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把觀念當作現實，不把價值訴求當作客觀真理，是唯物史觀的基本要求。作為觀念文化的全部思想成果都是社會存在的反映，因此，不同的社會存在狀況決定了不同的思想文化成果；而思想文化成果的不同類型，則具有不同的價值和評價標準。美好愿望植根于人類努力“向善”的人性訴求和道德實踐，往往通過文學作品、宗教故事、神話傳說以及哲學思想來表現，如《詩經》中描繪的“大同”。美好愿望雖然也有其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具有重大的社會影響，但由于其超越了具體的歷史發展階段，只能作為價值訴求，不可能成為科學理論，不具有實踐的指導意義。

不把“歷史預言”、合理猜想和科學理論混為一談，是唯物史觀的又一要求。天才猜測往往出現在社會發展主要矛盾已經顯現但還不成熟的時期，因而是對不成熟的社會矛盾的不成熟理論回應，如空想社會主義。天才猜測雖然也有一定的客觀歷史根據，但沒有充分的實踐條件，常常表現為天才大腦的“杰作”，不具有歷史必然性。恩格斯指出：“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歷史上出現以來，由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常常作為未來的理想隱隱約約地浮現在個別人物和整個整個派別的頭腦中。……但是，這種占有只有在實現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具備的時候，才能成為可能，才能成為歷史的必然性。”[2]

作為揭示歷史必然性的科學理論形成，唯物史觀提出了以下基本原則。第一，歷史規律不是既有的、抽象的，不是只要有天才大腦就可以隨時“發現”的，而是隨著現實主要矛盾的形成而具體地、歷史地生成的，因此歷史必然性首先是客觀可能性。科學理論必須著眼于已經提上實踐日程、具備了實施解決條件的課題。自從人類社會進入階級社會，消除貧富分化的要求就不絕于耳，但是，正如馬克思指出的：“無產和有產的對立，只要還沒有把它理解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它還是一種無關緊要的對立”。[3]說它“無關緊要”，是因為如果社會歷史還沒有分化成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大階級的對立，從根本上消除貧富分化就還不具有實踐意義。只有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成型、主要矛盾成熟，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才具備客觀可能性。科學理論的創新，首先要在客觀可能的基礎上提出時代之問。

第二，歷史規律不是想象的、隨意的，而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必然趨勢，是人們必須順應的時代潮流，因此歷史必然性本質上是客觀必然性。社會生活紛繁復雜，歷史變化令人眼花繚亂，人們的感受更是千差萬別。什么是浩浩蕩蕩的潮流，什么是不可抗拒的趨勢？唯物史觀的絕對要求是：“從事實的整體上、從它們的聯系中去掌握事實。”[4]這種基于辯證綜合的“事實總和”，不是個別的“實例”，更不是單純的主觀感受，而是歷史大勢的客觀根據。恩格斯把共產主義革命的客觀根據，奠立在社會化生產力和現代無產階級的形成這一“事實的整體”上，指出：“如果還沒有具備這些實行全面變革的物質因素，就是說，一方面還沒有一定的生產力，另一方面還沒有形成不僅反抗舊社會的個別條件，而且反抗舊的‘生活生產’本身、反抗舊社會所依據的‘總和活動’的革命群眾，那么，正如共產主義的歷史所證明的，盡管這種變革的觀念已經表述過千百次，但這對于實際發展沒有任何意義。”[5]科學理論的創新，就是要在科學分析現實矛盾的基礎上努力把握和引領時代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