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現代性為方向，百年來中國鄉村社會發生了巨大變遷。鄉土文學影響和參與了這一變遷，主要方式之一是從文化和政治層面批判和啟迪鄉村，引導其進行現代思想和政治的變革，并引起人們對鄉村的關注；方式之二是直接介入鄉村現實變革中，通過農民的閱讀接受為現實鄉村運動鼓動和宣傳。這些方式之間存在著姿態、立場、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在影響效果上也存在較大差異。當前，鄉村社會和鄉土文學都發生了較大改變，只有對一些核心問題進行深入思考，才可能讓鄉村社會更健康、更穩健地發展。

【關鍵詞】鄉土文學 鄉村變遷 現代性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識碼】A

近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鄉村社會發生了以“現代”為中心的巨大轉型。從生產方式來說，傳統農業生產已經逐漸從鄉村退隱；從社會形態來說，傳統的鄉村社會已經完全瓦解；從精神文化來說，傳統鄉村倫理已經基本崩潰，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城市文明。這一變遷當然是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合力的結果。但不可否認，與鄉村有著深切關聯的鄉土文學也發揮了一定作用，值得深入探究。

鄉土文學的發展關聯著鄉村社會的變遷

鄉土文學的發生本就是現代工業文明映照的結果。由于映照而產生的對比，才能凸顯出鄉土書寫的獨特性，并折射出兩種文明之間的復雜關系。所以，鄉土文學的發展也自然關聯著鄉村社會的變遷。文學是一種社會文化，它很難對現實社會變革產生直接作用，只能通過間接的方式。百年來，鄉土文學對鄉村變革的影響也是這樣。

啟蒙是鄉土文學影響鄉村的最主要方式，其中最重要的是思想啟蒙。從魯迅開始，療救大眾、啟迪民智成為鄉土書寫的最主要目的。作家們書寫鄉村的主要方式是展示鄉村的黑暗和愚昧，進而呼喚和激發其覺醒。這當中并非不包含作家們對鄉村的關注和同情，但毫無疑問批判是最基本的主題，且這種批判的重心不是在現實，而是在深層的鄉村倫理文化。魯迅曾明確表達了《阿Q正傳》的創作意圖：“我雖然已經試做，但終于自己還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夠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作家們的創作目的是讓社會大眾認識到鄉村問題的根本癥結在其文化倫理，所以，改變鄉村的關鍵和根本，是以現代文明對鄉村文化進行改造和取代。可以說，思想啟蒙引領著中國鄉土小說創作，主導著其基本方向。

思想啟蒙之外，政治啟蒙也是極為重要的。1930年代，受西方經濟危機的影響，我國出現了鄉村破產和“豐收成災”等現象。茅盾等左翼作家希望以之為契機，以文學的方式來喚醒農民，呼應現實的革命潮流。這一時期，作家們在創作中更多展示鄉村的現實艱難和疾苦，積極書寫那些具有反抗意識的農民，將“躁動”“變革”作為書寫的核心。茅盾的“農村三部曲”、王統照的《山雨》、吳組緗的《一千八百擔》等，都是這一期間的代表作品。

思想啟蒙文學與政治啟蒙文學存在一定差別。如前者的重心在文化，而后者的重心在于現實；前者對鄉村社會基本上持全盤否定的態度，而后者對鄉村社會的批判是選擇性的，其中也包含部分的肯定——對于已經初步覺醒的農民，主要是青年農民，以積極而正面的態度書寫其精神和行為。如茅盾的《春蠶》以及葉紫的《豐收》，前者的敘述基調較為沉重壓抑，后者則表現出激情和鼓動的色彩。

當然，思想啟蒙文學與政治啟蒙文學在很多方面也存在著一致性。比如，在敘述姿態上，它們都是由上到下的俯視方式，所持的是現代知識分子（文化與政治）的批判立場。作家們基本上是站在鄉村之外來看待和書寫鄉村的。這樣的結果之一是，這些作品往往具有較強的主觀意圖色彩。作品中雖然有現實，但因其主要是為某一思想觀念服務的，故缺乏對鄉村現實真實全面的展示。結果之二是，藝術表現方式都是現代方式，與農民的閱讀接受習慣有著較大距離。這些作品雖然以啟蒙為目的，但其潛在讀者對象并非是鄉村社會的農民，而是具有現代文化的知識分子。

啟蒙鄉土文學之外，另一種影響鄉村社會較深的是現實介入型鄉土文學，其主要特點是直接書寫鄉村現實運動，并試圖以文學的方式影響和促進這一運動，最有代表性的是“十七年文學”（1949年至1966年的中國文學）。這一時期的中國鄉村正在進行農業合作化運動，農民的生活和觀念都受到影響。鄉土文學作家的創作觀念和方式也發生了較大改變，他們不再居于鄉村之外，而是直接投入到鄉村現實之中，希望通過自己的作品對現實運動進行宣傳和鼓動，從而深度介入鄉村變革。比如，周立波、趙樹理等很多作家都在現實生活中落戶于鄉村，真正深入到生活第一線。在思想觀念上，作家們具有強烈的現實介入意圖。如柳青的《創業史》就體現了與時代思想的高度契合：“寫社會主義思想如何戰勝資本主義自發思想，集體所有制如何戰勝個體所有制、農民的小私有制。”在一定程度上說，現實介入型鄉土文學與政治啟蒙鄉土文學具有一致性——希望以文學來感召農民、啟迪農民、呼應現實。但是，它們也有著顯著的不同。現實介入型鄉土文學直接深入鄉村內部，全面細致地描寫鄉村現實運動，也較廣闊地展現了鄉村生活場景；敘述的主要基調不是批判，而是肯定和贊頌；以農民為潛在讀者，在文學形式上更為貼近農民的閱讀習慣，生活氣息相當濃郁。

雖然鄉土文學存在啟蒙和現實介入的不同方式，但它們并不是截然對立的，而往往是相互雜糅乃至相互交融的。特別是進入1980年代后，作家們的創作目的、創作方法都更為豐富，很少呈現單一方向。1980年代的鄉村改革文學可以看作是文化啟蒙和現實介入二者的結合。一方面，作家們往往對鄉村生活有很直接的體驗，對農民的欲求有深刻的感受，因此表現出強烈的現實介入意識，試圖傳達出農民改變貧窮現實的愿望。比如，路遙創作的《平凡的世界》現實意識非常明確，“從感情上說，廣大的‘農村人’就是我們的兄弟姐妹，我們也就能出自真心理解他們的處境和痛苦，而不是優越而痛快地只顧指責甚至嘲弄丑化他們”。另一方面，這些作品在創作立場和藝術傾向上表現出對啟蒙文學傳統的高度繼承，其在鄉村邊緣逡巡，既有鄉村內部的關懷，又有對鄉村的俯視式批判。樸素的鄉村文化氣息和知識分子的文學特征往往同時體現在同一部作品之中。以趙樹理為例，其是鄉土文學歷史上最具有現實關懷意識的作家，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站在農民立場上的，為農民代言，表達農民的現實欲求。趙樹理說：“貧窮和愚昧的深窟中，沉陷的正是我們親愛的同伴，要不是為了拯救這些同伴出苦海，那還要革什么命？”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1990年代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以來，鄉土文學的文化和現實態度更為復雜，對鄉村的書寫方式也發生了較大變化。總體來說，作家們試圖以文學介入、影響鄉村現實的愿望逐漸趨弱，自我表現的色彩更為強烈。一個典型的表現是，真正致力于再現鄉村現實生活的作品逐漸稀少，以《土門》《秦腔》等系列長篇小說為代表的鄉土文學作品大多關注鄉村文化問題，傳達的是對鄉村文化嬗變的感喟、嘆惋和悲悼。此外，還有一個思想傾向是對鄉村文化的批判色彩削弱、認同色彩增強。這一點，在1980年代初就有所體現。王潤滋的《魯班的子孫》、張煒的《一潭清水》都表現出了對鄉村文化倫理變異的強烈憂慮，蘊含著對傳統倫理較多的認可和依戀。

盡管鄉土文學在鄉村變革的不同時期起到了不同的作用，但仍然具有一定的短板和局限

鄉土文學對中國鄉村變遷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其中，思想啟蒙鄉土文學的主要讀者在知識界，其影響在鄉村之外，最大的影響結果是整個中國社會對鄉村的基本認識——對鄉村文化的否定性認知，大家耳熟能詳的“小農思想”和“阿Q精神”就是典型。當然，思想啟蒙鄉土文學的影響力不可能始終都在鄉村之外，它以各種方式進入鄉村內部，特別是通過接受現代文化教育的青年農民對自我的精神體認，有效地促進了鄉村文化的自我更新，使其朝著現代方向轉型和發展。

與思想啟蒙鄉土文學基本一致，政治啟蒙鄉土文學的社會影響也主要是在鄉村之外。在文化水平較低的中國近代社會中，真正通過閱讀某部鄉土文學作品而走上革命道路的農民為數不多。但在整體上，政治啟蒙鄉土文學的思想符合現代革命“農村包圍城市”的基本理念，與鄉村的政治革命之間有著內在的契合，其社會影響深遠。現實介入型鄉土文學的影響則更切近于鄉村本身，對鄉村現實變革具有直接的作用。比如，《創業史》《山鄉巨變》《三里灣》等文學作品，深刻影響了農民特別是青年農民對待合作化運動的態度，進而讓他們更多地了解到城市和現代文明，這對于鄉村社會的開放及其走向現代文明提供了更廣闊的視野。

盡管鄉土文學在鄉村變革的不同時期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傳達了現代文明對鄉村生活燭照的精神光芒，但從總體上看，在波瀾壯闊而深邃復雜的鄉村變革中，無論是從外在鄉村政治層面，還是從內在農民自身層面，鄉土文學的作用還是有限的，而且，其中一些作品還引起人們的反思和檢討（最突出的是對“十七年文學”的反思）。具體來說，筆者認為以下兩點是值得思考的：

其一，思想獨立性和多元性的匱乏。啟蒙思想是鄉土文學的主導方向，這是符合社會發展大趨勢的。但是，現代性本身是非常復雜的概念，文學應該以自身的細致和豐富展開這種復雜，態度和方式都不應該是單一的，而應該是多元的。但是不可否認，大多數啟蒙鄉土文學作品都是對鄉村的現代發展思想和政治方向簡單的迎合，真正獨立的思想相當匱乏。當然，也有一些值得肯定的作品，如以沈從文等為代表的“文化懷鄉”作品，其表現出了對現代性的批判性思考，體現了充分獨立的思想意義，對于促進對鄉村文化和鄉村生態的深度認知具有啟迪意義。遺憾的是，表現這種思想主題的作品數量并不多。現實介入型鄉土文學表現出同樣的缺憾。一個顯著的表現是，其基本停留在對現實政策服務的層面，缺乏批判性和超越性。如“十七年文學”就只有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完全贊頌和鼓動，卻很少對問題進行批判性揭示。尤其是其視角充分集中于現實政治，卻忽略了當中的人——農民，缺乏對農民真實生存狀況和精神世界的深切關懷，遠離了文學應該以人為中心的基本原則。也正因為如此，在時過境遷之后，當社會學界充分認識到農業合作化運動存在許多弊端時，文學界也就產生了對這一時期鄉土文學價值的批判性思考（當然，這一創作是受時代客觀環境的限制，并非沒有自身的存在價值，不應該進行簡單的批判和否定）。

其二，鄉土文學的農民接受效果較差。鄉土文學要真正對鄉村社會產生較大影響，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就是要被大眾閱讀和接受。只有這樣，其才可能具有真正的深度和持久性。然而這一點卻正是百年鄉土文學的集體缺陷。早在1930年代，就有針對這一問題的嚴峻批評：“‘五四’的新文化運動，對于民眾仿佛是白費了似的。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謂白話）的文學，只是替歐化的紳士換換胃口的魚翅酒席，勞動民眾是沒有福氣吃的。”此后的發展中，雖然有過像“十七年文學”那樣與農民相對密切的“蜜月時期”，但總體上鄉土文學與鄉村之間依然是有隔膜的。即使是魯迅這樣的鄉土文學大家，《阿Q正傳》這樣的優秀作品，也很難說真正進入了鄉村，為農民所熟悉。包括被認為在鄉村中接受效果最好的趙樹理，都表達過這樣的失望：“過去我寫的小說都是農村題材，盡量寫得通俗易懂，本意是讓農民看的，可是我作了個調查，全國真正喜歡看我的小說的，主要是中學生和中小學教員，真正的農民并不多。”趙樹理的這段話雖然說于某一個歷史階段，但用以概括鄉土文學整體也完全適合。

鄉土文學與鄉村關系問題的思考與探索

經歷百年洗禮，當前的中國鄉村社會已經呈現出與傳統鄉村社會的巨大差異，同時也滋生出一些新的問題，最突出的是文化狀況。當前鄉村正處于文化轉型的重要時期。一方面，曾經長期在鄉村中占據重要地位的傳統倫理文化正面臨消解。經歷了漫長政治運動的沖擊，傳統倫理文化基礎已經非常脆弱。與此同時，市場經濟進入鄉村，面對洶涌而至的消費文化，鄉村基本上處于不設防狀態，傳統倫理文化受到巨大沖擊，在一定程度上僅僅依靠慣性和權力限制而存在。另一方面，真正的現代文化還沒有很好地進入鄉村。現代文化缺失的狀況不僅局限于鄉村，只是鄉村的狀況更突出一些。當市場經濟到來，鄉村被卷入到都市文化的洪流當中，農民更容易處于被動狀態，其接受水平、心理需求都沒有被充分地考慮。當然，農民的生活狀況和精神需求也在不斷發生改變。對于今天的農民來說，物質生活已經不是第一需求。他們維持日常生活已經普遍沒有困難，更需要解決的或者說是對其生活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愉悅和滿足。還有一個情況是，隨著農民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其傳統的文化和審美趣味正在消失，與一般大眾正在趨同。

當前的鄉村社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文化建設，文學需要承擔的任務也更為急迫。鄉土文學必須借鑒之前的經驗和教訓，適當調整和改變自身，才能更好地適應現實要求。特別是以下幾個問題，長期困擾著鄉土文學與鄉村社會的關系。對其進行深入和獨立的思考，是推動鄉土文學發展、突破鄉土文學與鄉村社會關系現有困境的重要前提。

第一，鄉村文化與現代文化的關系問題。這一問題關系到鄉土文學在進行鄉村敘述時應該采取的立場或者方式。更準確地說，在對鄉村文化批判啟蒙的現代性方向之外，是否還有其他方式可以采用（這關聯的是鄉土文學的基本思想方向）。

毫無疑問，人類社會的整體方向是朝著現代性發展。正如傳統鄉村生活方式要被現代生活方式所取代，傳統農業文明在主體上很難再有獨立生存價值。這是大勢所趨，沒有人能夠阻擋。但是，傳統農業文明是否完全喪失了存在價值？這是很值得商榷的。在人類文明中，有很多因素是具有跨時代意義的。最簡單的如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在農業文明中，人較多受自然制約，基本與自然保持和諧的關系。現代社會不斷發展，人擁有了更多控制自然的手段，但與自然和諧相處仍是人類生存的主要前提。再如發展的問題。傳統農業文明具有安于現狀、不求改變的特點，其不足之處明顯，但以發展為唯一目標的思維方式也必然給人類帶來巨大惡果。當前人類社會在生態、生存和精神等方面出現危機，都是這一行為觀念的后果。所以，鄉土文學作家需要突破既有的文化觀念，在現代性與反現代性以及現代性的多元內涵和價值觀念上，進行充分的思考和多元的藝術表現。其中，在農業文明背景下孳生的中華傳統文化具有深刻而豐富的啟迪價值——啟迪不是固守，而是激發起創新性的思考。這樣的思考不僅能夠提升鄉土文學的思想高度，也可以對中國鄉村社會變革產生較大影響。

第二，鄉土文學如何保持與鄉村現實的關系？這是一個復雜的兩難問題，應該努力尋求二者之間的協調和平衡。一方面，文學應該具有對鄉村現實的關懷意識。人文關懷本就是文學的重要精神基礎，鄉土文學關注鄉村現實和農民生存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文學應該適度與現實拉開距離，不能完全成為服務現實的工具。文學現實關懷的中心是人文關懷，也就是對人的關懷。如果文學過度介入現實，成為現實宣傳品，則很可能迷失自我，喪失獨立性。因此，作家們應該對自身的責任和能力有清醒的認知，即作家不是鄉村建設的專家，文學作品不是鄉村建設的方法，其只能以個人性的方式去觀察和思考鄉村，這些思想可能會對民眾心智和鄉村建設有所啟迪，卻不一定完全適合在現實中具體落實。

另外，文學對社會作用的方式多樣，不是單純的某一種。就鄉土文學與鄉村現實變革的關系而言，它當然可以直接關注現實，但也可以選擇予以回避，轉而提供一些與現實無關，但卻生動鮮活的故事或者通俗流暢的詩歌，給農民日常生活以娛樂和消遣。這樣的作品，只要其主題積極、正面，能夠豐富農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就完全具有存在和推廣的意義，是在以另一種方式進行鄉村文化建設。事實上，當前鄉村最缺乏的就是這種功利性較弱、娛樂性較強的文化作品。

第三，鄉土文學究竟如何才能進入鄉村？鄉土文學要充分發揮其作用，擁有一定的讀者是不可缺少的前提。那么，如何才能讓鄉土文學進入鄉村，進而實現其對鄉村社會的影響力？文學形式是人們反復討論的層面。因為農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較低，難以接受現代文學形式，因此，在審美形式上對農民的適當妥協和靠攏是不可缺少的。但筆者以為，一定不能因此而放棄文學的現代姿態，更不能放棄自己的思想標準。如果完全遷就農民的思想和審美習慣，文學也就失去了真正的存在意義。

對于鄉土文學來說，更有意義的是：不僅要使農民接受，更要具有豐富的文學價值。以詩歌為例，傳統民歌是中國詩歌發展的重要資源，也完全可以賦予現代詩歌以新的生命力。同樣，民間故事也具有自身的價值。莫言在小說敘述上借助民間故事獲得了創新和成功，足以給鄉土作家們以充分啟迪。從這個層面來說，文學改變鄉村，并不是單向度的事情，其與鄉村審美文化之間應該是互相影響和互相改變的關系。當然，這不是要求文學離開現代性方向，對傳統和民間文學（文化）的汲取主要在于其精神而非具體的方法。

事實上，鄉土文學的鄉村接受效果強弱，重要的影響因素是作家的創作態度和作品的書寫內容。文學接受是一種心靈的交流，只有作家投入了真誠和熱愛，才可能得到讀者的認同和回報。比如，趙樹理、路遙等廣受農民歡迎的作家無一不對鄉村和農民投入了強烈的感情。此外，只有作品內容真正反映農民所關心的問題，表達農民內心最深處的渴求，其才能被農民所關注和認可。正如趙樹理所說：“所謂‘大眾立場’，就是‘為大眾打算’的意思，但這不是主觀上變一變觀念就可以解決的問題，因為各階層的生活習慣不同，造成了許多不易理解的隔閡，所以必須到群眾中去體驗群眾生活。勞苦大眾的生活，比起洋房子里的生活來是地獄，我們必須得有入地獄的精神”。一些學者將趙樹理的廣受歡迎歸因于“加強了同人民之間的聯系，使人民在這些人物的聲音中聽到了說的是自己，在他們的形象和思想感情上找到了自己的理想”。這方面的經驗值得今天的鄉土作家們深刻思索。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農村現代化取得顯著成績，農村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農民的生產生活水平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因而更需要鄉土作家們承擔歷史重任，書寫鄉村振興戰略取得的嶄新成果。

（作者為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百年鄉土小說與鄉村社會變遷的關系、啟示研究及文獻整理”（項目編號：19ZDA273）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②《茅盾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

③盂廣來、牛運清：《柳青專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④《路遙文集》（第二卷），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⑤戴光中：《趙樹理傳》，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7年。

⑥李建軍：《從自反批評看兩位晚熟作家的新作》，《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2021年第1期。

⑦賀仲明：《傳統文學繼承中的“道”與“器”》，《文藝爭鳴》，2018年第8期。

⑧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⑨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21年7月1日。

責編/孫渴 美編/楊玲玲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