重為22.06%，分別比深圳和上海高出7.53、7.78個百分點。

四是數字經濟就業人才類型存在差異，數字經濟技術型人才需求在不同地區出現不同的特征?；浉郯?、長三角和京津冀地區，數字經濟技術型人才不可或缺，需求占比分別為46.18%、45.01%和48.02%。其他類型的數字經濟人才呈現多元化的需求，京津冀地區產品經理和運營經理需求分別為8.29%、6.49%，均高于粵港澳和長三角?；浉郯拇鬄硡^中，產品經理職能需求居首，占比為4.27%。長三角經濟區數字經濟人才中，對Java技術人才需求最高，占比為4.85%，產品經理次之，占比為4.75%。

數字經濟將對不同技能的勞動者產生不同的影響

一方面，數字經濟增加了高技術、高技能工人的就業。根據Acemoglu 和 Restrepo（2018）的研究，數字經濟對不同技能的勞動力的影響是有差異的，對高技能的勞動力具有互補作用，因此，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高技術產業的就業占比也越高，數字經濟的發展將推動就業結構向高技術化、高技能化發展。根據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分析，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升，高技術產業就業占比的比例會不斷提高，數字經濟的發展程度也會更高。

另一方面，數字經濟減少了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降低了勞動密集型產業就業。Acemoglu 和 Restrepo（2018）研究發現，數字經濟對低技能勞動力具有替代效應，因此，數字經濟的發展對勞動密集型產業就業人員產生較大的負面沖擊，資本要素替代勞動要素，獲得了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Frey 和 Osborne（2017）把美國勞動力市場的職業分成702類，發現未來20年會有47%的職業處于被人工智能替代的風險之中。據世界銀行2016年的發展報告估計，未來20年OECD國家57%的工作將被人工智能替代。

數字經濟對就業的影響將擴大不同群體的收入差距

與其他新技術的特征相似，數字經濟作為新技術革命產物，不僅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也將改變不同群體的收入分配結構。

數字經濟的發展增加了對高技術人才的需求，增加了高技術人才的就業，提高了技能溢價，低技能人才就業數顯著降低。根據《2019全球人力資本報告》，隨著自動化和人工智能不斷引入到企業中，全球對勞動力的需求特別是對白領和藍領技工的需求將減少700萬人，勞動要素的工資所得不斷下降，擴大了高技術人才與低技術人才的收入差距。同時，數字經濟的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資本替代勞動，使得財富在資本和勞動的分配不平衡，加劇了擁有不同資產人群的財富不平等。Acemoglu 和 Restrepo （2019）研究了自動化替代對勞動者報酬的影響，指出盡管人工智能增加了勞動生產率，提高經濟增長，但是其替代效應會降低勞動在經濟增加值中的份額，從而增加勞動者之間的不平等。

數字經濟對就業的主要影響

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為經濟與社會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效益，但是也面臨著就業總量、就業結構等方面變化的新挑戰，亟需密切關注該領域與就業相關的主要問題。

數字經濟會加劇數字人才流動，產生的“馬太效應”需要關注。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區域之間的數字基礎設施存在差異、受教育程度也存在差異，這種差異會加劇人才的跨地區流動，特別是數據人才的流動，這種流動呈現巨大的地區差異。有數據表明，2019年京津冀、長三角和粵港澳數字經濟人才的凈流入都在15%以上，其中長三角最高，達到20.15%， 京津冀地區為16.7%， 粵港澳為16.17%。數字經濟人才的流動會進一擴大地區發展不平衡。

數字經濟的人才供給存在較大缺口。數字經濟的發展對勞動者的教育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國現有的教育水平及結構與數字經濟對于勞動力教育水平的需求不匹配，數字化人才供給顯著不足。根據《全球數字經濟競爭力報告（2020）》，全球30個主要城市中，北京競爭力排第八，是中國唯一進入前十的城市，但是其數字人才競爭力排在第23位（得分48.22，是紐約的71%），數字人才短板明顯。

第二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升級不夠，就業供給結構調整滯后于產業結構調整。我國產業數字化中，第三產業數字化專業人才供給結構調整步伐相對較快，因此進一步促進了我國第三產業的數字化，2020年我國第三產業的數字化規模占行業增加值的比重為40.7%；而第二產業數字化轉型升級更多地遭遇了數字化專業人才匱乏的瓶頸，2020年第二產業數字化規模占行業增加值的比重只有第三產業的一半，這與我國發揮制造業優勢產業升級是不匹配的。因此，要密切關注我國就業結構中對制造業，特備是高端制造業的數字化人才的供給。

數字化人才的產業分布不均衡，數字化人才集中于第三產業。我國數字化人才的產業分布呈現較為明顯的不均衡現象，大部分數字化人才集中于第三產業。2018年第一產業的數字化就業崗位為1928萬個，占第一產業就業總人數的比重為9.6%；第二產業為5221萬個，占比為23.7%；第三產業為13426萬個，占比為37.2%。可見，第三產業的數字化人才占比遠遠超過其它產業。從產業吸納的數字化人才來看，第一產業吸納9.4%， 第二產業吸納25.3%， 第三產業吸納了超過65%的數字化勞動力。

促進我國數字經濟就業的政策建議

完善數字財稅體系，出臺數字稅，解決數字經濟對區域發展不平衡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響。我國經濟發展存在不平衡問題，數字經濟發展也存在不平衡。2018年珠三角地區數字經濟占比高達44.3%，長三角地區和京津冀地區分別為40.9%和40.7%，而東北老工業基地和西北地區數字經濟占比僅為28.2%和25.6%。數字經濟發展的差異會加大區域不平衡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應該探討出臺數字稅來糾正數字經濟發展所帶來的不平等問題。

完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促進數字基礎設施均等化。我國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區域發展不平衡，要加大數字基礎設施均等化的建設，擴大中西部的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不斷壯大中西部數字經濟規模，努力縮小其與東部地區發展差距。在中西部地區設立數字發展基金以及實施數字人才戰略，縮小區域就業質量差異。

完善貨幣政策的目標設定，提高貨幣政策中就業的權重。數字經濟下傳統的奧肯法則會發生改變，就業與產出的關系不再是一致的，同時傳統的菲利普斯曲線也會發生變化，會改變傳統貨幣政策目標之一的通貨膨脹與就業的關系。因此，貨幣政策要關注以自動化和技術進步為基礎的數字經濟對就業的影響，貨幣政策的目標要加大對就業方面的權重。

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適應數字經濟下的新型勞動關系的變化。在數字經濟環境下，由于信息溝通更加便捷，崗位流動性會增加，各種短期、靈活、跨區域的就業形式會逐步增加。社會保障制度要調整適應數字經濟下的新型勞動關系，明確政府、企業和勞動者的責任和義務，適時調整相關的法律法規，覆蓋新型的就業人群；同時，解決社會保障的跨地區流動性，適應數字經濟工作方式變化帶來的人員流動性。

加快建設數字經濟多層次人才培養體系，提升數字經濟勞動供給水平與質量。在初等教育中引入數字經濟技術方面課程，培養下一代數字化應用與創新能力，保證數字經濟技術在初等教育均等化。在高等教育領域，持續加大數字經濟科研投入，加強數字經濟的關鍵技術的研發與人才培養，實現關鍵技術與人才培養的自給。在職業培訓領域，推動民間資本積極參與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職業培訓。

繼續出臺政策壯大新模式新業態，規范市場，吸納帶動更多就業。堅持“鼓勵創新、包容審慎”的原則，培育壯大基于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的新型就業模式。支持傳統就業崗位轉型，促進就業線下模式轉化為線上模式，利用彈性化、多元化、靈活化的就業方式化解失業風險。建議擴大從事基礎研究的高等院校、研究機構的人員編制，支持數字技術的基礎科學與核心技術突破，同時緩解信息技術對于原有中等白領階層的沖擊。

推進產業數字化轉型，以產業結構優化帶動就業結構升級。從國際經驗來看，以美國為代表的服務數字化領先型發展模式，更側重于服務業的數字化發展；德國和英國屬于均衡發展型模式；韓國和愛爾蘭屬于工業數字化領先型發展模式。我國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發展，第二產業還保持相當的規模，而且未來還會保持第二產業特別是制造業的合適規模，這是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勢?？梢酝ㄟ^制造業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稅收優惠政策來鼓勵制造業企業通過數字化提升競爭力，從而優化我國產業結構，吸引更多的制造業部門就業。

【本文作者為北京工商大學副校長，北京大學數量經濟與數理金融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本文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實質性降稅減費與經濟高質量增長”（項目編號：19ZDA069）的資助】

參考文獻

[1]Acemoglu Daron and Restrepo Pascual, Low-skill and high-skill automation，Journal of Human Capital, Volume 12, Issue 2，2018.

[2]Carl Benedikt Frey and Michael A. Osborne,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sation，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Volume 114, 2017.

[3]Acemoglu Daron and Restrepo Pascual, Automation and New Task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Task Content of Technology for Labor Demand, 2019.

責編：賀勝蘭

聲明：本文為《國家治理》周刊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國家治理周刊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