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的煩惱：中國邁向現代化進程中的挑戰及應對》，蔡昉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發展中的問題和成長中的煩惱
截止到2019年，按照世界銀行分組標準，被歸入低收入國家和地區的經濟體，仍然占到全部有人均GDP數據的198個國家和地區的11.6%，另有24.2%被歸入中等偏下收入經濟體行列，以及30.3%被歸入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行列。也就是說，世界上66.1%的經濟體處于不發達或發展中狀態。根據聯合國的不同分類標準，被定義為欠發達經濟體的人口，占到全球人口的83.6%，其中被定義為最不發達經濟體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13.6%。
因此，盡管發展經濟學如今被主流經濟學置于邊緣化的學科地位，經濟研究不可回避的問題之一，仍然是如何擺脫貧困陷阱，實現經濟增長起飛。然而，在發展中世界里，卻是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屬于中等收入經濟體，其中很多長期徘徊于中等收入階段，這成為世界經濟一個具有標志性的現象。因此，研究發展問題也不盡是以擺脫低收入陷阱為主題，“中等收入陷阱”也成為一個頗具吸引力的研究題目。
一個國家即便已經跨過某個人為設定的高收入門檻，例如，按照世界銀行的分組標準跨過12535美元的門檻，在統計意義上被視為高收入國家，也并不意味著能夠保持住在這個“俱樂部”的終身會員身份。跨過高收入門檻之后，經濟增長出現明顯減速、停滯不前乃至倒退現象的不乏先例，重演在中等收入階段徘徊的國家也不在少數。所以，“門檻效應”應該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一種特例。
中國面臨各種風險挑戰并非一定是意外事件，更應該被看作是一種與發展階段相伴的常態
中國正處于跨越高收入門檻的關鍵時刻，面臨各種風險挑戰并非一定是意外事件，更應該被看作是一種與發展階段相伴的常態。其中，有些挑戰屬于在更高的發展階段上對經濟發展質量的新要求，或者是改革和發展邏輯的必然延伸；有些挑戰折射出長期以來便存在的發展難點和堵點，甚至具有積重難返的性質；有些風險則十分嚴峻，如果應對不力，便會在這個特定的發展階段上導致沖擊性事件，及至延遲發展的進程。
各種類型的風險挑戰之間，又有著由內在邏輯決定的相互關聯性，產生后果的性質也會因時因地而發生轉化。因此，合理確定輕重緩急的優先序，正確選擇應對舉措和實施的時間表、路線圖，及時化解預見到的風險，解決發展中不斷出現的新挑戰，關乎中國在這個重要的戰略機遇期經濟發展的成敗。本書就從這些發展中的問題和成長中的煩惱著眼，針對以下方面的風險挑戰做出經濟學分析，并嘗試揭示政策含義。
首先，隨著中國進入更高的發展階段，經濟增長速度下行固然是符合一般規律的現象，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只需認同這個不斷減慢的增長速度是一種新常態，保持經濟增長在合理區間從而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挑戰就自然而然消失了。經濟理論和國際經驗教訓都表明，經濟發展不進則退。在這個特定的發展階段上，保持傳統增長動能和挖掘新的增長引擎，特別是獲得全要素生產率提高這個長期可持續的增長源泉，難度遠遠大于在高速增長時期。
其次，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為居民提供更多、更好和更均等公共服務的任務，與隨著人口轉變階段的變化即老齡化的加深，從全生命周期投資于人的任務，越來越結合到一起。這種結合既是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實現共享發展理念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必然要求。同時，這還有助于開啟新的經濟增長點，既保持合理的潛在增長率，也防止經濟增長受到總需求不足的制約。從發展中的問題和成長中的煩惱中發現相關挑戰，用新發展理念予以回應，是新發展階段的要求。
再次，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城鄉差距以及居民之間收入分配不均等，是困擾中國經濟社會的老大難問題。近些年雖然均有所改善，但是，按照共享發展理念的要求，相對于既定的目標來說，這些不平衡問題仍然存在，并且形成了一些新的特點。例如，從區域差異來看，長期以來的東部、中部和西部之間的不平衡問題，越來越表現為南方與北方之間的發展差異。居民收入差距問題在略有下降之后，出現收入分配改善效果遞減的趨勢。勞動力轉移速度減慢后，社會流動性相比高速經濟增長時期也趨于下降。
最后，中國的老齡化在經歷2010年第一個人口轉折點，即勞動年齡人口到達峰值并轉向負增長之后，將于2025年迎來第二個人口轉折點，總人口到達峰值并轉向負增長。如果說第一個人口轉折點帶來供給側沖擊，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以及實際增長率下行，是已經發生并且正在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積極應對的現象的話，第二個人口轉折點將帶來需求側沖擊，有可能導致社會總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持續性制約。一方面，潛在增長率仍在長期下行，另一方面，需求制約還可能導致實際增長率達不到增長潛力。一旦這種情況發生，預期的中國經濟發展速度目標便難以實現。
限于作者的研究領域，本書并不尋求回答中國在走向現代化的新發展階段上面臨的所有挑戰，而是著眼于討論與人口轉變相關的經濟增長問題，以及由此派生并在政策邏輯上密切相關的民生問題。與此同時，本書的重點也不是在這些問題上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而是旨在做出理論分析，提供必要的國際經驗教訓。在嘗試揭示政策含義和提出政策建議時，也僅僅著眼于相對宏觀的層面，主要討論理念性和原則性的問題。
（作者為十三屆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