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中心主義是世界歷史發展的產物，它作為一種近代思潮有著深厚的文明基礎。古希臘哲學創造了西方文明最初始的思維模式，受形而上學的思想影響，西方傳統下的政治思想發展出“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政治博弈思維和“非此即彼”的價值選擇原則，西方中心主義的產生奠基于這種哲學傳統。羅馬在事實上承襲了古希臘大部分的文明成果，使得西方文明在傳承自身文化和價值觀念上有了新的載體，基督教的普世價值論成為西方中心主義的又一精神源泉。最終，基督教信仰體系與西方古典哲學相融合，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影響之下形成了現代工業文明的最初樣態，這也是西方中心主義成為一種風靡思潮的現實土壤。西方中心主義的理想和原則既體現在它的政治觀念和價值觀念中，也體現在它的思維方式和話語系統中。在既往西方中心主義的精神內核基礎上，現代國際社會演化出了西方中心主義的如下三種表現形式：文明沖突論、普世主義價值論以及殖民主義式的文化輸出和霸權主義強權政治。這三種表現形式面臨著世界文明的多元挑戰，造成了許多現實的矛盾和紛爭。在西方中心主義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之下，西方文明主導下的現代化道路似乎已經走入一個必然引發全面矛盾的死胡同。
【關鍵詞】西方中心主義 形而上學 普世價值 資本主義
【中圖分類號】D8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2.002
“西方中心主義”是一種近代思潮，但是它的產生根源卻要更加久遠，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的哲學精神及其文化形塑。在歷史上，雖然每個地區、每個民族都習慣以自身所處的境遇為中心來建構自己的觀念共同體和社會共同體，但是往往都只停留在一種凝聚社會共識的中心論或者中心意識上，并沒有形成一種“主義”。只有現代化以來的西方社會在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推動下，才形成了一種成體系的“中心主義”思潮。
隨著現代化和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西方中心主義”為資本主義殖民擴張和世界化大生產所推波助瀾，開始向世界各地擴散傳播，并伴隨著西方的殖民主義活動，對世界各國的現代化進程、思想啟蒙和文化傳承發展產生深層影響。它不僅僅是西方世界的“自說自話”和話語表達，更是廣泛存在于那些在近代以來遭受西方文明沖擊和影響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意識形態領域當中，甚至已然成為那些受到西方現代化進程影響的地區和國家的最大精神文化參考系，并一度為許多非西方文明圈的后發國家所接納。在近現代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中，“西方中心主義”在發達工業文明的掩護下，儼然已經成為一種國際話語和意識形態傾向，對世界多元文明發展和世界歷史的繁榮進步造成深層影響。
西方中心主義的哲學根源
西方中心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和思想觀念，不是憑空出現的，而是內含著深層次的思想基礎和獨特的歷史源流。要理解西方中心主義，首先要理解西方意識形態的形成機制和西方精神的深層機理，亦即理解西方哲學的精神內核。
西方文明的根在古希臘，它的哲學傳統創造了西方文明最初始的思維模式。以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為代表的思想家開創了西方文明的形而上學傳統，其最大特點就是方法論上的形式邏輯與認識論中的本體論預設。形而上學雖然并不直接產生中心主義思想，但是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卻習慣于將一切事物引向一個抽象的、至高的確定性存在，進而在意識領域促成一種適宜于形成中心主義的思維模式和思想框架。例如，在柏拉圖看來，作為形而上的理念世界是規范、范疇和概念的綜合，存在一種理性的、按照“善”的原則來支配的完滿世界，把“善”視為可知世界的“太陽”，認為它是“所有可見事物的可見性的創造者”[1]；亞里士多德的實體觀是其形而上學的集中表達，在他看來，“實體，在最嚴格、最原始、最根本的意義上說，是既不述說一個主體，也不依存于一個主體的東西”[2]，它在一切意義上都是最初的，其他范疇都不能離開它而獨立存在[3]。無論是柏拉圖還是亞里士多德，都是后世西方形而上學思維模式的締造者，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把某一最高形式的抽象存在視為萬事萬物的起始，這便是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哲學表征。
中世紀，托馬斯·阿奎那等人則進一步將形而上學思維與基督教神學相結合，指出“首要存在者就是其他存在者的原則”[4]，從而把這種形而上學思想中追求“中心”的意義推到極致。在形而上學的追思下，西方文化具有很強烈的非此即彼特點，它的對抗性隨處可見，對于原子、基質等世界“本原”的追求，在他們的觀念中深深植入了一種對確定性的“中心”的執著，亦即，萬事萬物都來源于一個向外不斷擴展和發散的中心原點，而萬事萬物也只不過是對這一確定性的中心和本原的“分有”。形而上學執著地追求著規律、命運、尺度等方面的必然性解釋，追求著思想和世界的本質性論證，它與邏各斯中心主義相輔相成，以一種立法者的權威方式和姿態面對著世界的萬事萬物。
受形而上學的思想影響，西方傳統下的政治思想發展出“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政治博弈思維和“非此即彼”的價值選擇原則。尤其是在西方率先開啟了全球范圍內的資本主義現代化之路以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優勢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加持下，對其信奉的普世價值開啟了過度推崇的世界歷史進程。具體表現為，以其西式文明的“同一性”拒斥世界上其他國家地區及文明的“差異性”；以其形而上學和宗教教義所認定的“中心”和“自我”排斥其他文明，并將西方以外文明視為“非中心”和“他者”。如此一來，一種在西式自由主義和福音教義框架下的自由、民主等價值觀念被最大化地輸出了。他們迫切地希望建構起一種以西式現代化為母版的價值體系和觀念體系，在這一體系中尋求著人類社會普遍的存在意義，妄圖塑造一種以普世價值為中心的同一性世界，并將這一體系視為最崇高和毋庸置疑的人類核心規范。如亨廷頓就認為，“在所有的文明之中，唯獨西方文明對其他文明產生過重大的、有時是壓倒一切的影響。”[5]這是西方文明“中心主義”者的典型代表性觀念。
按照西方形而上學傳統和基督教普世主義的福音精神，西方文明在對絕對真理的追求、對絕對標準的標榜中，不斷將自身的文明“果實”向外輸出。在這一過程中，他們的思想傳統、意識形式和價值內容不斷以強加或植入的方式傳播到世界各地區。然而，這種“同一性”追求最終帶來的卻不是一個童話般的和諧、完滿的世界，而是與之相反，它為西方的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所裹挾，不斷在世界范圍內制造著動蕩、矛盾與沖突。西方世界的這種中心主義謀劃，把自身文明不加區分地“傾倒進不斷的分裂與復蘇、斗爭與矛盾、模棱兩可與極度痛苦的巨大的破壞性力量之中”[6]。
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源流
在古希臘這個推崇真理、渴望求知的起點，智者們締造了西方文明最深層的中心主義和唯我主義精神內核。正如吉爾伯特和庫恩所說的，古希臘的哲學家們所做的一切，“均是力圖在人類活動的領域內撈到一個較高的地位，即統治者的地位”[7]。個人如此，城邦和鄰國之間的關系亦如此。希臘的政治雄辯家伊索克拉底對統治者腓力說，“說服可用于希臘人，強迫可用于蠻族人”[8]。他一生都在為建構一個具有統攝力的“希臘帝國”而奔波，這一信念也多次掀起了“泛希臘化”的政治浪潮。“希臘帝國”的精髓就在于對內民主與對外殖民，它是日后歐洲帝國殖民主義的精神原型與政治模板。[9]作為古希臘最偉大的哲人之一，亞里士多德也以同樣的方式教導他的學生亞歷山大大帝，提出了算得上是最早的以希臘為中心的“中心主義”政治論調。亞里士多德指出：“寒冷地區的人民一般精神充足，富于熱忱，歐羅巴各族尤甚，但大都拙于技巧而缺少理解；他們因此能長久保持其自由而從未培養好治理他人的才德，所以政治方面的功業總是無足稱道。亞細亞的人民多擅長機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惟獨希臘各種姓，在地理位置上既處于兩大陸之間，其秉性也兼有了兩者的品質。他們既具熱忱，也有理智；精神健旺，所以能永保自由，對于政治也得到高度的發展；倘使各種姓一旦能統一于一個政體之內，他們就能夠治理世上所有其它民族了。”[10]
雖然古希臘時期已經出現西方中心主義的意識形式和精神萌芽，但是無論是偉大的城邦雅典，還是曇花一現的帝國馬其頓，都沒有最終成功地塑造一個持久且具有深遠影響的大型政治共同體。這意味著古希臘時期的西方文明雖然懷揣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幻想，但是尚不具備世界性傳播的社會歷史基礎，其更為廣泛的文明影響力至少在羅馬以前受到了極大的地域性限制，這種情況直到羅馬帝國建立才有了質的改變。雖然羅馬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被視為“蠻族”，但是它在事實上承襲了古希臘大部分的文明成果，這使得西方文明在傳承自身文化和價值觀念上有了新的載體。事實上，“羅馬帝國就像希臘城邦一樣，通過自己的方式，對國境以外的世界有著相當的優越感和恩賜態度”[11]。真正促使西方文明產生世界性影響的開端正是羅馬，它締造了一個以地中海為中心，橫跨歐亞非的龐大帝國，具有超凡的政治影響力。這也意味著，西方中心主義擁有了現實的物理空間和豐厚的客觀物質基礎。在戴克里先時代，作為事實上西方文明載體的羅馬帝國開始正式接納基督教的宗教教義，由此，在古希臘形而上學與羅馬的基督教普世主義傳教精神的合力之下，西方中心主義在最為廣泛的社會層面上，擁有了宗教信仰上的理論合法性。
自此之后，一方面，傳教士們以羅馬教廷為中心，開始了他們帶有普世理想的傳教活動。另一方面，基督教信仰體系與西方古典哲學的融合，產生了大量諸如奧古斯丁、阿奎那等著名的神學思想家，他們以古希臘哲學為思想源泉，通過理性論證使得宗教信仰在世俗中得到了合理性加持，大大加深了宗教精神對于西方文明的深層影響，不僅肇始了西方文明的后世發展，還正式開啟了西方文明走向世界、推行自身普世主義價值觀念的歷史先河，并由此大肆宣揚了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預設。伴隨著思想和物質上的條件成熟，西方中心主義的上層建筑觀念指導了現實的殖民主義政治實踐，并進一步衍生了更大范圍的殖民擴張。例如，中世紀時期高舉基督教教義之傳教大旗的十字軍數次“東征”，其本質也是歐洲強國以自我為中心向外進行的殖民掠奪。正如美國著名政治學理論家拉塞爾·柯克所指出的，“透過宗教和世俗兩種形式，猶太人對圣約和律法的理解散播到整個西方文明世界，后來也在某種程度上散布到整個世界”[12]。
在歷經漫長的中世紀神權洗禮之后，西方文明最終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影響之下形成了現代工業文明的最初樣態，并完成了現代意義上的世俗化改革。然而無論是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還是之后的啟蒙運動，現代西方文明從根本上依舊延續了古典形而上學的理性主義內核以及基督教的絕對一神教的教義精神，更進一步強化了西方主流社會追崇“同一”、反對“多元”的觀念意識。在工業革命的社會化大生產背景下，在資本主義的殖民和剝削邏輯下，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模式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它與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價值體系相結合，形成了一種獨特的“以西為主”“以西為尊”的全球話語體系，打造了一種牢固建立在資本主義物質基礎和資本強國的軍事基礎之上的扭曲的歷史敘事模式。在這一過程中，西方資本主義作為全球化進程的主要推手，在西方中心主義意識形態的掩蓋下，一躍成為最為優秀的、“代表”人類文明進步的優勝者。這也讓西方各民族的優越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
在資本主義的裹挾之下，西方中心主義帶來的后果是，西方資本主義強國在全球范圍內的資本擴張和殖民活動。近代以來，在非洲、澳洲、南北美洲以及亞洲的許多地區，隨處可見西方殖民者的身影，殖民者們對殖民地地區資源的大肆掠奪，罪惡的奴隸貿易，尤其是對一些原住居民部落的滅絕行為，正印證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13]與之相對的，是西方越來越多的知名學者開始公開標榜西方文明的進步性、優越性和中心性，如法國學者孔多塞的《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歐洲“小說之父”丹尼爾·笛福的《魔鬼的政治史》，就是這類觀念的典型代表作；而諸如人文主義者波丹、大文學家莎士比亞等，也都是推崇歐洲文化優越性的典型代表人物。
20世紀以來，韋伯、雅斯貝爾斯等人的西方中心論史觀大行其道，而美國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的《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英國經濟學家埃里克·瓊斯的《歐洲奇跡》等，都是以西方中心主義為基礎的代表作品。就西方以外的其他地區而言，絕大多數的非西方國家，在近代追求自身民族獨立和國家解放的過程中都曾一度基于社會歷史條件等原因，提出了世界的發達文明在西方的文明觀。例如，日本著名哲學家福澤諭吉就曾這樣講道：“現代世界的文明情況，要以歐洲各國和美國為最文明的國家，土耳其、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為半開化的國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國家算是野蠻的國家。”[14]雖然也有一些西方的歷史學家，如湯因比等人，提出了反對西方或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觀念，但是直至今日，歷史學界始終沒能從根本上避除“西方中心主義”論調。這最終表現為，在過去的近五百年間，在全世界范圍內的現代化發展認知中，現代化幾乎約等于西方化，這便牢牢鞏固和加強了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權。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成為西方世界的代言人，西方中心主義愈發呈現出在資本主義強國內部的共識和泛化，并進一步向全球輸出其價值觀念。在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敘事之下，世界上各主權國家只要出現政治動蕩、經濟落后和文化不昌等跡象，都可以被歸結為沒有遵循西方價值觀和規則的必然后果。例如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石油危機等戰后重大國際歷史事變，都被視為與西方資本主義自由經濟、民主政治等作對的必然后果。在此情形之下，福山等人的“歷史終結論”獲得了極大的話語市場，西方的發展模式被神化，其他地區的國家和文明的發展進程被強勢打斷和詆毀，現代化發展被言說成一種具有普遍適用性的西方式現代化。
西方中心主義的現代形式及其弊病
西方中心主義是世界歷史發展的產物。一切“主義”都有著自身的理想和原則。[15]作為一個全球范圍內被公認的“主義”，西方中心主義的理想和原則既體現在它的政治觀念和價值觀念中，也體現在它的思維方式和話語系統中。在既往西方中心主義的精神內核基礎上，現代國際社會演化出西方中心主義的如下三種表現形式：文明沖突論、普世主義價值論以及殖民主義式的文化輸出和霸權主義強權政治。這些表現形式無一不揭示出奉行西方中心主義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給世界帶來的紛爭與困擾。
首先，在西方中心主義的導引下，諸如亨廷頓等人就認為，“文明之間最引人注目的和最重要的交往是來自一個文明的人戰勝、消滅或征服來自另一個文明的人”[16]。這種由文明的“中心主義”所關聯出的“文明沖突論”的觀點并非個例，甚至在整個西方文明主導下的全球化浪潮中，世界主要文明體之間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穩定建構之間都被普遍地認為是存在著天然的矛盾關系，而這正是西方文明由來已久的“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尤其是當其他文明逐漸發展起來以后，類似于“修昔底德陷阱”的大討論在西方世界更是不絕于耳。在西方傳統的文明論者看來，假使在人類進入工業文明以前，文明之間的沖突尚受到地域性的限制而沒有擴展到全球范圍，那么在21世紀進入工業全球化和資本全球化的今天，文明之間的交流與碰撞就越發地擴展成為全球范圍的廣義事件。除了地區性矛盾以外，由于全球化所帶來的全世界范圍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各個方面的矛盾頻出，而其中給予“文明的沖突論”者無限遐想的焦點就集中在廣義上的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更具體地說，就是集中在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即便在工業文明以后東西方都表現出共同的現實追求，但是仍舊無法掩蓋東西方文明之間存在著的巨大的傳統價值認知差別。除了中國所堅持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西方世界所堅守的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沖突之外，更深層次的碰撞還存在于中華文明的文化根性與西方文明的傳統意識之間。基于此，西方文明與中華文明之間的關系被許多別有用心者解讀為世界性的對抗關系，而各個地區局部的矛盾與沖突也被理解為地區性的文明沖突。
其次，西方中心主義與西方基督教的普世主義價值相稱相合，其宗教精神中的普世主義在資本市場的推動下涌向世界各地，與世界其他各民族和地區的文化自主性和獨特性產生矛盾沖突。西方中心主義的觀念本身就來源于一種普世主義的價值選擇，即認為一種事實上由“最為正確而優秀的”西方文明為主導來控制的世界經濟政治體系要比由其他文明各自發展出來并最終拼湊形成的人類歷史整體要更好。這種觀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西方文明的自身發展體系當中，尤其是它的宗教傳統里，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則進一步與市場化經濟和世俗政治融合在一起。現今，西方文明仍然在廣義上處于基督教文明的輻射之下（新教廣布于英美以及北歐諸國，天主教主要分布于南歐和拉丁美洲，東正教主要分布于東歐國家）。尤其是新教成立以后，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與基督教在倫理價值上產生了深度結合，西方文明的中心主義價值理念和普世主義精神傳統在資本主義殖民擴張和工業全球化生產的帶領之下持續擴散，進一步推動了西方文明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向著“西方中心主義”不斷發展。在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識形態中，從未將西方以外的世界視為與自身同質，其往往以普世主義的名義，強調西方文明自身的先進性和獨特性，進而將西方文明與現代文明等同起來，以現代文明的先進性來回補其宗教教義當中的普世性，進而擴展至其制度領域和頂層設計上，認為西方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選項，同時具有最為普遍的優越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西方的民主戰略。西式民主成為西方對外輸出的重要政治理念和制度形式，在他們的民主戰略支持下，北非、中東、中亞地區的許多國家和地區紛紛發生政變，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更是發揮其“長臂管轄”的“優越條件”，對烏克蘭、格魯吉亞、阿富汗、也門、土耳其、伊拉克、埃及、利比亞、洪都拉斯等國家實行“民主幫扶”，這其中有些是打著民主的旗號培養其政治代理人，有些則是干脆扶植一個軍政府，從而實施分裂主義，為建立其所謂的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不擇手段。究其根源，這就是西方中心主義者們迷醉在其宗教普世主義價值傳統中的現實表現和變相政治手段。
最后，在當前全球化進程中，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體系和意識形態帶來了西方殖民主義式的文化輸出。近代西方的殖民擴張運動在全世界范圍內形成了廣泛的影響，西方資本主義強國的殖民地遍布全球，有些地區甚至直到今天仍然作為西方的殖民地和附屬國而存在。在20世紀全世界范圍內的去殖民化和民族解放運動的大潮中，一些國家雖然在形式上獲得了獨立和主權，但實質上仍受制于西方。尤其是在國家主流意識形態上，西方憑借其傳統的文化輸出戰略，依然占領著許多已去殖民化地區的意識形態主導權。實際上這也構成西方中心主義的一個核心內容，即對非西方國家和地區的文化與意識形態進行文化殖民，再以非西方地區的西方中心主義認同反哺和鞏固自身的意識形態權威地位。其主要目的就是通過其經濟霸權和政治霸權來支撐其文化霸權，反過來又以文化霸權來鞏固其經濟霸權和政治霸權的合法性地位。換言之，西方中心主義的思潮在一定意義上已經表現為西方殖民主義的文化策略，它勢必在那些已然覺醒的被殖民地區造成廣泛的影響，而在那些傳統文化較為深久的地區，這種殖民主義的軟實力入侵勢必遭遇地區文化的反彈和反抗，進而持續激化地區矛盾。這也同時表現為在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西方單邊主義、霸權主義強權政治與世界各國之間多邊主義、和平發展之間的矛盾。“西方中心主義”代表并維護了以西方資本主義體系為核心的西方資本集團的整體利益，同時構成其霸權體系強權政治的意識基礎。在這種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中心主義之下，西方文明主導下的現代化道路似乎已經走入一個必然引發全面矛盾的死胡同。
綜合來看，世界多元化、多樣化發展趨勢不可違背，以西為尊、西方獨大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沖擊。盡管西方中心主義在某些地區仍舊愈演愈烈，但是歷史的發展趨勢不容阻攔。隨著世界各國的不斷發展，更多的后發國家不斷加入尋求自身獨立自主的和平發展之路上來。提倡多元、反對一元，提倡多邊、反對單邊，提倡共同價值、反對普世價值，等等，都是西方中心主義者不得不面臨的世界性社會共識。與之相較，中國共產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無疑為解決人類重大問題，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成為推動人類發展進步的重要力量。
（本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工程重大項目“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創性貢獻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21mgczd006）
注釋
[1]［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郭斌和、張竹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266頁。
[2]《亞里士多德全集》第1卷，苗力田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6頁。
[3]參見苗力田：《古希臘哲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514頁。
[4]T. Aquinas, Commentary on Aristotle's Metaphysics. J. P. Rpwan trans., Dumb Ox Books, 1995, p. 731.
[5][16]［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7年，第203、36頁。
[6]［美］戴維·哈維：《后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閻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7頁。
[7]［美］吉爾伯特，［德］庫恩：《美學史》上卷，夏乾豐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第14頁。
[8]［古希臘］伊索克拉底：《致腓力辭》，《古希臘演說辭全集》，李永斌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第122頁。
[9]參見潘岳：《戰國與希臘：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較》，《文化縱橫》，2020年第3期。
[10]［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360～361頁，原文位于《政治學》1327b-1328a。
[11]［英］伯特蘭·羅素：《西方的智慧》，崔權醴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年，第124頁。
[12]［美］拉塞爾·柯克：《美國秩序的根基》，張大軍譯，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29頁。
[1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1頁。
[14]［日］福澤諭吉：《福澤諭吉教育論著選》，王桂主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7頁。
[15]參見葉險明：《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論”的歷史和邏輯》，《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
責 編∕趙鑫洋
王立勝，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哲學院院長、教授、博導，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黨委書記、副所長、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主要著作有《逆轉：中國共產黨百年重大危機處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現代性與中國社會主義精神》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