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無論在世界或是中國，貧困和收入差距問題是永遠的焦點。就當下的中國來說，改革開放之初提出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標已經實現了；相比之下，“共同富裕”的實現更為困難，不僅面臨著復合型發展、全球化、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挑戰，而且需要下大力氣讓共同富裕的“兩個車輪”——后進地區持續構建穩固的反貧困機制、先進地區不斷開展創新實踐共同轉起來。

關鍵詞:共同富裕 浙江省 均衡發展 收入分配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中國課題：從增長到均衡

從1978年改革開放算起，中國經過30余年高速發展，在2010年成長為經濟總量世界第二的經濟大國。一般來說，為了實現自身快速發展，后發國家都有機會利用后發優勢實施趕超戰略，并收獲高增長的紅利，但考慮到中國有14億人口，這無疑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當前，中國已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步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但從人均GDP、產業結構、核心技術和貧富差距等指標來看，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依舊任重道遠。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現代化的時間表大致可以分成五階段：第一階段為改革開放之初到1990年，主要任務是解決溫飽問題；第二階段為1991年到2000年，目標是使人民生活總體達到小康水平；第三階段為2001年到2020年，中心任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整體脫貧，筆者注）；第四階段為2021年到2035年，目標是基本實現現代化；第五階段為2036年到2050年，實現全面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

進入本世紀后，黨中央更加重視發展的平衡性。2006年，十六屆六中全會要求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提出以“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總要求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想。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必須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其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2012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正式提出“中國夢”。“中國夢”的核心目標與“兩個一百年”的目標具有一致性，即到20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之時，逐步并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強調國家、民族和個人是命運共同體，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是終極追求。隨著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GDP增速有所放緩，同時，經濟發展重心發生了轉移——更加注重質量和結構，更加重視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而不是單純強調經濟總量的擴張。這也是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兩步走”戰略沒有再提GDP翻番類目標的主要原因。

近些年來，針對我國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黨中央出臺了一系列“再平衡”政策措施，具體包括六個方面：一是農村發展戰略。如“村村通公路”（基礎設施）、美麗鄉村建設（生態戰略）、脫貧攻堅戰略（消除絕對貧困）等。二是生態環境戰略。如在國內倡導節能減排，在國際上簽署巴黎氣候協定，推動新能源汽車行業的發展等。三是彌補民生短板。如城市安居工程（棚戶區改造、經濟適用房建設、公共租賃房建設等），智慧城市建設（智慧生活、智慧服務）等。四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如推動以上海自貿區為首的自貿實驗區建設，實行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化，出臺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等。五是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六是支持浙江省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參見本文最后部分的論述）。可見，從增長到均衡的新進程已然開啟。在這途中，我們勢必會面臨巨大的挑戰。

中國挑戰：復合型發展、全球化、收入分配機制的耦合

復合型發展的挑戰

從單一的工業化建設，到“四個現代化”建設，再到全方位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直是一個動態演進的過程。

作為后發國家，中國具有一定的優勢條件，即可以利用相對便宜的土地和勞動力吸引外資，同時可以借鑒和引進發達國家先進的經驗和技術，省去很多走彎路的過程。但與此同時，挑戰也客觀存在。其一，必須創造性、綜合性地回應工業化各階段的發展課題。當前，中國尚未完全完成工業化，但卻必須同時應對以環境氣候問題為代表的后工業社會議題，因為這已經是全球性議題，中國作為GDP全球第二的經濟大國，必須回應國際社會的關切。在2015年召開的氣候變化巴黎大會開幕式上，習近平總書記歷史性地做出了積極減排的承諾。這既是發展中大國的責任，也是在國際舞臺上獲得更多公共話語權和領導權的重大決策。其二，后發劣勢問題。后發國家面臨的后發劣勢，主要體現為子系統缺乏整合性。在現代化進程中，經濟發展、政治發展、社會發展是系統工程，彼此相互支撐。在實踐層面，如果只注重迅速地從后發優勢中獲利，忽略各個子系統間的聯系，當后發優勢的紅利耗盡的時候，后發劣勢就會成為“發展的陷阱”。

全球化的挑戰

全球化有利于縮小差距、實現共同富裕嗎？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通過對自18世紀工業革命至今的財富分配數據進行分析，提出了一個簡潔有力的公式：資本收益率遠大于經濟成長率。由此可知，原本期待的“涓滴效應”（設想一下婚禮上常見的“香檳酒杯寶塔”，香檳從塔尖倒下來，自上而下注滿所有酒杯）并不會自動發生。相反，發展差距、收入差距不可避免。他認為，不加制約的所謂自由資本主義會加劇財富不平等。《國家為什么會失敗》的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魯和詹姆斯·A.羅賓遜則更加明確地指出，一個國家是包容性制度還是榨取性制度，決定著國家的成敗。

全球化背景下，傳統精英治理失靈，民粹主義勢力抬頭，很多國家改變了政治版圖，發達國家也不例外。其中，美國民粹主義勢力興起的背后，是貧富差距問題（以及移民問題）。一方面，以華爾街為代表的金融界和巨型跨國企業借助全球化的東風，不斷增加資本收益（香檳酒塔最上面的酒杯自我膨脹）；另一方面，“鐵銹帶”的藍領工人的工作被剝奪，失業率增加（香檳酒塔最下方的酒杯容量萎縮，下方遞減）。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發布的報告，2015年中產階級在美國總成年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只有50%。而在1971年，這一比例為61%。這些數據說明，美國已經從橄欖型社會走向啞鈴型社會，不穩定性顯著增加。2021年6月初，G7財長會議達成協議，對跨國公司劃定全球最低稅率（不低于15%），目的是糾正失衡的收入分配格局，制定更加合理、規范的游戲規則。這可以看作是全球化背景下主要發達國家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新政。

置身于全球化浪潮中，中國也面臨著類似的考驗，亟需優化重大政策，加強國際協作，克服收入分配不均問題。

改善收入分配機制，打造中國版福利國家的挑戰

就當下的中國來說，改革開放之初提出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標已經實現了；相比之下，“共同富裕”的實現更為困難。無論在世界或是中國，貧困和收入差距問題是永遠的焦點。在貿易摩擦的大背景下，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勢在必行，但內循環的實現有賴于國內消費市場的擴大，從本質上說是收入差距的縮小。

收入差距經由市場主導的一次分配和政府主導的二次分配形成。縮小收入差距的對策也要從這兩大機制著手。

就市場機制來說，自由主義市場原理倡導自由競爭，相信通過涓滴效應，可以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就像托馬斯·皮凱蒂所說的那樣，在資本收益率遠大于經濟增長率（因此也大于工資增長率）的前提下，任由市場進行分配會導致兩極分化。這是什么情況？還是拿香檳酒杯塔來做比喻：在資本收益驅使下，最頂端的那幾個酒杯會自我膨脹，這樣，雖然倒下來的酒的總量有所增加，但越下層的酒杯就越難接到酒。此外，在兩極分化的格局下，尤其要注意貧困的代際傳遞，也就是累積性的世代貧困問題。因為這一問題久而久之會導致階層固化，從而激化社會矛盾（參考下文“小鎮做題家”的例子）。

可以看出，單一的市場機制容易產生財富分配的馬太效應。為了應對市場分配的扭曲，需要切實保障勞工權利，尤其是保障勞動者順利就業、得到合理分配。由此，應確立工會為集體談判代表，并推動形成民主的企業治理機制。此外，在政府主導的二次分配中，需要通過靈活有力的稅收政策和財政政策，讓更多人有機會增收致富。在具體的公共政策中，實現教育公平、教育均衡化尤為關鍵，因為它是斬斷貧困代際傳遞的有效手段。為此，政府需要進一步強化公平公正的二次分配政策，實現教育的均衡發展。

推進共同富裕值得關注的重點領域

2019年，中國的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更加接近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實現“中國夢”？圍繞共同富裕，有哪些值得關注的重點領域？

在動態治理視野下，持續推進反貧困政策

當前，中國已經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但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貧困是發展的伴生性問題，是動態概念。只有切實破除貧困的生成機制，才能從根本上徹底解決貧困問題，降低貧困發生率。目前，“脫貧不脫政策”還在持續，對脫貧戶的觀察和鞏固仍在進行，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機制以及促進農民收入可持續增長的內生性機制尚在完善。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

參照國際經驗，一國的貧困線有絕對貧困線和相對貧困線兩種。前者將生存必需的營養和物資折算成收入的水平，在此以下的人口規模，用“絕對貧困率”表示（發展中國家主要采用這一指標）；后者指的是全體國民的中位數收入水平，同樣地，在此水平以下的用“相對貧困率”表示（發達國家主要采用這個指標）。國內相對富裕的省份，有必要和國際接軌，逐步引入“相對貧困”的概念并在民生福利政策中加以體現。

警惕資本的陷阱：產業資本化運作和壟斷對收入差距的影響

全球化背景下，資本興風作浪，形成行業壟斷，損害創新土壤和收入分配格局的例子屢見不鮮。

以美國為例，第二次工業革命后，石油、鋼鐵領域逐步形成寡頭壟斷的格局。一開始，人們認為在世界市場上攻城掠地，非大企業不可，由此，美國政府對壟斷資本表現得很寬容。然而，惡果很快顯現：在巨額利潤面前，壟斷企業開啟資本狂歡，創新意愿大打折扣；與此同時，中小企業大量破產、民眾生活水平節節下降，引發了大規模社會批判。直到1901年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老羅斯福）繼任，他先后對40多家托拉斯提起反壟斷訴訟，最終拆分了包括牛肉托拉斯、石油托拉斯、鋼鐵托拉斯、煙草托拉斯等在內的一大批寡頭企業，維護了健康的市場競爭環境。

如果說反貧困是二次分配領域的課題，反壟斷則是市場領域（一次分配）的重點和難點。

2020年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的必要性。針對互聯網巨頭企業相繼投入大量資源入局生鮮社區團購事件，《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告誡互聯網巨頭別只惦記幾捆白菜、幾斤水果的流量，科技創新更令人心潮澎湃。疫情之下，社區團購有正功能，互聯網巨頭介入其中無可厚非，但必須履行好企業的社會責任，不能違反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相關規定。

需要明確的是，互聯網企業利用資本優勢和流量優勢（市場壟斷地位）攻城掠地，在各領域低水平擴張，后果是嚴重的：

一是埋頭搞創新的企業會越來越少。道理很簡單：既然很方便就可以獲取壟斷利潤，為何還要辛辛苦苦去創新？現實中“屠龍少年成惡龍”的現象屢見不鮮。例如，互聯網巨頭企業在嗅到新的商機時，便會迅速復制相似的技術或商業模式，排擠新企業的進入，扼殺小型創業企業的成長空間；或者干脆進行資本收購（惡意收購），收購以后，卻對影響既有盈利模式的創新丟棄不用。

二是導致分配格局惡化。互聯網平臺企業巨大的議價能力，往往會惡化實體業者的收入份額。比如，農村電商固然可以促進農產品銷售，但是利潤分配中獲利最大的是平臺企業，而不是農戶。另外，在企業中，員工往往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且不論那些沒有與企業簽訂正式勞動合同的外賣員，即使是正式員工，也經常處于996的高壓狀態下，因而被戲稱為“IT民工”。

三是對就業產生負面影響。互聯網平臺企業的迅速發展對實體經濟造成了較大沖擊，很多中小實體企業面臨倒閉的風險。就社區團購而言，互聯網巨頭涌入后，社區菜場攤販、小店主的生計面臨考驗。更嚴重的是，互聯網巨頭一旦布局成型，他們要搶占就不只是菜販們手中的蔬果，還有社區商店經營的日用品，甚至家電產品等。就業是基本民生保障，是影響收入分配格局的關鍵因素。為此，必須高舉“反壟斷”大旗，斬斷互聯網巨頭運用資本攻城掠地的野蠻生長鏈條，倒逼他們反思創新之路，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

教育體制改革：學業減負和教育資源均衡化

青少年是國家的未來，是實現“中國創造”的主力軍，通過教育為青少年賦能，是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建設現代國家的重要路徑。可見，無論是宏觀層面還是微觀層面，教育都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作為應試教育的產物，“小鎮做題家”一度成為熱門話題。通過懸梁刺股式的刷題方式考上大學，走出“小鎮”（邊緣落后地區），在大城市站住腳跟的“小鎮少年”的奮斗經歷，引發了很多人的共鳴。從公共政策的角度，我們必須反思以下幾個問題：其一，中國各地區間存在明顯的發展差距，“小鎮少年”的學習條件和生活壓力是“城市少年”難以想象的，而隨著經濟總量的提升，地區間的差距還會不斷擴大，如何減輕“小鎮少年”的生活壓力，是公共部門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其二，“刷題”是中國應試教育的法寶，它與創造力所需要的好奇心、熱情和獨立思考能力相去甚遠。這個問題普遍存在于“小鎮少年”和“城市少年”身上，是橫亙在創新面前的巨石，不改革應試教育，就難以撼動家長和學生的刷題熱情，“高分低能”問題會一代代復制下去。其三，“小鎮少年”在城市站住腳相當不易，因為缺乏廣泛的人脈、活絡的社交能力以及廣闊的視野，他們最后能達到的境界也較為有限。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小鎮少年”代表的是中國年輕人的大多數，社會能給他們多大的發展空間，決定著中國的未來。因為他們的回報，是“中國夢”最為廣闊的地基。

1999年高校實施擴招政策以后，高校畢業生人數年年創新高，同時大學生就業問題也愈發突出。除了數量問題，就業市場的結構性問題也不容忽視，突出表現為人力資源的培養和市場需求之間嚴重倒掛。這既是市場結構的問題，也是教育體制的問題。值得慶幸的是，教育體制問題已經得到相關部門的高度關注。2021年年中以來，“雙減負”的新聞絡繹不絕，各地也陸續出臺了相關政策，過度市場化的義務教育機構逐漸回歸公共產品屬性。除了減負之外，各地還須重視教育資源均衡化問題，這是更為困難的挑戰。但只有教育資源均衡化了，擇校的必要性才會大大降低，青少年也才能從應試教育中解放出來，在好奇心的驅動下實現自主學習、自由學習，從而自發地成為“中國創造”的有機組成部分。

藏富于民的浙江模式的啟示

浙江不是GDP總量領跑全國的大省，但卻是藏富于民的典范，也是城鄉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

所謂發展模式（development model），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基于其特有的歷史、經濟、文化背景（初期條件）形成的發展機制，是在推進現代化過程中對政治體制、經濟體制以及發展戰略等的選擇。其發展績效受到體制、政策、文化和行為方式等變量的影響。

中國土地廣袤，各地擁有共性的同時，也有自身的特性，因此不能一概而論，推行一樣的發展模式。在這種情況下，區域亞模式對整體模式的變遷往往起著試驗田的作用。1978年以來，改革的推進一直靠的是“自下而上的創新”和“自上而下的吸收”相結合的方式，也就是說改革的首發性在基層。例如，1978年安徽小崗村的“土地承包到戶”被上級主管部門關注到，并及時加以吸收、推廣，成為全國性的新制度。

20世紀80年代，沿海涌現出若干成長型地區，這些地區不但實現了經濟高增長，而且在發展方式上因地制宜。它們的經驗，帶給其他地區深刻的啟發性意義。其中，深受矚目的是外資主導的“廣東模式”和鄉鎮企業主導的“江浙模式”。后者主要依靠鄉鎮企業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勞動力大多來自當地農村，市場也主要在國內，并通過循環積累逐漸提高企業的技術含量（包括邀請來自國企的“周末工程師”傳授技術），顯現出內生型發展的特征，受到更高的評價。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江浙模式”再分化，形成民營經濟主導的“浙江模式”和外資企業主導的“蘇南模式”兩種類型。從開發績效來說，“浙江模式”較好地實現了“成長的共享”，更接近內源式發展。2020年8月賽迪研究院發布的《2020中國縣域經濟百強研究》報告顯示，以人均可支配收入計算，浙江省在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三個指標上都高于全國“百強縣”的平均值，也高于廣東、江蘇和山東三省——2019年全國GDP產值最高的三個省份。可以說，論“藏富于民”和“共同富裕”，顯然浙江更勝一籌。

2021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布《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浙江省成為“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 對“共同富裕”目標的再強調并付諸實踐，意味著“中國版福利國家”的出發。那么，浙江模式的啟示是什么？

總的來說，浙江模式的成功在于民間首創精神和有為政府的緊密結合，兩者缺一不可。

前已述及，收入分配格局由市場主導的一次分配和政府主導的二次分配組成。走向共同富裕，需要深化市場改革（消除壟斷、激勵創新、完善一次分配格局），也需要深化政府改革——除了強化市場監管，政府還要在二次分配（社會福利政策）中發揮積極作用，其中的重點和難點是教育改革、住房制度改革、醫療改革等。為促進共同富裕，浙江政府除了打造高效的市場經濟發展環境外，在二次分配領域也大有作為，如2006年率先免除義務教育學雜費。但民生問題種類繁多、非常復雜，作為試驗田的浙江需要不斷摸索，迎接挑戰。

2021年7月19日，《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實施方案（2021—2025年）》正式發布。提出將率先形成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并列出了結構性指標，如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7.5萬元，勞動報酬占GDP比重超過50%，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萬元至50萬元的群體比例達到80%、20萬元至60萬元的群體比例力爭達到45%等，這些指標都具有鮮明的共同富裕導向。

從增長到均衡的戰略調整，既需要在后進地區持續構建穩固的反貧困機制，也需要在先進地區開展創新實踐，試水“中國版福利國家”道路，它們構成了共同富裕的“兩個車輪”。

2021年，中國的發展模式處在全新的起跑線上。

【本文作者為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1][法]托馬斯·皮凱蒂著、巴曙松等譯：《21世紀資本論》，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2][美]德隆·阿西莫格魯、[美] 詹姆斯·A.羅賓遜著，李增剛譯：《國家為什么會失敗》，長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15年版。

[3]Yun Chen,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towards Shared Growth, Ashgate Publishing Group, United Kingdom，2009.

責編：羅 婷

聲明：本文為《國家治理》周刊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國家治理周刊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