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技術促使傳媒業提高了內容生產率、用戶到達率，增強了傳受互動，改善了閱讀體驗。但智媒體的快速發展存在擠占專業媒體的信息發布權、挑戰社會共識的形成、引發“信息繭房”效應等隱憂。政府、傳媒和公眾需要共同協作，在人機協同、以人為本的前提下，將正確的價值觀和輿論導向融入算法設計，促使智媒體在構建新型主流媒體平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關鍵詞】人工智能 智媒體 “信息繭房” 算法透明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當下，人工智能應用于新聞傳媒業已然成為一種潮流，智媒體成為傳媒業創新發展的新引擎。在媒體享受智能化所帶來的紅利時，也出現了諸如信息生產發布主導權被擠占、社會輿論共識被挑戰及“信息繭房”等問題。正確看待智媒體的發展與優勢、應對人工智能技術帶來的隱憂，已經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智媒體在內容生產和推送中的優勢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斷進步，國內外傳媒業開始將其應用到線索采集、選題決策、內容生產、產品分發以及用戶互動等環節。實踐證明，人工智能技術提高了新聞信息的生產率、到達用戶的精準率，改善了用戶的閱讀體驗。

智能化采編有效提升了內容生產效率。實現全天候、高時效、多形態的新聞信息生產與發布，需要對處于分散狀態、難以共享的媒體資源進行高度整合、集中管理和統一調度。當前，在人工智能技術的支持下，新聞信息的生產、發布得以突破以往主客觀條件的約束。比如，針對媒體大數據抓取、公共傳感系統以及普通網民發布的海量數據，新聞生產者可以通過音視頻處理、語音識別和人臉識別等技術，在紛繁復雜的零散信息中發現線索、提煉選題。智能技術的使用有助于減少耗費在采集、整理、傳遞信息等過程的時間和人力，有效提升了新聞信息的生產效率。把機器或者程序能做的交給機器和程序，從而把人力解放出來，從事具有創新要求和需要發揮想象力的工作，這是自工業革命以來自動化革命的基本理念。以數據技術為核心的媒體智能化，推動新聞生產由“大而全”向“全而深”轉化，不僅可以采集更全面的數據信息，而且更有利于縱深開掘，生產出蘊含高附加值的內容。

優化分發流程實現了對用戶的高效觸達。現代社會是一個信息劇增的社會，人們在生產海量信息的同時，也在工作、生活和學習中消費著這些信息。出于節省時間和精力的考慮，人們對個性化信息的需求日益緊迫，從對信息量的追求轉向對信息質的重視。傳統媒體時代，新聞從業者依據媒體的受眾定位，通過人工對內容進行選擇和發布，這是一種線性、中心式的分發模式。到了互聯網時代，內容的制作和傳播分離，出現了非中心式的分發模式。在社交平臺的推動下，泛在的用戶成為了分發主體，交往關系成為信息傳播的重要因素，內容在相互交織的社交網絡中實現分發。智媒體的算法分發不僅通過分析用戶行為得出用戶的精準畫像，同時也對信息價值進行評估，是對二者進行有效適配的智能化推薦。如今，大量的新聞聚合平臺以及社交平臺都增加了優先推薦的功能，這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傳統的人工發布模式。通過算法推薦實現針對性的內容分發，解決了移動互聯網環境下內容對接的痛點，將各類信息有的放矢地推送至大量的用戶終端。

智能化全景式生產改善了用戶體驗。隨著移動互聯網的出現，人工智能、大數據和5G等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拓寬了人們的線上生活方式，為用戶提供了個性化的信息和服務。媒體不再局限于依靠文字、圖片和音視頻為用戶搭建信息場景，VR、AR、語音識別、自然語言處理、計算機視覺、深度學習等新技術不斷融入，形成了全方位、立體化的全景式新聞生產模式。在這種場景下，用戶從新聞事件的旁觀者向參與者、體驗者的角色轉化，人工智能、VR和AR技術增強了新聞信息的可視化、可聽化，大大豐富了用戶體驗，從感官上賦予用戶更強烈的臨場感和代入感。

智能識別提高了內容審核的效率。無論是出于內容生產還是輿情監測的需要，對事實和觀點進行把關是任何媒體不可或缺的關鍵環節。目前互聯網上的有害信息主要有政治敏感信息、涉恐涉暴信息、色情信息、虛假事實信息以及廣告法敏感詞等，它們常常以多種形態出現。如果完全依賴人力對以驚人速度增長的用戶原創內容（UGC）實施識別、監控和過濾，難免會因時間緊、工作量大而產生糾錯滯后、遺漏差錯等問題，一些有害信息經過加工改造所生成的變種更是不易被發現。新聞媒體利用海量、權威、優質的數據資源，建立針對視頻、音頻、圖片、文本信息的智能識別模型，可以精準高效地識別各類有害信息，人工智能通過深度學習和長期的數據訓練，能夠提高自動抓取有害信息的效率，規避內容風險。

智媒體快速發展的隱憂

近些年，國內外的主流媒體在人工智能領域進行了諸多探索與實踐，可以說人工智能的技術與理念已經滲透至傳媒領域的各個方面。但“智能”并不是“萬能”，在線索搜集、選題決策、內容生產、優先推薦等環節，智媒體時常出現失序、失范現象。

一是傳播主體泛化擠占新聞傳播的主導權。人工智能技術促使內容生產、運營和分發的門檻不斷降低，政府機關、互聯網企業、自媒體等多元主體加入到信息的生產與傳播領域。廣大受眾不再僅依賴于專業性媒體了解外界發生的事情，反而更多地通過社交媒體平臺了解事件的全貌。“眾產”“眾創”的媒介生態使得信息生產主體日漸泛化，專業性主流媒體的核心地位不斷被擠占。與此同時，人工智能也逐漸替代了職業新聞工作者的部分職能，動搖了其在新聞生產、傳播中的職業地位。傳統媒體時代，新聞信息生產與分發的基礎是對社會情景、新聞價值、讀者需求的綜合判斷，其以內容為主導，對受眾形成持續性影響。而算法邏輯則是建立在數據、流量的基礎上。比如，熱搜作為微博算法中較為重要的機制，推動平臺中熱度較高的內容到達用戶終端，形成“強者恒強”的格局。在算法流行的環境下，可以通過及時“參考”甚至是“搶”熱搜來實現更大的傳播效果。算法的介入改變著新聞信息的生產和傳播邏輯，使得智能化平臺的權力地位不斷上升。當新媒體尤其是信息聚合平臺利用算法規則前所未有地激發了互聯網用戶的表達欲之后，用戶原創內容被源源不斷地快速生產出來。新興媒介技術的時空邏輯決定了產能優先于質量的價值排序，也塑造了與之相應的消費習慣。

二是對形成輿論共識和堅守新聞真實構成挑戰。算法推薦因其能夠提升信息的推送效率、帶來優質的用戶體驗，而被國內外的大多數新聞客戶端和社交媒體平臺采用。但是，算法推薦技術在把我們從海量信息的繁雜搜索中解脫出來的同時，也消解了專業傳媒的“把關”功能。以往，新聞編輯在選擇新聞時會綜合考慮用戶的“應知”“欲知”“未知”，如今依靠用戶精準畫像，在推送信息時則凸顯了“欲知”的因素。依據算法對信息作出排序和推薦，減少了用戶聽到不同聲音和看到不同觀點的機會，過于迎合用戶的偏好和價值取向，必然導致“信息窄化”。傳播媒體理應擔負的公共信息服務功能被削弱，增加了形成輿論共識和社會凝聚力的難度。此外，基于人工智能的換臉、語音合成、視頻生產等技術，可以大大降低制作虛假新聞和謠言的成本，使得“眼見為實”也變得“不靠譜”了。基于人工智能技術的虛假新聞和新型謠言，增加了政府有關部門和專業媒體甄別、核查工作的復雜程度，新聞真實性面臨更大考驗。

三是在個人數據處理上的法律與倫理風險。數據是人工智能時代的重要資源，其背后蘊含著巨大的經濟價值。互聯網無時無刻不在產生著海量的涉及個人身份、行為、信仰、觀念以及情感和社交關系的數據，對這些數據的收集、存儲、使用，必然涉及法律和倫理層面的問題。比如，英國劍橋分析公司在非法獲取大量臉書用戶數據的基礎上，通過分析這些用戶的興趣和偏好，向他們精準投放新聞和廣告，潛移默化地對其商業消費和政治傾向產生影響。個人數據的指向性明確、商用價值較大，尤其是經過深入挖掘，發現數據所蘊含的某種關系或規律時，將會進一步提升數據的價值，為數據開發者帶來更大的利益。在數據時代，隱私被侵犯的概率以及善后的難度成倍增加，一旦造成傷害，就無法補救，即使你刪除了原文，無數影像文件依然存在。隨著各類傳感器獲取數據信息并用于新聞傳播活動，算法決策、算法推薦更需要以尊重個人數據所有權、尊重用戶隱私和保障數據安全為前提。

四是對個體用戶的“信息繭房”效應。“信息繭房”一詞出自哈佛大學法學教授凱斯·R·桑斯坦的《信息烏托邦》一書。該詞在研究算法影響的論文中頻繁出現，反映出學界對算法推薦左右人們社會認知的擔憂。長期以來，人們的閱讀行為屬于自主閱讀，出于需要或興趣。正如選擇性接觸理論所闡述的，人們會基于自身的立場、觀點和態度等傾向于專注某些領域的信息，回避那些與自己既有傾向相悖的內容。隨著算法成為當前媒體智能化的主流，智能推薦成為形成“繭房”的催化劑。在其作用下，自主閱讀逐漸讓位于被動接收，原本受眾可以把控的信息接收權轉移給了算法，而算法推薦的多是合乎受眾“胃口”的信息。由于信息多樣性不足，致使受眾的認知在“樂享其成”中被禁錮于類似“繭房”的有限領域內。隨著算法日益精密、技術不斷提升，智能化的信息分發模式反而把許多人困在信息的“繭房”，使其失去了探索未知、創造不同可能性的機會。“信息繭房”不僅會導致受眾認知能力、判斷能力的衰退和個人信息結構的失衡，更會阻礙人的全面發展和對社會的全面認識。

對智媒體發展負面影響的應對策略

收益往往伴隨著風險。需要通過擺正技術與價值的關系、提升算法透明度、完善相應倫理法規等舉措，規避和消除人工智能技術在傳媒業應用中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一是糾正“技術至上論”，堅持守正創新。人工智能在傳媒業的應用突顯了技術理性的價值，但是，我們不能無視新聞傳播活動中人的主導性，而陷入“技術至上論”的窠臼。盡管內容生產者日漸多元化，但在人機協同的生產模式中，要想采制出有思想、有溫度、有品質的內容產品，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始終是第一位的。在人工智能時代，我們依然需要尊重新聞傳播規律，用時代的眼光來審視新技術對傳媒業的影響。人工智能技術只是服務于新聞傳播實踐的工具，屬于手段創新、形式創新、方法創新的范疇，真正直抵人心的依然是蘊含人生意義、價值觀的內容。因此，在改革創新的同時，不能舍本逐末，要準確把握人工智能的特點和發展趨勢，做好頂層設計，應用人工智能技術挖掘傳播內容、拓展傳播渠道、增強閱讀體驗，只有實現內容創新與形式創新的最佳適配，才能生產出高品質的新聞產品，更好地服務于新聞輿論工作。

二是理解算法邏輯，把握價值導向。目前，智能技術正被廣泛地應用于各大媒體平臺，為了更好地駕馭這種新技術，新聞從業者需要強化算法思維，深刻認識算法邏輯，理解媒體與算法之間的共生關系。一方面，新聞從業者需要堅持“經濟利益必須服從社會效益”的新聞價值取向，堅守傳播倫理，規避“流量邏輯”，對算法推薦的合理性進行動態監測，不斷改進與調適，在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之間尋求到平衡點。既適應平臺的算法規則，又能在理念和實踐上調整算法的利益偏向，實現新聞價值與用戶偏好的算法協同。另一方面，新聞從業者需要與算法工程師密切合作，將輿論導向、社會效益等概念融入算法設計中，將新聞價值、輿論引導算法化和模型化，共同促進主流算法的發展，實現內容理解的智能化、內容供給的多樣性。

三是突出算法透明，提升誠信公平。算法透明實質上是新聞生產的透明性問題。新聞生產的透明性指的是公開新聞信息的采制與發布過程，賦予受眾監測、品評及參與新聞生產發布的權利，打破內容生產者與用戶之間的“隔斷”，使原本的“不可見”變得“可見”。算法的數據來源、數據篩選、運算規則等容易受到多種人為因素的影響，并被嵌入算法模型之中不易察覺。但是，新聞業是一項服務社會、服務大眾的事業，這是算法透明的邏輯起點，我們不能以算法自身的復雜性以及“算法黑箱”的高深莫測作為托辭。智能化媒體有義務適度公開其算法的運行機制、設計目的等，這種“坦誠”不僅有利于媒體規避一定的風險，更有助于增加公眾對內容生產者、內容質量的信任感。單純從技術角度制定統一的標準、實現完全的算法透明有較大的難度，當前可以考慮由值得信賴的第三方核查機構對涉及公眾利益、為公眾關心或有爭議的算法進行檢查評估，并通過行業協會將“算法透明”納入智媒體生產推送是否合乎規范的考量指標。

四是自律他律相配合，確保善用可控。構建適用于智能媒體的法律法規和職業倫理，不僅需要法律專家和人工智能技術人員的通力合作，更需要政府部門、企業媒體以及公眾的共同參與、相互協作。政府出于輿論安全、導向正確等的考慮，需要監管算法技術在傳媒領域的應用情況，制定相應的倫理法規以明確算法技術的適用范圍，并進一步建立問責機制、制定問責標準。各大媒體資訊平臺以及具有較強社交屬性的內容分發平臺等，為了嚴防技術失控、倫理失范等情況的出現，在完善自身算法審查機制的基礎上，需要明確自身所要擔負的責任和義務，制定評估規則，增強算法透明度。公眾是人工智能產品的用戶及可能的被侵權對象，在提高媒介素養的同時，可以通過舉報等方式，參與到監督算法是否公平公正、智媒體行為是否失范的工作之中。從科學技術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出，只有科技進步與社會倫理規制和倫理原則的相關要求相一致，并對科學技術的發展結果做出合乎倫理價值的評價，以引導科學技術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才能夠持續地推動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

當前，在某些領域人工智能正逐漸替代或者輔助新聞傳播工作。但是，復雜信息的甄別、新聞價值的判斷、時度效的把握尤其是非常規報道的靈活變通等，皆非當下人工智能所擅長，再加上運行中存在的各種需要修正的問題，使得智媒體的“善用”“善管”離不開人的參與。“全面、權威的信息，深入、理性的觀點，才是社會輿論與心態最穩固的基礎。”“技術和算法終究是工具，是末；思考的樂趣、價值的塑造、知識的完善，才是目標，是本。算法主導的時代，更需要把關、主導、引領的‘總編輯’，更需要有態度、有理想、有擔當的‘看門人’。”只有在新聞工作者扎實的理論功底、較高的政策水平和精湛的業務能力的基礎上，智媒體才能在構建新型智能化主流媒體平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發揮更大作用。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持續支持類科研基金項目“大數據時代計算傳播學的理論與實踐”（項目編號：17XNL003）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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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人民日報評論部：《算法盛行更需“總編輯”》，《人民日報》，2016年12月23日。

責編/馬寧遠（見習）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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