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實體經濟是創造社會新財富的核心部門，要讓實體經濟成為創新的主戰場，把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以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為核心暢通“雙循環”的關鍵在于強化實體經濟的科技支撐、促進傳統實體經濟產業的轉型升級、夯實實體經濟發展的制造業基礎以及營造實體經濟良好發展的環境，最終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實體經濟的創新發展。

關鍵詞:實體經濟 新發展格局 制造業 高質量發展

【中圖分類號】F424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不論經濟發展到什么時候，實體經濟都是我國經濟發展、在國際經濟競爭中贏得主動的根基”，“高度重視實體經濟健康發展，增強實體經濟贏利能力”。虛擬經濟運營是以分配和再分配社會財富為目的，而實體經濟的發展則是為社會創造新的財富，是經濟發展的根基。在新發展格局構建中，要讓實體經濟成為創新的主戰場，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實體經濟的創新發展，把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將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引領和創造新需求、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

強化對實體經濟的科技支撐

當前實體經濟發展中突出的問題是科技與實體經濟脫節。科技創新對實體經濟的引領帶動作用尚未有效發揮，無法推動實體經濟提供高質量有效供給，難以完全適應消費升級的趨勢。

協調各方資源強化科技創新對實體經濟的支撐

不確定性和外部性會使科技創新領域出現市場失靈，因此需要借助政府和市場兩手互濟，協調各方資源強化科技創新對實體經濟的支撐。一是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投入，圍繞實體經濟提升創新鏈整體效能。中國2019年政府研發經費支出達4537.3億元，占研發總支出的20.5%，相較于2012年政府研發支出增長了104%。在持續提升研發經費支出的同時，政府還需要強化科技創新的頂層設計。針對實體經濟的“卡脖子”和“捅破天”難題，優化科技資源配置，加強基礎研究、注重原始創新，貫徹落實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圍繞創新鏈布局產業鏈。政府牽頭推進科研機構、高校和企業分散化的科研資源共享與聚合，建設科技創新的協同攻關機制，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此外，政府還需要在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營商環境激發創新主體活力的同時，強化面向實體經濟的普惠性創新激勵政策設計，優化創新資源配置效率和創新鏈效能。

二是完善市場機制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促進各類創新要素向實體經濟集聚。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交易制度，保障創新權益、降低交易成本，激勵企業通過長期、實質性研發投入。保護私有產權、尊重企業家精神，建立有效的長期激勵機制使企業家報酬與貢獻相匹配、與其承擔的責任和風險相對稱，釋放企業家的創新主導性和積極性。圍繞實體經濟加強共性技術平臺建設，借助市場的力量發揮創新的正外部性，促進創新要素向實體經濟集聚，推動實體經濟產業鏈上中下游、大中小企業融通創新，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

吸引各類人才進入實體經濟

人力資本是創新的載體，強化實體經濟的科技支撐也要吸引各類人才進入實體經濟，實現人口紅利向人力資源紅利和人才紅利的轉變，積極推動創新創業。一是面向實體經濟打造國際一流的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以培育本土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人才為主，圍繞實體經濟產業鏈“痛點”引進國外頂尖學者，以打造綜合性的產業平臺、基礎研究平臺、應用研究平臺、共性技術供給平臺體系為抓手，優化人才發展環境、提升創新效率。“育引融合、協同發力”打造國際一流的人才團隊，實現以人才團隊引領持續性的原始性創新和顛覆性創新，以創新驅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

二是健全服務實體經濟的科技人才評價、激勵和保障機制。基于實體經濟特征推進人才分類管理、分類評價機制，完善與績效考核相銜接的薪酬體系以解決人才短期激勵問題；優化住房、教育和醫療等公共資源配置，為人才隊伍營造長期穩定發展的環境。

三是實施知識更新工程、技能提升行動，壯大服務實體經濟的高水平工程師和高技能人才隊伍。專業素養高、技術過硬的工程師和技術工人是支撐中國制造和中國創造的重要力量。在吸引人才方面，實體經濟不能僅局限于高精尖科技人才，也要重視高級技工和應用性人才的培養和供給。在制度層面強化技能培養和技能激勵，培育更多工匠和工匠精神，厚植產業發展底蘊和品質。

促進傳統實體經濟產業的轉型升級

中國實體經濟發展在人口紅利和資源環境的雙重約束下，面臨由全球價值鏈低端向中高端躍升的挑戰。基于此，實體經濟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升級為主攻方向，為新發展格局培育新增長點。

推動實體經濟高端化轉型，提升國際分工地位、有效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改革開放后我國實施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實體經濟出口的國外附加值率呈顯著攀升態勢，2001年加入WTO后參與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的程度不斷深化。但加工貿易快速發展導致實體經濟在全球價值鏈（GVC）的位置下探，處于外貿微笑曲線的低點、加工利潤率較低。并且我國低技術制造業在GVC的國際分工地位高于高技術制造業，實體經濟面臨低端鎖定的困境。新發展階段實體經濟高端化轉型要立足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虹吸全球創新要素、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技術創新、產品服務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培育新動能與新增長點。構建現代產業體系和內需主導型GVC，著力供給高品質、高附加值和高端化的產品和服務，充分對接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暢通國內大循環的同時打破全球價值鏈低端鎖定，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此外，實體經濟高端化轉型還需要政府著力推進完善要素市場化改革，矯正要素市場扭曲和要素價格失真，以優化要素配置效率來降低實體經濟運營和交易成本；同時要穩步推進自然壟斷行業改革，加快實現競爭性環節的市場化，強化市場準入負面清單機制，以競爭機制倒逼實體經濟的高端化轉型升級。

推動實體經濟智能化轉型，適應數字經濟發展新趨勢、化解勞動力供給結構性短缺矛盾。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顯示，2010—2020年人口年均增長率為0.53%，較2000—2010年下降0.04個百分點，我國人口10年來繼續保持低速增長態勢、產業發展的人口紅利逐漸衰退，實體經濟需要加快推進智能化轉型。一方面深化人工智能技術和大數據技術與實體經濟的充分融合，加速生產環節的自動化和智能化，在緩解勞動力供需失衡的同時，有效降低實體經濟的生產運營成本。另一方面深化新一代移動通信技術和區塊鏈技術與實體經濟的充分融合，加速建設產業互聯網，在打通產業鏈“堵點”的同時，優化實體經濟的資源配置效率，提升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水平。

推動實體經濟綠色化轉型，助力碳達峰、碳中和戰略。2020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為49.8億噸標準煤，碳排放量達98.99億噸，我國的二氧化碳排放力爭2030年前達到峰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實體經濟推進綠色發展刻不容緩。首先從高能耗產業淘汰、全生命周期環境管理、綠色技術創新與推廣以及節能減排的激勵、約束和監督等層面，驅動企業貫徹綠色發展理念。其次健全碳排放權交易制度和全國統一的交易市場，優化科學合理的碳排放份額測算體系與分發方式，不斷完善碳排放登記、交易、結算相關管理體系，借助市場力量推動各類企業以最低的交易成本自發節能減排，以碳排放市場創新提升社會福利水平。最后，構建生態產品價值變現制度，探索政府、企業和行業協會等多方參與、市場化運營、監督有效的生態產品價值變現機制，推進實體經濟領域的生態產業化和產業生態化建設。

夯實實體經濟發展的制造業基礎

制造業則是實體經濟的基礎，是構筑未來發展戰略優勢的重要支撐。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是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的題中之義。

發展服務型制造，創新產業形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成為“制造大國”，但邁向“制造強國”仍面臨嚴峻挑戰。這需要制造業將價值鏈由以加工制造為中心向服務為中心轉變，推動基于生產的產品經濟和基于消費的服務經濟的融合，發展服務型制造來創新產業形態。一是在政策層面，健全服務型制造的公共服務體系，強化產業政策與財稅、金融和土地政策的協同，引導制造業企業以創新推動核心業務高端化升級，積極探索業務流程再造，融入社會化、專業化服務，推動高端制造與高端服務的融合發展。二是在技術層面，完善數字技術設施建設、豐富數字技術的應用場景，完善基于產業互聯網的平臺經濟和共享經濟，推動智能制造與智能服務的融合發展。裝備制造業是國之重器，是實體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典型的服務型制造行業。裝備制造業服務化應以重點工程為依托，完善市場化的外包分工和社會化協作，為其由提供設備向提供系統集成總承包服務轉變創造條件。

實施制造業基礎再造工程，夯實產業鏈現代化的根基。強化制造業的關鍵基礎材料、基礎零部件（元器件）、先進基礎工藝、產業技術基礎以及基礎軟件方面的研發投入和人才培養力度；以科技創新的舉國體制和企業自主創新的激勵機制為核心培育產業鏈隱形冠軍，構建產業基礎再造與產業安全的評估、監測和預警機制，夯實產業基礎高級化與產業鏈現代化的根基。一是立足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產業鏈，以產業鏈鏈長制為抓手，完善區域-產業關聯機制，協調“市場+行政”的力量補齊產業鏈供應鏈短板、鞏固并拉長長板，統籌解決制造業的發展與安全問題。二是加大5G、人工智能、新能源、工業互聯網等重點領域的重要產品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力度，發展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加快相關產品和技術的工程化、產業化突破。三是發展先進適用共性技術，圍繞國家前瞻性戰略項目成立國家或區域工程中心，建立前沿技術應用示范與推廣基地，制定與完善行業標準和質量監督體系，推動創新性成果的孵化與產業化。

以產業鏈提升工程重組傳統的產業鏈。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和企業自主研發能力，以新技術、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重組傳統的產業鏈，使制造行業的產業鏈具備高端鏈接能力、自主可控能力和全球領先的綜合競爭力。一是在數字經濟背景下，大力發展“互聯網+制造業”，鼓勵要素的自由流動、激發市場競爭和創新的正外部性，從而創造超級明星效應和蒲公英效應，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多元化。二是加強國際產業安全合作，增強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形成具有更強創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產業鏈供應鏈。三是積極探索數字貿易以降低貿易成本、縮短制度成本的同時，拓展產業鏈供應鏈的數字化模式，依托“一帶一路”倡議積極參與數字貿易國際規制體系的制定，在制度層面保障數字化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性。

強化現代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

當前實體經濟出現兩方面的結構失衡問題：一方面是實體經濟供需結構失衡。由于創新能力建設有待持續改進，我國實體經濟沒能提供滿足各層次需求的立體供給結構，導致供給與市場需求間存在結構性失衡。另一方面是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結構失衡。資金進入實體經濟比較困難，資本在金融體系中空轉，對實體經濟融資產生“擠出效應”。解決實體經濟虛擬經濟結構性失衡，除了加大創新投入外，還需要強化現代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協調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關系，營造實體經濟良好發展環境。

構建金融有效支持實體經濟的體制機制。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強金融普惠性。健全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制度體系，增強現代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風險的根本舉措。要貫徹新發展理念，樹立質量優先、效率至上的理念，更加注重供給側的存量重組、增量優化、動能轉換。

把發展直接融資放在重要位置。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扎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合法權益得到有效保護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為實體經濟企業上市、完善現代化治理結構提供基礎。進一步改善間接融資結構，推動國有大銀行戰略轉型，發展中小銀行和民營金融機構，為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構建多層次融資渠道，提升融資配置效率。促進保險業發揮長期穩健風險管理和保障的功能，為實體經濟穩健發展、防控各類風險提供制度保障。夯實金融支持和“房住不炒”引導各類要素脫虛向實，促進資金、人才、技術等創新要素向實體經濟企業集聚，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而通過研發創新來實現產業結構高級化、產業組織結構優化以及產品高品質化，從根本上解決實體經濟發展的供需結構失衡。

提高實體經濟的融資效率。一方面積極推進數字人民幣改革，優化雙層運營體系和銀行賬戶松耦合設計，破解金融市場壟斷，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提高實體經濟的融資效率。另一方面大力發展綠色金融，加大綠色信貸投放、推進綠色信貸業務產品創新，有針對性地解決實體經濟綠色投融資中的期限錯配、信息非對稱和產品工具不足的問題，驅動實體經濟強化技術創新為主的環保投入，深入貫徹綠色發展和創新發展理念、著力服務“雙碳”目標。

【本文作者 師博，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西北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發展研究院研究員；任保平，西安財經大學副校長，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西北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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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董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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