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推進社會化呢？紐拉特認為，社會化可以通過許多方式實現，而他推崇的是同時實現社會主義、團結主義（solidarism）和共產主義（communism）的集體主義方案，強調農民與工人的合作，要求農業與工業并存，推進大規模社會主義生產和對工農平等對待的集體主義經濟，按照家庭為單位分配生活資料。他反對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實現社會化，主張改良主義方案，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也可以逐步施行社會化措施。他認為：“假如社會主義導致解放，它必須加入寬容，它必須公正地對待文明的不同，并將每一種都按自己的方式嵌入經濟計劃和管理經濟。”[50]尤其是，紐拉特主張的社會化和社會工程不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不暴力鏟除傳統組織和清洗以前的官員。在經濟方面，社會化意味著一種遵照計劃的管理經濟。但是，紐拉特認為，社會化不等于社會主義，但社會主義采用社會化的方法，而經濟計劃并不是只有社會主義才有，計劃經濟并不等于社會主義，在古代，比如斯巴達人就采取過某種計劃經濟。[51]在紐拉特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性特征在于實現分配正義和取消經濟特權，而不在于計劃經濟。在社會化組織方面，紐拉特設想了一整套計劃機構及其職能來推行社會化。他認為，必須有一個中央經濟管理局（Central Economic Administration）設計經濟計劃，使得相關制度相互兼容。他還強調發揮行會和行業的協調作用，主張銀行職能發生根本性轉變，加強社會統計制度，與實物計算中心（Centre for Calculation in Kind）聯合，等等。在階級政策方面，他認為在社會化時期，國家權力主要由工人和農民掌握，但是他們要聯合其他反對資本主義的力量，包括中產階級。“社會化部分為那些不得不在資本主義下最為受苦的人、工廠工人所需要。但是，為了走向社會化，工廠工人不得不聯合工匠、農民、公務員和專家來組織反資本主義集團。”[52]如此，過渡時期的階級政策主張社會民主，強調各革命階級的合作，盡量采用最少的暴力實現社會化。總之，在很大程度上，紐拉特理解的社會化實際上是社會理性化和數字化，在全社會逐步推進某些技術治理措施，而他要實現的社會主義社會具有很強的技治主義特征。

隨著社會化的不斷推進，整個社會最終實現完全社會化（total socialisation），也就是進入紐拉特所理解的社會主義階段。紐拉特主張，逐步社會化直至完全社會化是實現社會主義的方法。社會化不等于國有化，而是一種對社會整體的關注和設計，是一種社會工程。總的來說，紐拉特的社會主義觀念的核心在政治經濟學方面。他認為社會主義要向泰勒主義學習，既要提高生產效率，又能給工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條件；社會主義生產的關注點應從利潤轉向效率，效率與生活條件共同提高。社會主義的經濟運行以提高人們生活條件為最高目標，消除集團特權，用社群經濟（economy of community）取代主人經濟。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每個人都有最低的住房、實物、衣服、教育和休閑保證，每個人都承擔不同類型的工作。社會主義實現完全的社會化和實物經濟，用計劃來管理整個經濟，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不再考慮利潤問題，而是要考慮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社會主義企業中，按照能力遴選經理人。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取消商品和貨幣，對產品實行計劃分配。資本主義貨幣經濟一切為了利潤或財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一切為了使用或效用。在經濟計劃為基礎的實物經濟秩序中，社會主義將更好地考慮人的幸福問題。除了經濟方面的改變，紐拉特也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社會主義作為思想是一種熱愛社群的生活秩序。”[53]無產階級不僅要提高物質生活，也要提高精神生活。“我們相信我們可以表明：愛、和諧、超個人的奉獻不僅被社會主義所庇護，而且是被其組織形式所提倡，甚至與經濟計劃和實物計算——否則它們僅僅作為冰冷體制被我們所知——一道最緊密地發展。在其效果和目標的感知形式中，社會主義勞動運動永遠是影響整個人類的，是為更好的物質和精神生活，為自由個性進行的文化運動。”[54]

技術治理的計劃戰略：社會工程、社會工程師與社會科學

紐拉特對技術治理實施戰略的討論，主要集中于計劃體系和社會測量兩方面。他對社會測量尤其是經濟學測量提出了一些很有見地的想法，比如上述提及的對生活標準的物理主義測量方法。但是，他的社會測量思想偏重于統計學的技術性方面，比如前述的圖像文字系統（ISOTYPE）方法。紐拉特創造它的目的是希望對工人進行教育，這在他主持的博物館中進行了很好的應用和展示。從理論上說，他對經濟計劃戰略的討論更有創新，這也與他的社會統計學思想緊密相連。對于他來說，計劃尤其是經濟計劃非常重要（這一點與卡爾納普很類似），要實施計劃戰略，既需要能勝任的社會工程師，也需要能勝任的自然工程師，更離不開物理主義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提供的知識指導。因此，紐拉特主張賦予專家更大的政治權力，這符合技術治理的第二原則：專家政治權力原則。

計劃革命與社會工程的核心位置。經濟計劃在紐拉特的社會化進程中處于核心位置。他指出：“我們知道社會化的目標是：全效使用和社群目標的經濟（Gemeinwirschaft）。我們知道這是如何達到的：通過管理經濟（Verwaltungswirtschaft）的經濟計劃，它在一般規則（Gemeinherrschaft）之下將導致一種實物經濟（Naturalwirtschaft）。”[55]紐拉特認為，當時人類社會正在進入計劃革命的時代：“也許，我們處于某種將被稱為‘計劃革命’時代的前夕，與‘工業革命’相對。計劃變得幾乎普遍：計劃作為一種戰爭方法，計劃作為經濟學家抑制經濟衰退的良藥，計劃為建筑師所愛，而且計劃成為我們社會新模式的特征。”[56]在他看來，制定計劃的實質是在不同人群之間分配不同的生活條件。

社會化需要清晰的經濟計劃來實現，并提高經濟的效率和彈性。這導致對社會統計學的作用和需求大大提高，尤其需要對生活狀況進行具體的數據測量，以作為整個經濟計劃的核心。紐拉特區分了兩種社會統計學，一般統計學對各種資源進行動態統計，而新社會統計學對整個社會資源進行統一統計并找出它們之間的關系。進而，他對新社會統計學提出了許多技術上的改進方法。紐拉特還討論了建立歐盟和國際計劃的問題，主張創立世界邦聯（world-commonwealth），并設想在歐洲范圍統一測量和調配資源。

紐拉特一再強調，計劃和社會工程并不一定與私有財產制度相沖突。他把社會工程作為經濟計劃的一部分，社會工程并不等于國有化。他指出：“對一個社會工程師而言，顯然可以使用合作、卡特爾、混合公司、貿易聯盟、消費者協會、商業會所、農業會所和其他大型組織與國家一起作為社會化的實施者。”[57]他還認為：“經濟計劃的結構和實現可以被分為如下部分：機器的技術（應用、方法等）、勞動的技術、管理、社會工程。社會化有意識地使用這些計劃，理性地推進，有時也許有目的地在一般計劃中培育非理性、傳統的行為。”[58]也就是說，紐拉特所謂的社會工程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屬于經濟計劃的一部分：“設定工業標準和類型，以及專業化，是社會工程的一部分，其重要性只有在大多數公司均牽涉其中時才能實現。”[59]但是，如前所述，紐拉特經濟學并非狹義的經濟學，而是傳統意義上涉及廣泛的政治經濟學。在很多時候，他將自己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統稱為物理主義的社會學，既包括對社會的歷史學和政治經濟學考察，也包含今天我們所講的社會學的內容。他認為，社會學主要任務是研究社會結構以及社會習俗的變化。因此，他所謂的社會工程，就是運用物理主義社會學或科學的社會學來改造社會的實踐活動。“社會結構理論對于任何社會工程師來說都是根本的，社會工程師指的是所有作為合作者（collaborator）參與所有社會構造（formation）、有計劃組織的人。”[60]因此，紐拉特的社會工程主張總體化傾向明顯，具有很強的烏托邦色彩。

實際上，紐拉特支持經濟領域的烏托邦主義，認為社會工程就是科學烏托邦主義（scientific utopianism）。[61]在他看來，物理主義的社會學不僅能預測歷史，而且可以根據預測對未來進行設計和調節。他認為烏托邦主義與歷史必然性的觀點并不矛盾，應該鼓勵社會工程師對未來進行調節，他反對寂靜主義者的無為態度，而傳統歷史主義主張歷史的必然性而否定人的主觀能動性。“歷史主義的時代結束了，烏托邦主義時代才剛剛開始。”[62]紐拉特對烏托邦社會工程的論述主要局限于經濟-政治領域，尤其是并不涉及文化、藝術和思想領域的計劃控制，他并非激進的烏托邦主義者——這是一種對烏托邦社會工程的常見成見。并且，紐拉特認為，社會工程根據計劃對未來進行調節，但這不表示社會工程是簡單而粗暴的，相反，社會工程不是簡單的修剪，而是要寬容，反對暴力，堅持和平改良。他還極力強調社會工程要避免過于機械性，要考慮人性。對此，他指出：“了解其工作和想要提供一種對實際目標有用的建制的社會工程師，要同樣注意人的心理學特征、他們對新奇的熱愛、他們的抱負、對傳統的依賴、任性、愚蠢……總之，注意他們在經濟框架內社會行動特殊的和規定性的所有一切，就像工程師對鐵的韌性、銅的斷點、玻璃的顏色和其他類似因素所做的工作一樣。”[63]然而無論如何，必須要承認，紐拉特對社會工程的設想，在現實中很可能淪為完全總體化、機械化的激進革命的烏托邦追求，尤其是過于強調取消市場經濟，反倒會威脅經濟計劃的良好運行。真正溫和而寬容的技術治理者肯定會認識到：即使是經濟領域的計劃也不可能是無所不至的，而應給市場的自發調節留下足夠的空間，并且好的經濟計劃必然是一個相互協調的雜多的局部計劃體系，而非惟一的總體化計劃。

工程師與建議的專家政治。與社會工程的泛義理解相一致，紐拉特對社會工程師的理解也是泛義的。社會工程師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設計和執行項目計劃，以達到追求幸福的最高目標。紐拉特認為，傳統社會活動的目標是賺錢，而計劃的目標是追求幸福。什么是幸福條件呢？“以同樣的方式，我們可以把‘幸福條件’描述為不同的要求，包括食物、住所、工作時間、意外、缺乏、國民自由，以及更多的要求。”[64]按照紐拉特的理解，社會工程師不僅包括管理學家、工業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還包括銀行經濟學家、職業經理人、精神病醫生、心理咨詢師和法律專業人員如律師、法官等，很可能在內心深處他將自己也視為一名社會工程師。紐拉特的理解與目前對社會工程師日益泛化的理解是一致的，也就是說，社會工程師的范圍逐漸擴大到將自然科學化的社會科學應用于社會實踐中的專業人員。

紐拉特認為，專家對于經濟運行和社會工程極為重要，必須給專家以一定的經濟管理權力。他指出：“社會主義管理經濟將給各類專家打開新的活動領域，特別是工程師、醫生和經濟學家。完全不考慮凈利潤地處理經濟的科學管理將鼓勵對心理學家、生理學家以及技術的、管理的和社會的工程師的需求。”[65]同時，紐拉特認為自由市場經濟暴露出缺陷，也佐證專家和工程師的重要性。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化過程中，自然工程師和社會工程師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中央計劃機構不得不通過專家來控制公司的人財物，政府需要制度性地咨詢專家。因此，在過渡經濟階段，經濟運轉工作必須由專家和經濟官員共同負責。換言之，這是政治經濟學領域的專家治國主張。在整體架構上，紐拉特主張國家經濟在過渡時期由逐級選舉的經濟委員會管理。專家幫助經濟委員會控制工程和生產行會，推動社會化和科學管理。具體來說，紐拉特認為，在社會化過程中，專家團體要處理五類問題，分別是與會計程序相關的商業問題、與勞動者心理和生理相關的工作方法問題、技術問題、管理問題以及經濟的、統計的和法律的問題，這是由社會工程超出個別公司所轄范圍而引發的。[66]

同時，紐拉特又認為，專家并非管理經濟、實物經濟和社會主義社會的最終決策人和最高權力者，相反，專家政治要受到民主制的制約。伯恩漢姆等主張“經理人革命”的理論家認為，發達國家在羅斯福新政（New Deal）之后，出現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趨同而走向“經理人社會”（managerial society），這是一種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二者結合的新社會，其中經理、管理者是統治者。經理人運轉整個社會，資本家力圖變成管理者，而經理人社會將從極權主義階段向民主階段變化。紐拉特不贊同這種觀點，他認為雖然專家到處提供建議咨詢服務，但未來的管理社會是沒有特權的平等民主社會。并且，紐拉特主張社會工程所追求的最優解決方案要適可而止，而且對最優的判斷不應交給專家來決定。計劃主義的技術治理必須在民主制的控制之下，必須能很好地適應整個民主制的模式，可以提供必要的數據用于民主討論。“也許，這是為什么民主國家的宣傳比一黨制國家更有教育性和情感性的原因，在民主國家，統治（government）是在某種立場上一起壓制不受歡迎的知識。”[67]并且，紐拉特還指出，專家政治在實踐中的困難恰恰在于兩個方面：一是民主人士不信任專家政治，二是很少有企業認為社會化不可避免，因而傾向于政治保守主義而不是改變。[68]應該說，紐拉特提出的以民主制約束專家政治的觀點是非常有價值的，這在智能革命的新時代越來越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