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實看，中國現代化面臨的最大瓶頸正是創新乏力，這構成實現文明復興的主要障礙。在經濟層面，過去依靠高投入、高污染、廉價勞動力的發展模式已難以為繼，向創新經濟轉型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和出路，然而創新轉型也面臨重重阻力。除了經濟發展模式的慣性之外，市場的扭曲、體制的僵化等仍然阻礙轉型的實現。由于制度具有強大的慣性，改革開放以來更形成了一種穩定的利益格局，推動制度創新面臨重重阻力。各種落后陳腐的思想觀念和現實的利益結構又常常交織在一起，共同制約了整個社會的創新。

從經驗事實看，一些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因為不能順利克服一些系統性瓶頸而陷入困境，如經濟發展不能向創新經濟轉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等。美國學者卡拉斯認為，當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在低成本生產者（或地區）和高技能創新者之間搖擺的時候，就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從中等收入到高收入水平的轉型本質上是成為有競爭力的高技能創新者。[1]歷史的發展充滿不確定性，現代社會更存在高度的風險性，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在發展與轉型中遇到的矛盾尤其突出。中國現代化建設進入新的歷史階段，這種創新困境越來越成為歷史進步的突出矛盾。要想順利推進中國現代化，需要清醒認識這種創新困境，在系統層面上尋找突破瓶頸的出路。

在培育創新系統中促進創新的涌現

從創新的角度看，實現現代化需要直面深層次的核心問題推進系統創新，它不只是偶然的、零星的、純粹技術的創新，而是大規模的、系統的、整體層面的創新的爆發，從而表現出“涌現”的特征。讓創新涌現出來需要遵循創新的規律，核心是培育能夠激發創新的系統結構和系統機制。

現代社會的創新遵循一條規律，即存在“系統性”和“涌現”的特征。創新是個人或組織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中獲得的新認識、新方法以及形成的新理論、新制度等，因此具有個體性和偶然性特征。但是大規模和系統性的創新卻依賴于以國家為單位的社會系統的理念和運行機制。現代文明的發展就建立在這種系統機制之上，它以創新為導向，通過知識創新、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等的相互交織和互相支持，共同推動了創新的勃發，結果表現出“涌現”的特征。涌現是復雜系統演化的一種現象，其形式是超越常規的系統衍變，在特定條件和機制下爆發出新的特質。涌現描述了系統的如下特征：低層次的各要素主體交互作用，在互動中促使系統在整體規模上出現低層次所沒有的高層次的新特性，但這不能還原為低層次的要素特性。[2]現代社會的創新表現出“涌現”的特征，各種條件具備時，各種創新要素會充分激蕩、各種主體充分參與、各種創新的理念和行動得以實現，最終匯成創新的“涌現”，即一種爆炸性的成長。近代以來，西方“現代性”的興起激發了各種創新要素的生長，在長期的演化中逐步形成了激發創新的系統機制，促成了一系列相互支持的革命性創造。從哲學革命到科學革命，從思想啟蒙到社會革命，從工業革命到政治革命，這一系列革命性的社會變革匯成了系統創新的強大力量，最終導致了現代文明的勃興，推動西方文明走在了歷史的最前沿。

在過去的現代化歷程中，中國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文化，這既是文化移植和傳播的過程，也是在適應本土社會文化生活中進行再創造的過程。中國人在革命和現代化建設中秉承“革故鼎新”的文化傳統，不斷進行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技術創新、文化創新，最終走出了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可以說，在探索中不斷創新是中國現代化的基本經驗和基本方向，這與世界現代化的方向是一致的。如今，中國要邁向創新型經濟體，進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意味著將創新置于新的高度來認識。這是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客觀趨勢，這種發展也為實現這一轉型提供了可能。生產力發展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基礎和動力，正是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才有了人類文明的創造。涂爾干在研究大學的起源時發現，11世紀的歐洲出現了一種思想的歡騰，其基礎是儲備的多余物質能量使人們能夠免除物質匱乏。他提出，“就文明而言，當各個共同體中積聚起一種活力，一心想要找到一個出口，找到某些消耗自己的手段，與此同時卻又不存在任何非解決不可的迫切之事，能夠理直氣壯地吸納這種活力，恰恰要到這樣的時候，會出現一個文明富有創造性的年代”。[3]如今，中國已走出了經濟匱乏階段并儲備大量的“經濟剩余”，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了較大的回旋余地，這為文明的創造提供了物質基礎，系統性、大規模的創新是現實經濟發展邁上新臺階的需要，而過去經濟發展的積累也為此提供了可能。可以想象，未來中國將需要并實現技術、知識、制度、思想、文化各個層面的系統性創新，各種要素相互激蕩促成創新的涌現，最終形成新文明的創造的燦爛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