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當前，我國正處于從制造業大國向創新型強國轉變的第二次轉型狀態，同時，實體經濟發展面臨一系列嚴峻挑戰，因而亟需通過創新鏈產業鏈融合發展推動實體經濟轉型升級。推動創新鏈與產業鏈融合發展，需要做到以下幾點：發揮企業在創新中的主體地位；疏導“創新—產業”傳導環節，暢通技術創新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通道；向產業價值鏈“微笑曲線”兩端發力，推動制造業數字化與服務化轉型；強化知識產權補貼和稅收優惠政策，讓知識產權保護的制度籬笆“通上電”。

關鍵詞:創新鏈產業鏈 實體經濟 產業發展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在依賴要素投入的情況下，經濟增長具有邊際遞減效應。在“低垂的果子”被摘完以后，經濟增速將有所放緩甚至衰退。我國此前主要依靠以中小企業為主的“集群生產”和以國際分工為特征的“全球生產”擴大競爭優勢。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低收入發展中國家開始參與全球代工競爭，越南、馬來西亞、泰國等新興經濟體在國際上“低價搶單”，我國制造業面臨發展中國家低成本優勢的激烈挑戰。同時，我國產業邁向中高端、進入產業鏈價值高地仍面臨許多困難，以服務和高附加值產品為主的高成長市場尚在培育過程中。“舊的漸弱，新的未起”，我國實體經濟發展被卡在具有低成本優勢的低收入發展中國家與具有高創新優勢的西方發達國家之間，出現兩頭受擠壓的比較優勢“真空”。

如何在第二次轉型中實現實體經濟轉型升級

當前，我國基本完成了后發追趕型工業化階段。在進入自主創新型工業化階段之前，我國經濟正處于第二次轉型狀態。第一次轉型是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轉型的核心特征是明晰產權和引入市場激勵因素，使受計劃經濟體制壓抑的生產力得到了充分釋放。在這個階段，粗放的數量型增長和“低小散”的產業結構對知識創新存在阻礙效應，導致企業更愿意選擇相對簡單的“工藝創新”而非知識含量更高的“產品創新”，阻礙了創新能力的提高。第二次轉型則是由資源、勞動、資本等“有形要素”驅動的制造業大國向由效率和創新驅動的創新型強國轉變，轉型的核心特征是從依靠技術引進、高素質勞動力和國際國內市場等要素轉向依靠自主創新能力提升。 隨著我國越來越“觸摸”到國際前沿技術，國外不再有大批先進技術可供引進、吸收，在國外技術“無限供給”的基本面發生根本性變化后，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將越來越依靠自主創新。

國際經驗表明，技術創新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創新過程，而只是創新鏈上的一個環節。如果僅僅依靠創新能力提升，而忽略了創新鏈產業鏈的深度融合，無法將技術創新轉化為產業發展能力，就會對產業轉型升級和全要素生產率提升造成阻礙。因此，原始創新、基礎創新和應用創新必須要嵌入到產業發展中去。從這個意義上看，通過創新鏈產業鏈融合發展推動實體經濟轉型升級，是我國經濟實現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關鍵所在。倘若我國能在自主創新能力以及創新鏈產業鏈融合上取得領先優勢，就可以為經濟發展奠定新的增長基礎，鞏固經濟長期增長的穩定性。

創新鏈與產業鏈如何實現深度融合

發揮企業在創新中的主體地位，在市場獲利中激發持續創新的動力

與要素驅動階段相比，創新驅動階段的經濟增長點不再明確，無法確定哪些行業、哪個企業會在技術上有所突破，為經濟發展帶來新的增長點。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的辦法是以分散投資應對不確定性，做到“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這也是我國號召“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原因所在。根據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理論，低效率和喪失了比較優勢的企業逐步退出，創新型企業則在競爭中脫穎而出。

一方面，“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主體是企業，要讓企業成為創新要素集成和成果轉化的生力軍。企業創新可重點關注五大前沿領域：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區塊鏈。其中，人工智能為數字智能，大數據為數字資源，物聯網為數字傳輸，云計算為數字平臺，區塊鏈為數字信任。五大技術交叉融合，有望推動經濟和社會的底層邏輯實現從“物”到“數”、從“勞動力”到“計算力”的轉變。另一方面，企業創新的價值只能通過市場實現，企業持續創新的動力來自市場。“創新始于技術，成于市場。”沒有市場力量的驅動，沒有獲取利益的捷徑，企業不會平白無故地去創新。在只有創新才能生存或者獲取高額回報的情況下，企業才會源源不斷地將自身資源投向創新領域。

從創新的市場支撐來看，我國巨大的市場規模決定了企業創新是有先天優勢的，巨大的市場會讓企業創新行為得到豐厚回報。創新型企業可充分利用龐大的國內國際市場將技術創新與運用的規模效應發揮出來，降低研發和交易成本。對內可通過“騰籠換鳥”式的空間結構調整來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實現“雁陣式”產業升級。后發地區可以成為承接先發地區產業鏈的第二梯隊，通過產業梯度轉移和逐次升級助推經濟增長。對外可利用“一帶一路”倡議等蘊含的產業鏈重構機會，將后發國家納入市場范圍，利用區域間經濟水平的差異所帶來的要素資源重構和產業梯度轉移的機會，在更大的市場空間內兌現創新價值。

疏導“創新—產業”傳導環節，暢通技術創新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通道

高質量的經濟發展必定是創新鏈與產業鏈深度融合的發展，高水平創新體系必須是能促進創新鏈和產業鏈雙向互嵌、協同升級的體系。我國若要順利實現內生型增長，就必須打通“創新—產業—經濟增長”傳導路徑，這其中的關鍵又在于打通“創新—產業”這個傳導環節。創新鏈產業鏈深度融合既是優化經濟結構的重要途徑，也是影響經濟新動能轉化速度和潛在經濟增長率的核心所在。

一方面，構建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等創新主體的合作關系。雖然我國一直在嘗試破除阻礙創新鏈產業鏈對接的桎梏，但由于科研成果轉化程序復雜、成果轉移中的產權歸屬不清等現實問題，導致創新鏈產業鏈深度對接的機會較少、成本較高，創新對產業發展的支撐潛力未得到充分釋放。我國需要精準推進創新鏈產業鏈融合對接，積極探索“企業出題、政府立題、協同解題”的產學研合作之路，完善各方共同發展、優勢互補、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協同創新機制，形成相對穩定、緊密結合的創新創業生態體系。

另一方面，突破創新過程中政府、高校、企業三角螺旋模式的思維束縛，把傳統三角之外的主體如消費者、創客等新型主體納入到創新鏈產業鏈融合的范疇中，著力打通技術創新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通道，推動創新鏈產業鏈高效匹配、高效協同、循環迭代。

向產業價值鏈“微笑曲線”兩端發力，推動制造業數字化與服務化轉型

從國際經驗看，前沿技術一旦在市場經過模仿、擴散，便進入利潤微薄的白熱化競爭狀態。由于我國企業普遍“重生產、輕研發”“重制造、輕品牌”，產業分工長期處在產業價值鏈“微笑曲線”的底端。我國應改變被動型、依附型的國際分工，向產業價值鏈“微笑曲線”兩端發力，從加工制造向服務營銷和研發設計兩個價值鏈高點移動，從模仿型的低成本優勢向高盈利、高附加值的質量優勢轉變，構筑自身在全球競爭中的新優勢。

一方面，通過對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實現產業結構的“突圍”，借由培育新興產業實現經濟結構深度調整的“破題”。我國經濟新動能的形成，既體現在以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為標志的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上，也體現在以打造自主創新能力體系為主導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培育壯大方面。我國需瞄準技術前沿，加快集聚一批高能級創新要素，沿著價值鏈進行產業轉型升級，加速新舊動能接續轉換，推動產業形態從離散轉向集聚，產業層級從中低端轉向中高端，產業結構從規模經濟轉向高附加值經濟。

另一方面，推動制造業的數字化和服務化轉型。運用數字技術改造傳統制造業，通過產業鏈集聚、網絡化協作彌補自身不足，從企業主導模式向共享制造、個性化定制等消費者主導模式轉型。提升數字制造、智能制造水平，打造協同制造平臺，以網絡化協作彌補單一企業資源短板，實現“數據信息暢通、供需產能對接、生產過程協同、員工資源共享”。

強化知識產權補貼和稅收優惠政策，讓知識產權保護的制度籬笆“通上電”

創新的成本是很高的，如果知識產權侵權的成本很低，那么整個創新系統就會失去原動力。在知識產權保護上，我國制定的制度不可謂不多，但由于部分制度籬笆沒有“通上電”，知識產權侵權成本低，而維權周期長、成本高，導致即使“贏了官司”，也“費了時間、失了效益”；在知識產權服務上，當前知識產權服務體系仍不夠健全，服務宣傳有“堵點”、服務執行有“痛點”、服務落地有“阻點”；在知識產權激勵上，稅收、補貼、采購等政策的合力沒有得到充分體現，缺乏對企業研發前端的加計扣除和研發費用的稅收抵免，缺少對企業研發后端的“專利盒”制度等稅收激勵，對尖端和前沿創新等市場失靈領域的政府購買與補貼力度也還不夠。對此，需要通過政府購買、補貼和稅收優惠等“有形之手”拉動企業自主知識產權產品需求，通過設計多層次政府購買和更有針對性的補貼政策彌補創新產品生命周期早期階段的“市場失靈”。

我國應增加發明專利補貼、技術研發項目補貼、知識產權貫標補貼的強度，創新知識產權示范企業資助、產業知識產權聯盟資助等新資助手段，完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研發稅收減免計劃等“輸入”端激勵，加強“專利盒”制度等“輸出”端激勵。另一方面，建立專利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讓知識產權保護的制度籬笆“通上電”。整合自我保護、行政保護和司法保護等多種維權方式，破解知識產權維權周期長、取證難、賠償低、效果差等問題。對故意侵犯專利權、重復侵犯專利權等行為，在補償性賠償基礎上，增加1—3倍的警示性、懲戒性賠償，形成知識產權保護的高壓態勢。這項懲罰性規定在《商標法》里已經有所體現，可以在我國知識產權保護中作為一個重要措施展開。

【本文作者 金雪軍，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院長；朱玉成，浙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員。本文為浙江省軟科學研究重大項目（項目編號：2020C15004）和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點課題（項目編號：20NDJC03Z）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朱玉成：《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預防“高收入之墻”的政策創新研究》，《社會科學》，2020年第4期。

[2]夏慶杰：《第二次轉型:由制造業大國向創新型強國升級》，《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

[3]張述存：《論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三引擎”》，《經濟體制改革》，2016年第1期。

責編：臧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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