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教授 張可云；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鄧仲良
步入新發展階段，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推進“十四五”及未來更長時期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作出重大戰略謀劃，要求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隨著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們要正確認識和把握影響區域協調發展的關鍵問題，推動形成優勢互補、協調發展的區域經濟新格局，助力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求更高水平和更高質量的區域協調發展
早在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就發布了《關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意見》，要求以“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戰略為引領，以“四大板塊”為基礎，促進區域間相互融通補充。如今，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對區域協調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為此，要把握好以下幾個方向：
第一，更好地處理“兩個統籌”關系，即統籌發展和安全、統籌區域發展和人的發展。形成新發展格局的前提是統籌好發展和安全。都市圈和城市群具有天然的經濟韌性，當面臨外部沖擊時，其可以通過城市體系和產業體系的空間匹配來化解外部風險。另外，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核心在于統籌好區域發展和人的發展間的關系，人口數量和人力資本直接影響著消費規模和區域生產效率，區域間要實現協調發展，離不開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建設。同時，擴大內需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中之重，而內需的形成又與人口規模效應和人力資本效應緊密相關。為此，要把握好人口規模和人力資本這兩個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本變量，切實提高區域協調發展水平，尤其是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水平。
第二，更好地通過因地制宜和“以大帶小”來推進更高質量的區域協調發展。一方面，在構建新發展格局背景下推進新型城鎮化和區域協調發展，需要更好地立足城市化地區、農產品主產區、生態功能區的比較優勢，穩定有效地推動農村人口，特別是生態功能區內人口自愿遷入城市，成為新的城市居民。另一方面，目前，經濟發展戰略從以往“兩頭在外”的對外貿易逐步向內需和外需相互協調轉變，在這一過程中，新技術的研發和引進、實現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的攀升至關重要。大城市作為區域發展中具有較高對外開放程度和人力資本水平的中心城市，應積極轉變自身發展方式，努力打造科技創新中心和對外交流中心，并充分發揮自身“以大帶小”的作用，帶動邊緣區域創新發展。
第三，更好地找準政策目標對象，構建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在歷史、地理等因素的影響下，各地區呈現出較大的自然資源稟賦差異，經濟發展水平也不相同。在構建新發展格局背景下，為促進高水平的區域協調發展，需要在主體功能區的基礎上進一步建立準確的經濟屬性空間單元，通過區分不同區域類型來構建空間治理的政策基礎。此外，還要進一步細化區域類型，明確區域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的空間對象。
推動形成優勢互補、協調發展的區域經濟新格局
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下推動區域協調發展，要更加尊重客觀規律，充分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提高要素空間配置效率，統籌好區域發展和人的發展，具體措施如下：
打造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區域發展新優勢。順應人口流動的經濟規律，立足地區優勢，優化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地的區域發展路徑。中心大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空間基礎，是承載經濟活動和人口集聚的主要空間，應優化中心大城市發展方式，提升都市圈中心城市的創新和開放功能。同時，優化區域產業鏈布局，進一步擴大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中心城市開放水平，強化東北和中西部地區產業承接能力。在農產品主產區強化農業規模化經營，將農村產業融入城市產業分工體系，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在生態功能區，逐步完善資金補償、產業轉移、勞動力就業、共建產業園等領域的多元化生態補償機制；建立生態資源資產化的標準體系，拓寬生態產權及配額交易范圍；健全生態產品價格的市場形成機制，優化河流、森林等自然資源關聯區域之間生態產權公平分配與交易機制。
促進區域一體化發展。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暢通不同尺度空間單元間的大循環。建立城市間分工體系，促進中心大城市的一般制造業向周邊中小城市轉移；強化都市圈中心城市“以大帶小”作用，促進城市建設用地與吸納流動人口規模相協調，都市圈的基礎設施共建與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擔相適應，加大對人口凈流出地區的專項扶持。推進以區域性城市為中心的都市圈社保和落戶積分互認、教育和醫療資源共享。統籌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和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統一現行城市戶籍和居住證功能，在人口集中流入地區試點基于積分制的戶口登記制度。擴大城市基本公共服務覆蓋范圍，促進農村地區養老服務設施向縣城集中，引導有條件的農村老人在縣城居住養老。進一步降低人口流動門檻，有效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夯實城鎮化的擴內需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