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隨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的協同推進，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從“構建”走向“健全”。在大數據、AI、5G、區塊鏈等新技術集聚的“智能+”時代，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的發展遵循了從高速度發展到高質量進階、從低生態位向全球價值鏈高位攀升，以及基于人本原則的人機智能協同共生三大機理。現代文化產業體系是標準體系、結構體系、要素體系、組織體系、制度體系與價值體系等子體系構成的集合體，亟需在智能技術與制度創新協同助推下實現六大子體系的融合發展，推進文化強國建設再上新臺階。
【關鍵詞】現代文化產業體系 智能技術 制度創新 協同
【中圖分類號】G120 【文獻標識碼】A
“智能+”時代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的內涵與特征
“現代產業體系”這一概念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被正式提出。隨著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我國對于現代產業體系的認識不斷深化，在互聯網經濟助推下，“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的提法步入歷史舞臺。2011年，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構建現代文化產業體系”，意味著我國文化產業發展進入更加多元開放的現代化新階段。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和市場體系，創新生產經營機制，完善文化經濟政策，培育新型文化業態”，對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的發展與定位作出清晰界定，為文化產業結構優化和文化產業創新發展明確了方向，也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提供了戰略保障。
隨著“智能+”時代的開啟，以5G通訊技術、AI、物聯網、云計算、區塊鏈等新技術應用為代表的現代科技正引發一場全新的現代文化產業變革，其不但顛覆性地變革著傳統文化產業體系，還帶動了文化產業新業態與新模式的層出不窮。但和文化產業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目前的文化產業體系尚不健全，存在要素錯配與結構性矛盾、文化產業規模普遍偏小、文化企業創新能力弱、文化產業全球價值鏈處于中低端、文化市場管理制度相對滯后等問題；①且伴隨“智能+”時代智能技術創新步伐的加快與創新周期的縮短、技術濫用與虛擬技術的普及，以及產業融合與產業分化進程中矛盾與問題的凸顯，一系列文化產業生態危機也相繼被引發，亟需構建一個更加健全的現代文化產業體系作為頂層設計與戰略布局來主導其發展航向。
基于此，“智能+”時代的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建設應立足科技化、國際化、市場化與人本化原則，集聚與整合現代智能技術與現代新型要素，實現現代文化產業標準體系、結構體系、要素體系、組織體系、制度體系與價值體系的高頻聯動與深度融合。
具體來說，“智能+”時代的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其內涵應呈現出五個維度的特征：一是能夠全方位導航現代文化產業進程與趨勢，使文化產業在內容生產、文化精準運營、主流價值觀傳遞、文化版權與文化安全等方面更具現代性與高效性；二是基于高新技術集聚優勢，為現代文化產業提供更為穩妥的技術保障，并培養建立起現代文化產業的科技創新能力、內容創意能力與文化模式創新能力；三是現代文化產業體系青睞培育更加公平、開放、智能、有序的現代文化市場，釋放文化企業的創新活力，實現大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文化企業巨頭集聚；②四是基于技術與制度協同創新優勢，為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匹配更為科學規范的制度設計和更具預見性的政策法規；五是基于打造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基準，通過不斷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豐富高質量文化產品供給與高品質文化服務、推動文化價值的高效生產與精準傳播，從而提升人們的文化獲得感與文化幸福感。③
智能技術與制度協同驅動的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發展機理
進入“智能+”時代，文化與科技的深度融合不斷催生出新型文化業態與新的制度生態，推動現代文化產業體系不斷調整和優化，形成其內在邏輯與演化機理。現代文化產業體系不斷健全發展的過程實質上是一個開放、耗散、自我組織、自我完善的過程，呈現出基于數字化驅動從高速度到高質量的進階機理、基于技術與制度協同賦能的現代文化產業全球價值鏈攀升機理、基于人機協同的現代文化產業資源聚集共生機理。其中，進階機理側重內生維度，攀升機理聚焦外生維度，共生機理訴諸內外的融合與協同。
第一，基于數字化驅動的從高速度到高質量的進階機理。任何事物的發展都遵循著生長、繁榮與衰落的生命周期規律，是一個動態演化的過程。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的形成與發展蘊含著數字化邏輯的推動，是基于數字化、網絡化與在線化變革從“高速度發展”階段向“高質量發展”的進階。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已步入數字化創新升級與“雙碳”新時代，構建結構合理、門類齊全且創新能力強、國際競爭力強、產業鏈升級、開放水平高、文化附加值高、文化生態優的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已經成為“十四五”時期帶有全局性的戰略任務。在此階段，隨著我國經濟增長由粗放式的“高速度”轉向集約式的“高質量”內涵式發展，文化產業變革的動力機制也發生重大變化，即實現了從資源驅動、資本驅動的“高投入、高復制、低創意、低含量”的傳統文化生產體系到創意驅動、效益驅動的“高效益、高創意、高科技、優生態”的現代文化生產體系的變革。④現代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不但訴求以“質量、創新、綠色”為主導的現代產業發展理念和以高質量為標準的文化供給，還訴求現代文化產業結構的不斷優化、現代文化市場主體的不斷壯大與美好文化生活需求的高質量精準滿足。
實際上，高質量發展目標與現階段以“數字化轉型”與“數字化戰略”為特征的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的不斷健全一脈相承。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的高質量發展要獲得可持續創新活力，亟需基于智能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不斷實現自我更新。其一，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是整個文化產業的數字化提質升級，亟需在現代文化生產、流通與營銷諸產業鏈環節實現“上云用數賦智”，推動文化產業數字化、在線化、網絡化的高質量創新發展。其二，高質量發展意味著立足“以人為本”的價值內核。健全的現代文化產業體系是提供精神文化產品的載體，與人的精神訴求水乳交融。從文化產業的社會效益來看，創造“以人為本”的美好文化生活是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價值目標、實現可持續進階的關鍵。其三，高質量發展意味著文化產業新業態與新模式創新的周期化，以及數字藝術、數字文娛、數字設計、在線展演、智慧文旅等文化產品與文化服務的個性化、定制化與精準化供給。可以說，數字化主導的高質量發展機理正好迎合了現代文化產業質量變革與效率變革的要求，也迎合了國家“碳達峰”“碳中和”的“雙碳”戰略，從而內生為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從高速度發展向高質量進階的演化機理。
第二，基于技術與制度協同賦能的現代文化產業全球價值鏈攀升機理。技術創新作為內生動力，是提升現代文化產業科技創新能力的核心要素；制度創新作為外部誘因，是確保現代文化產業有序高效運行的關鍵，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協同貫穿于現代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定位之中。可以說，“智能+”時代，基于人工智能技術績效與制度績效持續協同驅動現代文化產業全球價值鏈向上攀升，將是基于技術與制度協同賦能的技術范式與制度范式變革的關鍵所在。在技術維度，釋放AI、5G、物聯網、云計算、邊緣計算等新技術的演進效應與技術誘導效應，持續創新文化業態與產品形態，推動文化產業內部重構，實現文化產業自身提質增效；與此同時，基于數字孿生、AI算法等技術創新促使文化產業體系外部創新擴散，倒逼整個現代文化產業體系不斷優化，建構起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文化生產體系，推動我國現代文化產業全球價值鏈向上攀升。在制度維度，預見性制度安排有助于全方位導航現代文化產業進程與趨勢，使現代文化產業在內容生產智能化、主流價值傳遞精準化、文化版權規范化等方面獲得更為穩妥的技術支撐，為我國現代文化產業在全球文化市場競爭中占據優良生態位提供制度保障。
基于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協同賦能的現代文化產業全球價值鏈攀升，一方面，對內意味著技術創新在文化產業領域的深度應用訴求激勵制度與規制制度的持續完善，從而實現現代文化產業主體的壯大、文化版權的累積、文化創意群落的衍生。在全球化視野下審視我國現代文化產業體系不斷健全的過程，實際上是利用智能時代技術資源優勢與制度紅利協同實現新興文化產業創新能力的提升、現代多元文化資源的高效集聚與轉化、文化科技品牌的高度集聚與強勢出海、文化產業價值鏈從下端向中高端的持續攀升等多維指標躍遷的綜合體。另一方面，對外表現為技術創新績效與制度創新績效協同帶來的現代文化產業集聚力與競爭力的提升、向國際文化市場擴張能力的提升，以及開放式文化創新生態環境的優化等。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的“現代性”意味著以國際主流文化市場與世界文化品牌為參照，實現與世界前沿發展方向的同步。由此，基于技術與制度協同創新賦能的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形成了對外向新興文化產業與國際主流文化市場不斷拓展、對內實現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內外協同的演化過程。
第三，基于開放聚合與人機協同的現代文化產業資源聚集共生機理。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的不斷健全，建立在多元化、開放性的新興文化資源集聚的基礎之上。現代文化產業的生產主體被賦予智能化與數字化的創新基因，在多元新型資源支撐與開放式文化市場需求驅動下開展創新活動，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不斷健全的過程中實現對經濟績效與社會績效雙效目標的追求和協同。一方面，各新興文化要素之間由于自身定位的差異與跨界屬性的不同而形成天然的競合關系，并在人工智能驅動下開展文化生產、文化運營與文化價值創造活動，實現現代文化生產主體之間的“共贏”。另一方面，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內的產業主體、文化組織、現代要素形成的產業鏈與價值鏈有機聯動，協同形成了以內外資源高效流通與聚合為特點的“開放聚合”模式。在“智能+”時代，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的“開放聚合”更加強調人機協同與資源協同的互動邏輯，強調“人”作為核心主體的創造性，強調資源要素的共享與創意系統的效率，從而保證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內外資源的高效循環流動，確保文化創新在整個現代文化產業體系中的可持續擴散。
從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建立”到“健全”的變遷脈絡來看，一方面，智能科技資源是“智能+”時代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的核心驅動要素，以AI、云計算、5G等為代表的智能科技要素在文化產業領域的深度應用格局逐漸形成——深度學習算法與人機協同技術的應用，使文化產品實現個性化規模生產與精準化的“千人千面”傳播，智能化即時反饋則成為現代文化生產高效循環的技術保障；與此同時，現代文化產業不同細分行業的發展邊界變得更加模糊，發展模式從單一軌道向“技術+內容”主導的雙軌模式進階。另一方面，智能科技資源與現代內容要素、資本要素、信息要素、平臺要素、人才要素等建構起開放協同的資源集聚格局，推動著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動態演化——現代文化產業主體以開放開源的姿態與多元化要素以及外界環境之間不斷進行資源交換、物質循環、能量傳遞，以滿足現代文化產業創新活動開展所需要的資源補給；同時，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的動態開放與互通共享，使內外資源要素被編制到共同的關系網上，基于“集成化”的服務平臺從整體上為文化企業在不同發展階段提供系統化、精準化與智能化服務，最大程度地滿足現代文化產業體系不斷演進發展的內生需求，營造“共生共榮”的生態場景。當然，這也需要在制度設計維度進行預見性制度安排，警惕與規避人機協同背后的算法“陷阱”與算法“黑洞”。
“智能+”時代現代文化產業體系構建：六維協同
文化產業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的協同蘊含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的不斷變遷與創新實踐中。智能技術是“智能+”時代未來創新范式的“技術底座”，我國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建設不僅要發揮智能技術集聚創新帶來的啟發效應，還要積極塑造新的制度體系來驅動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的升級與健全。
從“智能+”時代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的構成來看（圖1），應是一個由現代文化產業標準體系、現代文化產業結構體系、現代文化產業要素體系、現代文化產業組織體系、現代文化產業制度體系與現代文化產業價值體系六大子體系復合而成的創新網絡與產業系統。
其一，現代文化產業標準體系。厘清傳統文化產業體系與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的區別，明確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的構成標準，為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的不斷健全提供指引與方向。從宏觀上來講，現代文化產業標準體系可以提煉為“現代化、智能化、平臺化、市場化、國際化、人本化”六大標準：一是現代化，屬于時代指標，強調現代文化產業體系激發現代社會創新力與創意力的動態時代屬性，以及與時俱進服務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戰略目標；二是智能化，屬于科技指標，強調新興智能科技在現代文化產業諸領域的深度運用水平，以及新興文化業態的智能化發展水平，不斷形成新產品、新服務、新運營模式與新運行機制；三是平臺化，屬于功能指標，強調平臺多維化，基于文化產業全產業鏈數字化實現多元資源的整合與高效融通；四是市場化，屬于經濟指標，強調高度的市場化，構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機制健全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⑤五是國際化，屬于參照指標，強調以發達國家文化產業發展體系與全球主流文化市場模式為參照，通過國際化戰略提升全球資源配置能力與全球市場競爭力，并參與和主導現代文化產業國際標準的制定；六是人本化，屬于社會指標，強調智能時代更要以人為本，彰顯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堅守社會效益、遵循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高度統一的價值取向。現代文化產業體系是參與國民經濟大循環的開放系統，六大標準互相依存、彼此聯動，是釋放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協同的前瞻效應與啟發效應之關鍵，也是構建最為科學、最具精準性和最具中國特色的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健全”之道的基準。
其二，現代文化產業結構體系。新技術的發展挑戰著高耗能、高增量、高擴張、低附加值、低創意的傳統文化產業結構，帶來整個文化產業結構基于數字化與智能化的重塑契機。如傳統的出版、印刷、廣電行業，借助智能科技，從文化內容、文化形態、文化傳播維度創新自身發展范式，向智慧出版、數字版權、數字印刷、智慧廣電等轉型，實現了產業發展結構的變革與調整。具體而言，首先，要明確傳統文化產業結構與現代文化產業結構之間的邏輯關系，明確現代文化產業結構相較傳統結構的優勢，特別是在業態創新、高科技支撐、市場化競爭、產品結構等方面促進新舊文化產業深度融合的同時，還要確定現代文化產業結構優化方向與不同細分行業跨界融合的指導目錄。其次，實現現代文化產業內部結構的平衡，在戰略規劃、頂層制度設計與資源調配等方面著力確保文化產業供需結構平衡、城鄉文化產業結構平衡、東中西區域文化產業結構平衡。再次，明確“智能+”時代現代文化產業結構體系的構成。一是要著力在現代文化產業全產業鏈方面實現突破，將技術創新、內容創新、模式創新貫穿于整個現代文化產業創意、生產、運營、流通、營銷的全鏈條中，實現全產業鏈能級的提升。二是實現我國文化產業全球價值鏈的攀升，根據全球價值鏈和全球生產網絡的特點，提升現代文化產業對流動性文化資源與多元要素跨界配置的能力，提升跨國文化生產與國際化運營的專業能力；健全政府間文化對話機制，積極參與和建立文化產業國際合作聯盟，不斷提升在海外文化主流市場中所處的生態位。三是要明確現代文化產業的主導產業與幼小產業，基于產業特色與資源優勢動態調整主導產業目錄；精準匹配主導產業與幼小產業的成長激勵制度與保護性扶持政策。四是確立現代文化市場結構，推動創意與科技雙輪驅動的文化產業供給側與需求側改革；多層級提升文化要素的市場化配置，以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為導向，引導文化資源要素跨區域、跨產業、跨行業、跨企業間市場化流動，實現可持續的高質量供給。五是發揮現代文化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營造統一開放、公平競爭、智能有序的市場環境；發揮區塊鏈等底層技術革新基礎上的信用體系、市場監管、版權管理的現代文化市場支撐體系作用。
其三，現代文化產業要素體系。在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的“智能+”時代，文化產業要素體系不再局限于傳統的文化資源要素、土地要素與粗放式投資要素，而是新型文化要素、科技要素、資本要素、信息要素、數據要素、平臺要素、人力要素的有機聯動。一是新型文化要素，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與現代新興文化資源的結合體；二是新型科技要素，是人工智能為代表的AI、5G、虛擬現實技術、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邊緣計算、新媒體技術、超級計算等新技術與科技資源的集合，科技創新速度越快、創新周期越短，文化產業創新能力越突出；三是新型資本要素，是金融資本、技術資本、創新資本的多元組合，強調資本形式的多元轉化以及精細化、專業化與市場化運作，注重新型資本運作效率的提升；四是新型信息要素，作為現代生產要素的重要組成，立足提升要素配置效率與效能，為現代文化產業體系運行注入持續強勁的動力；五是新型數據要素，數據與算力是文化產業內容創新與模式創新的主要變量，在實現數據開放共享的同時規范數據合理使用與高效流通；六是新型平臺要素，推動現代文化產品和服務在生產、運營與消費維度的數字化、在線化、智能化、體驗式發展，創新文化商業模式；七是新型人力要素，基于“智能+”時代內容創作門檻進一步降低的現狀，強調現有文化人才的存量調整與新型文化人才的增量集聚，實現現代文化創意人才、文化科技研發人才、新興文化市場運作人才、文化科技品牌運營人才等現代人力資本的匯聚與協同。雖然現代文化產業要素復雜多樣，但要素體系的作用機制以現代文化產業創新創意能力的提升為基礎點，強調多元文化要素的優化組合與相互作用，并形成要素資源網絡，從而加速推動文化資本、科技資本、金融資本、數據資本、人力資本等核心文化生產要素的高效集聚與流動融合。
其四，現代文化產業組織體系。現代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亟需賦予現代文化組織數字化與智能化創新的活力。在新技術與新情況層出不窮的智能時代，文化產業新興業態與新興文化市場不斷出現，對文化產業組織提出更高要求。一是更加關注現代文化產業集群質量，實現從傳統產業集而不聚向現代產業集群轉變、從側重產業競爭向關注現代產業生態競爭轉變；二是更加關注現代文化產業品牌的打造，提升內容制作能力與內涵品質，創新內容體驗形式與品牌傳播商業模式，加強文化品牌的數字版權保護與運用，激勵品牌的內容創意要素發揮最大效應，實現文化品牌IP永續發展；三是關注龍頭文化企業的打造與國有文化企業的提質升級，培育擁有一系列原創版權的文化標桿企業，實現創新與創意的滲透、擴散、衍生與循環，從而引領文化行業形成尊崇原創與自主創新的潮流；四是關注外向型文化科技企業的培育，“智能+”時代，跨界競爭成為常態，外向型文化科技企業要將精品內容制作與用戶體驗提升作為制勝之道，將打造全新的智慧平臺與開源式的全要素體系創新跨界模式作為文化出海優勢，提升我國外向型文化產業的整體科技含量；五是培育文化組織良性發展的文化生態，匯聚具有企業家精神與人文情懷的文化領軍人才，使內容創意、創新目標與經濟效益立足于社會效益與精神價值的基石之上，促進文化行業良性循環發展。
其五，現代文化產業制度體系。與現代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相匹配的制度體系，必然會動態地、預見性地跟蹤并迎合現代文化產業體系與市場體系的新問題、新情況與新趨勢，且具備基于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技術與制度協同創新的前瞻效應構建起現代文化產業的治理能力。政府在現代文化產業制度創新中的主導地位不言而喻，面對“智能+”時代頻出的新業態、新模式，以及現代文化市場的瞬息萬變，政府應當在制度安排方面快速回應，確保公平性、高效性、開放性，并適時讓渡產業空間。具體來說，一是文化產業制度創新要以文化法制環境的打造為立足點，加快推動以《文化產業促進法》為代表的一系列文化立法的正式出臺與實施；二是文化產業制度創新要為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的不斷健全提供激勵機制，為文化創新主體與文化創新活動提供持續激勵；三是文化產業制度創新要為現代文化產業集群、文化企業競爭生態、現代文化市場打造、新型信用體系的不斷完善提供制度保障；四是文化產業制度創新要不斷優化財稅優惠政策、投融資政策、版權保護政策、市場管理政策、政府規制政策，迎合文化產業領域的創新與變革；五是“智能+”時代要突出現代文化產業治理制度的重要性，在制度設計上明確人工智能介入文化產業的創新邊界與科技倫理問題，以保持現代文化產業體系高質量發展與現代化治理能力之間的平衡。
其六，現代文化產業價值體系。就現代文化產業發展的社會價值而言，創造“以人為本”的美好文化生活是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的最終訴求。一是現代文化產業價值體系的不斷健全要確立以社會效益為首位的價值取向，發揮文化產業激發人們創造力與審美力的效能，使之釋放與人之精神世界深度融合而具有的社會滲透性、輿論性與引導性，肩負“智能+”時代主流價值傳播與打造美好文化生活的社會責任，增強整個社會的文化自信。二是現代文化產業價值體系要立足文化企業主體，推動文化企業社會倫理觀的確立與踐行。文化企業生產精神文化產品，承擔著一個國家文化生產主體的角色，應深刻認識到文化產業具有文化（意識形態）與產業的雙重屬性，始終以社會效益與社會倫理為內在準則付諸文化實踐，創作與生產弘揚真善美的高品質、多樣態的文化產品。三是現代文化產業價值體系要堅持“守正創新”，牢牢把握正確導向，提升主流文化產品供給質量與供給能力，確保文化產業持續健康發展。⑥四是現代文化產業價值體系要處理好人工智能與創意階層的關系，實現人機協同演進。在人工智能理論創新、技術創新與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多方力量協同下，AI算法不斷演進，為現代文化產業創新領域的核心主體“人”，以及作為“創意階層”主導的文化創新生態帶來巨大挑戰，如何在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深度介入現代文化產業生產體系的大環境下，確保“人”成為創意主體和審美主體開展文化創新活動，將是現代文化產業價值體系在“智能+”時代的應有堅守與關鍵任務。
（作者為同濟大學人文學院特聘教授、博導，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
【注：本文系研究闡釋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智能+’時代技術與制度協同驅動的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和市場體系研究”（項目編號：20ZDA065）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顧江、陳鑫、郭新茹、張蘇緣：《“十四五”時期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的邏輯框架與戰略路徑》，《管理世界》，2021年第3期。
②解學芳、臧志彭：《在“智能+”時代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中國社會科學報》，2021年5月11日。
③范玉剛：《健全文化產業體系研究”的問題導向、多維價值與時代關切》，《學習與探索》，2020年第10期。
④解學芳：《基于技術和制度協同創新的國家文化產業治理》，《社會科學研究》，2015年第2期。
⑤鄭莉：《國家、市場與社會三方互動模式中的文化建設》，《學術交流》，2012年第1期。
⑥魏鵬舉：《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守正創新之道》，《人民論壇》，2021年第11期。
責編/王妍卓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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