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9·11”事件以來的二十年，世界格局“東升西降”，全球經濟“脫實向虛”，科技不斷發展，數字化水平不斷提升。不少國家的社會結構“化整為零”，以美國為代表的國家社會呈現撕裂態勢。在世界格局變化的大背景下，“9·11”只是傾倒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由此導致美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方面開始發生裂變，并不斷加速著世界格局的改變。
關鍵詞:“9·11”事件 世界格局 全球經濟 科技創新
【中圖分類號】D5 【文獻標識碼】A
2001年發生的“9·11”事件，如同開啟21世紀的按鈕，接下來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全球金融危機、“大水漫灌”的美元政策、“東升西降”的世界格局，乃至難民潮、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大變局中很多劇情發展似乎都能從“9·11”事件引發阿富汗戰爭這一序幕講起。
“9·11”事件中，被撞擊的雙子塔名為“世界貿易中心”，似乎象征著上個世紀所塑造的、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化經貿體系被其視野之外的非美國力量攔腰撞斷。隨之而來的，是維護與反抗美國中心體系的全球博弈，以及貨幣與科技對一切產業鏈的改造與升級，“連續劇”至今仍在更新中。作為主角的“世界”，如果是一個人，那這二十年，他所經歷的如同是在一次事故中的“脫胎換骨”。
世界現象學：二十年來的全球變局
2001年的“9·11”事件像一個分水嶺，將世界的歷史分隔成不同的階段。透過二十年來的一個個現象，我們發現這個世界正在呈現一個截然不同的格局。
世界板塊“東升西降”
通過對比亞洲GDP與歐美GDP，可以明顯發現“東升西降”的趨勢。2001年亞洲GDP為8.9萬億美元，低于歐洲GDP及美洲GDP。但在2001年到2019年的19年里，亞洲GDP共增長了2.72倍，遠高于歐洲的1.19倍和美洲的1.11倍。
縱觀過去數十年中美GDP走勢可以發現，近二十年中美經濟實力差距縮小的速度明顯加快。2001年之前的二十年里，中美GDP增速相近，中國GDP占美國GDP比例保持平穩，總體維持在6%—12%之間。2002年至2020年，中國GDP增速遠高于美國GDP增速，中國GDP占美國GDP比例從2002年的13.46%快速增長至2020年的70.46%。中美經濟實力差距快速縮小的起始時間點與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及“9·11”事件發生的時間點幾乎一致。
國力的構成要素還包括科技，其參考指標之一是研發支出占GDP比重。對于這項指標，美國2001年至2018年的增速微乎其微，維持在2.70%左右；而中國同期經歷了高速增長，從2001年的0.90%增長至2018年的2.19%，與美國的差距逐漸縮小。
全球經濟“脫實向虛”
為什么會發生這種“東升西降”的現象呢？主要是因為全球不少經濟體出現了脫離實體產業的大趨勢。
“9·11”以來，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經濟金融化程度都有加深。據世界銀行統計，傳統金融強國美國、英國金融業增加值的GDP占比相比2001年有著顯著的提升。具體來說，2020年英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比2001年增長了26%，而美國2020年則比2008年大幅增長39%。過度的經濟金融化導致大量資金累積在股市，截至2021年1月，巴菲特指標（美國股市總市值和美國GDP的比值）達到221%，而在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前，該指數為150%。在累積的經濟泡沫化問題、美國天量印鈔導致金融體系自我循環、金融杠桿水漲船高的情況下，世界實體經濟的發展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整體呈現脫實向虛的趨勢。
全球經濟脫實向虛的另一個表現是經濟“虛胖”、債務高企。一是美國負債規模和負債率顯著增加。2001年，美國政府債務為6.8萬億美元，截至2021年中，美國政府債務已突破28萬億美元，負債率在2020年突破110%，2021年一季度更是提高到133%。在高懸的債務下，美國聯邦政府還在持續印發貨幣，2001年至2019年間美元供應量（M2）翻了3倍多，甚至在2020年經濟下滑3.5%的背景下，全年貨幣供應量卻依然大幅飆升，從15.3萬億增至20多萬億，幾乎完全脫離GDP發展水平。二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至今未解。2001年歐洲整體負債率水平為65.8%，但到2009年，歐洲債務率飆升，希臘等邊緣國家政府債務率超過150%，赤字率超過3%，甚至德國、法國等核心國家政府債務率也接近100%，連年赤字。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歐洲各國債務再次快速走高，2021年政府負債水平甚至超過2009年歐債危機。三是中低收入國家的負債水平持續走高。2001年之后，絕大多數中低收入國家成為美元超發惡果的主要承擔者，在短短二十年內，中低收入國家長期負債快速增長200%以上，國家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和潛在風險大大增加。
科技創新“植數造云”
科技發展或是全球經濟“脫實向虛”的催化劑。過去二十余年是人類快速數字化的二十余年。根據We Are Social和Hootsuite聯合發布的《2021全球數字報告》（DIGITAL 2021: GLOBAL OVERVIEW REPORT，以下簡稱《報告》）：截至2021年1月，全球已有超過52.2億人使用手機，相當于66.6％的世界總人口；全球已有46.6億人使用互聯網，互聯網普及率達59.5％；全球已有42億社交媒體用戶，社交媒體用戶數量已超過世界總人口的53％。
《報告》同時指出了兩大變化，表明全球數字化土壤越來越深厚：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全球社交媒體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2020年社交媒體用戶數量增加了13%以上，新增近5億新用戶，并且網民在社交媒體上的時間也在增長。另一方面手機已經成為人們上網的首要選擇，全球Android用戶平均每天在手機上花費的時間超過4小時。從以上數據看，在過去的二十余年里，全球經歷了一個“植數造云”的轉型升級過程，數字化已成主流，大部分事物都已變成 “可計算”的數據，整個社會的底層科技邏輯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轉變。
社會結構“化整為零”
與科技快速發展相伴隨的，是全球許多國家社會結構的變化。以美國為例，二十年來，美國白人人口比例不斷下降（從2001年的68.9%降至2020年的57.3%），少數族裔增加，老齡化危機顯著，社會結構可以說是“化整為零”。
在就業方面，美國遇到的困難愈發嚴重。隨著歐美發達國家進入“后現代社會”，不僅老齡化加劇，而且受產業空心化影響，年輕人難以找到工作、提升社會階層。這一現狀又催生了大量“尼特族”（NEET）或啃老族，即20歲至24歲既沒有工作、也未接受任何教育或培訓的美國人，其所構成的“啃老率”在2021年一季度達到18.3%。換句話說，在這一年齡段中，有近五分之一的美國人在全面啃老。眾多啃老族的存在，要么家中富足殷實無需工作，要么家中捉襟見肘自暴自棄，而貧富差距的現實也確實如此。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報道，美國最富有的1%的人群掌握的全社會財富比例從2001年的25%左右增至2021年的32.1%；同一時期，最貧窮的50%的人群掌握的比例卻從不到4%持續降至2%。如此貧富差距，社會矛盾怎能不愈發激化？
思潮趨向“明進實退”
21世紀的前二十年，與世界各國社會結構的重塑相伴相生的，是變化多端的思想潮流。這些社會思潮看似派系龐雜、理論層出，實際都是當前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心理的反映。
近年來，西方世界某些思想潮流非理性主義色彩濃厚，表面標新立異，實則空洞無物，對社會的破壞性遠大于建設性。民粹主義和綠黨思潮即為典型例證。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以右翼民粹主義大旗籠絡人心，其鮮明的本土主義、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傾向，不僅將美國推到了相對孤立的境地，而且在世界范圍內掀起了民粹主義高潮。同時，美國還存在著一股左翼民粹主義思潮，它以平等主義之名，批判資本主義權勢集團。民粹政客的所作所為，看似是在為被全球化拋棄的本國民眾發聲，但他們采取的方式卻是利用人性弱點煽動極端情緒，結果也不過是為國內矛盾制造發泄口。另一方面，西方綠黨近年來也成為了國際政治舞臺上的活躍勢力。綠黨以青年人群為主體，以綠色政治為立足點，倡導“生態優先”原則。事實上，綠色環保僅是綠黨思潮的幌子之一，其真實意圖，是希望通過關注環保話題，吸引“要工作、要錢”的年輕選民，以此擴大權力版圖。綠色環保理念雖然可作為抨擊資本勢力的武器，但歸根結底，綠黨也未能觸及后工業社會代際不平等的根本問題。
變局動力學：改變世界的力量
“9·11”事件就像21世紀的一個引子，借著科技的“東風”，開啟了改變世界的腳步。透過變局的現象看本質，我們需要研究這些現象是如何形成的，它們改變了世界運行的哪些環節。
“9·11”：一只改變歷史的蝴蝶
“9·11”事件就像一只扇動了一下翅膀卻掀起“21世紀風暴”的蝴蝶。而這場悲劇的始作俑者，背后是由金融和科技賦能的世界體系，以及被現代化社會遺漏的群體。
“9·11”事件只是在變局的動力作用下傾倒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自此，美國政治、經濟、社會等方方面面都開始裂變，國運由鼎盛轉向衰落。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將防恐作為國家安全和外交戰略的首要目標，先后發動阿富汗戰爭與伊拉克戰爭。二十年來，世界范圍內的恐怖主義活動不但未見消減，反而周期性地加劇。美國與穆斯林國家乃至非西方文明的關系整體惡化，并為反恐戰爭背負了沉重的債務與財政赤字，國際社會對美國的信心大為動搖。
而就在“9·11”事件爆發的同年，中國正式加入WTO，步入經濟崛起的征程。后“9·11”時代美中國力的此消彼長，也恰好奠定今日世界之格局。
科技賦能：“星火燎原”與“機器換人”
與過往三個世紀不同，21世紀是科技賦能的新時代。舉例來說，萬物“可計算”的趨勢，正以“星火燎原”之勢推動著機器智能的發展，“機器換人”正在悄然發生。根據波士頓咨詢公司2021年6月發布的《2030年機器人技術展望》報告，全球機器人市場將從2021年的約250億美元攀升至2030年的1600億至2600億美元之間。未來十年內，機器人將越來越多地取代傳統的低工資和低技能密集型工作。體力勞動者的短缺和以前低工資國家的工資升級，將推動機器人更迅速地取代人類。
我們要清醒地看到，當前包含中國在內的亞洲機器人公司目前在市場上只占一小塊份額，未來將面臨與美國和歐洲制造商的激烈競爭。特別是在市場需求更廣、在“機器換人”的過程中占主要地位的專業服務機器人領域，將會迎來機器人創新和發展的“硬仗”。
美元霸權失勢：美國收割全球的企圖越來越難實現
“9·11”二十年來，美國長期通過金融霸權及經濟霸權維持其國內經濟增長。以2008年金融危機為例，美國先后采取了三輪量化寬松政策，向國內注入了大量流動性，同時利用多余的資本，購買新興國家的核心資產；當經濟形勢轉好，立即收緊貨幣政策，推動美元升值，引導全球資金流向美國，推高美元匯率，從而導致新興經濟體貨幣大幅貶值。可見，美國維持本國經濟穩定發展的本質是通過霸權將危機及成本通通轉嫁給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
那么，這種方法有可持續性嗎？可以拯救一個“帝國”嗎？隨著美國在全球GDP占比的下降，答案是否定的。2020年美國為應對疫情開動印鈔機，導致全球資產價格上升。結果2021年6月份美國CPI超過5.4%，核心CPI達到4.5%，通脹水平創近四十年來的新高。而且美國貧富分化日趨嚴重，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美元放水，絕大部分錢都流向了資本家，加劇了貧富分化。據美國稅收公平組織發表的報告，2020年3月18日到9月15日，美國643名富豪的凈資產總額從2.95萬億上漲到3.8萬億美元，美國億萬富翁的財富總額增加了近40％，總計約1.1萬億美元。預計未來美國的基尼系數會進一步提高。
此外，當越來越多的國家意識到美元霸權的本質，開始回避甚至拋售美債，并且提前加息以防被美元收割時，當前及今后美國通過貨幣政策轉嫁通脹，試圖進一步收割全球的企圖將會越來越難實現。
其他力量的崛起：科技的下沉與普及
回望這二十年，科技從發達國家和大型跨國企業逐漸“下沉”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21世紀以來，尤其是“9·11”事件之后，科技的發展進入快速軌道。起初，科技進步迅速武裝了大企業、大資本家，成就了一批以亞馬遜、谷歌等為代表的美國巨無霸企業，以及中國的阿里巴巴、騰訊等大公司。而隨著移動技術和區塊鏈技術的逐漸發展，近年來科技的普惠形態則越來越明顯，遠如中國電子支付和電商的高度普及，近如美國的“散戶大戰華爾街”等。
合理地應用科技可以對社會甚至全球發展產生積極影響，但科技下沉同樣也會導致混亂與無序，比如通過普及率極高的臉書、推特等社交媒體傳播虛假信息，甚至影響美國大選結果；再比如特朗普的“推特治國”，使得原本直達大眾的科技工具變成了撕裂美國的途徑，甚至間接導致了2021年1月6日“沖擊國會”事件。由此可見，科技是造福民眾還是禍害社會，關鍵在于各國及各層面的領導者如何去引導科技的應用。
文明人類學：歷史如何告訴未來
人類文明的歷史似乎總在某種循環中螺旋式上升，“盛極而衰”“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也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描述當前的世界格局。當我們回看歷史，再重新審視世界體系，對未來或許可窺知一二。
冷和平
“9·11”事件以來，新的世界格局逐漸形成，大范圍的熱戰打不起來，但包括美國在內的任何國家也極難真正發動冷戰。其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武裝戰爭成本過高。不僅包含金錢成本和生命成本，還有國內社會成本、國際聲譽成本等。二是全球化的不可逆性。美國、中國之爭與美國、蘇聯之爭不同，以往美蘇之間的相互依賴度與今日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相互依賴度不可同日而語。三是從某種意義來說，超級力量之間的角逐，已經不需要純粹依靠軍事武器或經濟封鎖來發動“戰爭”，而是變成了多“戰場”、全方位的博弈，比如網絡戰爭、金融戰爭、科技戰爭、輿論戰爭等。而這些“戰場”全部都要依托于科技實力，即使美國仍然在科技領域保持“老大”的地位，但中國逐漸拉近的距離使得美國開始變得焦慮，開始在這些非軍事“戰場”更頻繁、更重量級地出招。
總之，在21世紀經濟與科技發展的大背景下，大范圍的戰爭很難出現，而發動冷戰的條件目前也是不具備的，而在以科技為核心的真正“戰場”上，看似和平的世界各國，其實仍在進行著博弈和對抗。如此一來，“冷和平”的態勢正在顯現。
軟中心
“冷和平”的顯現也說明了美國國際地位的變化。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恐戰爭令其深陷泥潭，不少人認為美國的“衰落”自此開始。如何定義與衡量美國的“衰落”是一個富有爭議的話題，口徑不一的硬性指標很難作為美國絕對衰落的直接證據。
事實上，與其說美國在“衰落”，不如說美國步入了一個實力相對下滑，且霸權逐步收縮的周期，更確切的說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相對于美國的崛起。2001年，中國GDP占世界的比重不足4%，而美國的相應比重占全球的31%。2020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占世界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17%，而美國的相應比例降至24%。僅從綜合國力的角度看，現在的中國與美國一樣，都可視為世界的“軟中心”。
得益于蒸蒸日上的國力，中國的各行各業都有望在時代潮流的推動下達到更高的成就。然而，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僅從零和博弈的視角看新時代的國際關系，很容易陷入狹隘的思想窠臼。每一個國家都可以結合自身稟賦找到新使命，為人類文明做出新貢獻。這其中自然包括美國。
全數據
當前，人類正在迎來一個“全數據”時代，美國與中國都在這個時代的最前端。根據國際數據公司（IDC）的預測，2025年中國的“數據圈”（即每年被創建、采集或是復制的數據集合）將達48.6澤字節（ZB），占全球總量的27.8%，躍居世界首位。海量的數據已經直接構成了整個社會運行和治理的基礎性土壤和人們生活的日常環境——人們已經被“數字化”所包裹。
回首過去，從資源驅動的視角看，“9·11”的悲劇其實是撕開了石油資源驅動時代世界各國割裂加劇的遮羞布。當全球的差異暴露出來，部分國家的衰退路徑也就顯得尤為清晰。展望未來，唯有合作才能治愈各國正在加劇的數字化鴻溝，避免數據資源驅動時代重蹈“9·11”等類似事件的覆轍。因此，全球各國需要冷靜地坐下來，求同存異，共同探索搭建數據作為第一生產要素時代的共識性框架，協力解決例如數字時代的跨國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國家安全與數據自由流動問題、跨境網絡犯罪問題、對壟斷性數字商品公司的所有權和控制權監管問題、數字稅問題，等等。各國攜手創造一個公平的數字化國際競爭環境，構建基于數字技術的更加合理的國際秩序，將會是人類文明未來發展最為重要的基石。
大金融
公平的國際環境也逐漸開始體現在金融領域。2001年，美元占各國外匯儲備份額達到72.7%的高峰，但“9·11”后，國際資本外流，新興經濟體加快發展，美元外匯儲備份額隨之下降，到2020年已經降至58.9%。與此同時，人民幣和歐元的影響力與日俱增。2015年12月1日，人民幣正式加入SDR貨幣籃子，占比超過10%，對穩定世界貨幣具有重要作用。2020年10月，歐元支付占比超過37.8%，首次超越美元成為全球第一支付貨幣。
另外，伴隨數字經濟在全球的發展，數字貨幣興起。以比特幣為例，自2009年問世以來，比特幣蓬勃發展，至2021年8月市值穩定在了2萬億美金，甚至超過世界上多個主權貨幣。在各國央行加速研發數字貨幣的背景下，數字貨幣將對傳統貨幣帶來怎樣的沖擊與影響？利用數字貨幣交易安全快捷的特點，各國是否可以創建一個數字貨幣交易網絡，來避免美元為中心的壟斷剝削？數字貨幣又將怎樣作用于實體經濟合作，利用其優勢為傳統經濟減少成本、提高效率？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展望未來，美元體系面臨挑戰已然成為一種必然，未來金融領域的公平性還將進一步提高。
貴社會
2002年至2016年，中國制造業小時勞動力成本的年均增速為16.8%，遠高于小時勞動生產率9.8%的年均增速。而當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并不足以彌補較高勞動力成本引起的企業利潤下降時，企業退出風險也會增加。美國也面臨類似的情況，美國的工資和勞動力稅指標從2007年到2020年增長了15.68倍，這反映出勞動力價格的上漲和生產成本的提升。
醫療、教育支出也同樣顯著。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01年至2019年，中國教育支出增長了9.79倍，美國作為發達國家，其已經處于高位的教育支出同期仍增長了87.0%。類似地，2001年至2018年，中國人均醫療衛生支出增長了10.48倍，美國人均醫療衛生支出同期增長了116.0%。
在綠色發展的背景下，環保成本同樣顯著。在中國，政府環保支出從2005年的1490億元增長到2018年的6681億元，在13年時間里高速增長了3.48倍。俄羅斯該項支出的漲幅更加顯著，從2002年到2018年高速增長了11.77倍。
高昂的生產成本、生活成本和環境成本下，各國自然難以支付巨額資金用于大規模戰爭，這也佐證了我們之前關于“冷和平”的觀點。
結 語
人類社會的未來如何，取決于人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應該將世界看作一個整體，而不是四分五裂的各個國家和地區。“9·11”二十年以后的世界如何發展，既要看西方國家如何面對挑戰，更要看東方國度如何正確看待現狀、明確發展方向，世界體系并不是發達國家的“獨角戲”。同時，我們也需要清晰地認識到，世界格局的變化是一個長期、緩慢的過程，歷史的步伐既不會停滯不前，也不會瞬息萬變，因此，每一個國家、每一個人既要看清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也要樂觀尋找人類的希望與未來。
責編：羅 婷 / 周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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