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新發展階段客觀上要求經濟發展從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更加注重質量和效益，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動能不能滿足新發展階段的要求，必須激發我國內需潛力的釋放，通過提升國內循環的質量和效率，促進我國在國際循環中位勢提升，由此可見，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的必然選擇。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實際工作中，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有利于把握事物聯系的多樣性，作出正確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洞悉經濟社會的新變化，正確把握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因勢利導、順時而為地作出構建新發展格局這一重大戰略決策。這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作出的戰略決策，是事關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正因為如此,從中國經濟發展歷程、客觀現實、宏偉藍圖等方面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中國經濟轉型發展的必然選擇。
一、加快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歷程極不平凡，經歷了工業化體系形成階段（1949—1978年）、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階段（1978—1992年）、市場經濟體系確定外向型經濟主導發展階段（1992—2020年）。中國經濟發展格局經過歷次調整，極大地提高了我國社會生產力,特別是我國改革開放，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加入國際大循環，形成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世界工廠”發展模式，賦予中國經濟長時間高速增長動能。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脫貧攻堅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打響脫貧攻堅戰。當前，我國已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
然而，我國資源環境約束深刻影響新發展階段路徑及模式選擇，新發展階段客觀上要求經濟發展從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更加注重質量和效益，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動能不能滿足新發展階段的要求，必須激發我國內需潛力的釋放，通過提升國內循環的質量和效率，促進我國在國際循環中位勢提升，由此可見，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的必然選擇。
二、“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中國經濟客觀現實的必然選擇
從國際上看，2008年金融危機后，歐美國家針對自身產業“空心化”弊端，紛紛出臺“再工業化”計劃促使制造業回流，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呈現出本地化、區域化、分散化趨勢。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導致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因非經濟因素而受到沖擊，逆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碎片化趨勢愈加顯現，美國特朗普政府揮舞貿易保護主義大棒向我國頻頻施壓，妄圖號令“西方”乃至全世界“選邊站隊”，同中國經濟“脫鉤”；2021年上臺的美國總統拜登，仍然延續了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利用國際市場擴大出口、通過國際合作促進發展、運用國際規則維護權益的客觀外部條件發生了巨大變化，“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漸漸失去優勢，經濟發展動力面臨需求端和供給端的“雙向擠壓”。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今后一個時期,我們將面對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必須堅持底線思維、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
從國內看，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再生產過程需要降低生產、交換、流通、分配和消費各個環節的交易成本，加強城鄉之間、城市之間、區域之間的合作與對內開放，加快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暢通國內經濟循環，對于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確保國內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構建新發展格局，具有重要意義。美國、日本等大型經濟體的發展歷程表明，在達到一定發展水平之后，國內大循環將成為經濟運行的主軸和政策制定的核心考慮因素。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已積累了比較雄厚的物質基礎，具備了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基礎條件。從經濟總量看，我國已從改革開放之初位居世界第11名，到后來超過日本穩居世界第2名，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破百萬億元人民幣，綜合國力已居世界前列。從生產供給看，我國擁有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從消費潛力看，2020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達518907億元，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9.2萬億元，同時我國正處于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快速發展階段，投資需求潛力巨大。從區域協調發展看，東、中、西和東北“四大板塊”聯動發展，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等國家重大區域發展戰略向縱深推進。隨著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社會財富積累將不斷增加，中等收入群體進一步壯大，超大規模經濟體優勢更趨明顯，國內需求主導國民經濟循環特征也更加明顯。從制度保障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有利于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又有利于實現效率和公平的統一，從而為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實現經濟持續發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強勁的內在動力。由此可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中國經濟發展所處的客觀外部環境驅使及自身經濟客觀實際要求下的必然選擇。
三、著眼于我國長遠發展和長治久安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
從發展前景看，到2035年我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將大幅躍升，經濟總量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將再邁上新的臺階，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重大突破，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高標準市場體系基本建成，市場主體更加充滿活力，產權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進展，公平競爭制度更加健全，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基本形成。這就要求我們，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更多依托國內市場實現良性循環，明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方向，促進總供給和總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實現動態平衡，同時也要優化和穩定產業鏈、供應鏈。由此可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對新發展階段我國發展戰略、路徑作出的重大調整和完善，是著眼于我國長遠發展和長治久安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宏偉藍圖的必然選擇。
（鄒新月：廣東財經大學副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龍向林：廣東省金融局發展處四級調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