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多邊主義強調以集體安全路徑實現全球安全

對有關多邊主義的學術研究文獻進行梳理可以發現，對多邊主義的關注與認可，涉及國際關系的核心命題，即戰爭與和平的問題；多邊主義的興起，與“集體安全”這一概念的出現和實踐，有著緊密的聯系。從學理上看，關于如何在一個主權國家構成的世界上實現可持續的持久和平，有“霸權”、“聯盟”以及“集體安全”這三種不同的路徑。這三種路徑的選擇，關系到在主權國家構成的以無政府狀態為核心的國際社會中如何維護國家安全，解決生存和發展的關鍵問題。

“霸權”意味著以霸權國自身超強的實力，從實力地位出發，保障自身的壓倒性安全的構想；“聯盟”則是若干國家拉幫結派，繼而通過“抱團”的方式共同應對其所指涉的外部共同威脅。盡管從細節看，“霸權”與“聯盟”這兩條路徑存在極為重要、清晰且顯著的差異，但同時具有共同特征，即這兩種實現安全的途徑，都是以同一個國際體系中其他行為體，尤其是其他行為體的安全利益的損失為代價的。

而“集體安全”則構成了截然不同的解決方案，即建立在“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原則基礎上，將整個人類社會看成一個安全的整體，以整體性的方式，保障各行為體的生存，共同應對任何可能成為侵略來源的主權國家。很顯然，“集體安全”的原則，至少在理論上提供了真正消除安全困境的可行選擇。

從實踐上看，通過對國際關系歷史的簡單回顧可以發現，整個世界對安全的追求，總體上經歷了從個體自助，到結盟互助，再到集體安全的發展歷程，多邊主義的興起與最終“集體安全”的路徑被各方廣泛接受，存在著相當緊密的關系。20世紀早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實踐中，“集體安全”原則通過國際聯盟的形式得到了較為系統的實驗；受制于特定歷史時期的局限性，國際聯盟被證明并非是一次成功的實踐，未能發揮阻止戰爭的作用；到了20世紀中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烈沖擊下，通過吸取國際聯盟的教訓，經過大幅調整與改革的聯合國自成立至今，盡管仍然可能存在諸多缺陷和不足，但聯合國的總體架構設計，以及通過聯合國憲章展現的集體安全原則，確實在維護安全與穩定方面呈現增量改進的顯著優勢。

需要指出的是，以美國及其軍事盟友的國際實踐來看，存在這樣一種迷惑性的做法：用“集體安全”的辭藻，包裝有兩個或者兩個以上國家構成的軍事同盟，將這種明明是指向第三方的軍事-政治同盟，稱作是某種“集體安全”原則的產物，其中具有標志性特征的是美國在西歐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在東亞地區建立的日美軍事同盟體系。這兩個同盟的文本中，都使用了“集體安全”的措辭，但究其功能而言可以清晰發現，這兩者均存在顯著的外部指向性，即構建同盟的目標旨在針對同盟成員之外的第三方，在冷戰后的世界里，這第三方集中聚焦于中國和俄羅斯兩個從2017年開始被美國明確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的國家。很顯然，美國奉行的這種多邊主義是徹頭徹尾的虛假的多邊主義，本質上是一種落后于時代需求的軍事-政治同盟體系，對大國之間的戰略互信與穩定，以及國際社會的繁榮和發展，構成了直接的沖擊和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