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為資本設置“紅綠燈”，是我國宏觀調控的一個新構想。資本具有逐利性、流動性、風險性和多樣性特征，既不是“萬惡之源”也并非“法力無邊”。鑒于目前公有實體資本已經不足30%，私人資本是“紅綠燈”管制的主要對象。為資本設置“紅綠燈”不是節制資本，更不是取代資本，而是疏導資本健康有序和可持續發展。設置資本“紅綠燈”需要明確理念和價值取向，規則設置應具體清晰以利于實施，需要對接相關法律法規，且應當循序漸進，不搞運動式設置“紅綠燈”。
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資本監管 宏觀調控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2021年底，在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給資本設置“紅綠燈”的政策宣示是一大亮點。這是一個比較清新的宏觀調控思路，意義重大。眾所周知，紅綠燈是道路交通管制使用的一個專用術語，意在對過往的車輛和行人實行強制性干預，確保交通運輸井然有序。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歷了幾十年實踐之后，提出對資本設置“紅綠燈”，使其有序發展，正當其時。
正確認識資本特性
資本的循環過程及其四個特征
對于資本概念及其特性，經濟學已經有相當細致和深入的研究。概而言之，在商品經濟社會，所謂資本是指為了獲取未來價值收益而預付的價值，這種為獲得更多價值而預付價值的行為也叫做投資。投資從貨幣資本或資金積攢開始，所以馬克思將貨幣資金視作是資本循環“整個過程的第一推動力”[1]。從貨幣資本，經過生產資本，再到商品資本，資本完成一個價值增殖過程，然后再從貨幣資本開始新一輪資本循環過程。
資本在其循環運行過程中至少表現出四個特征：其一，逐利性。資本基本動機是為謀求價值利益而作預付投入，而不是謀求生產使用價值的。使用價值是留給使用者的，資本追求的是價值增殖部分，逐利是其本性。其二，流動性。資本的增殖是在其運動過程中實現的，靜止不動無法帶來增殖收益，只能產生再分配收益。但是資本停留在生產階段和停留在流通階段的時間長短不一，對資本增殖作用是不一樣的。資本只有不斷地投入到生產領域，才能創造出價值。相反，資本停留在流通領域時間越長越不利于資本增殖。其三，風險性。資本努力追求未來的預期收益，但信息不對稱和不確定性環境造成預期收益不穩定，形成投資風險。所以資本“賺得盆滿缽滿”與“賠得血本無歸”均有可能。雖然資本的主觀意愿是要趨利避害，但實際結果往往充滿不確定性。其四，多樣性。資本本質上是一種價值，然而表現形態卻是十分多樣的。從貨幣形態到生產形態再到商品形態，從有形資本到無形資本，從實體資本到虛擬資本，不一而足。因此對資本的監管也需要細化耐心地跟進，不可掉以輕心。
資本不是“萬惡之源”
資本通過金融形式滲透到市場經濟各個角落，對國民經濟發揮著巨大作用。然而對資本的理解，容易偏向兩個極端。一個極端就是從道德層面過度解讀了資本逐利性，把資本理解成“萬惡之源”。針對資本主義資本原始積累的血雨腥風，馬克思曾指出：“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2]進而，馬克思摘錄了他人的說法：“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3]的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的資本剝削勞動、占有勞動剩余價值作了大量入木三分的科學分析，這些分析及其名言金句，直到今天讀起來依然有一種震撼力。
然而在馬克思生活的19世紀，世界上還沒有出現社會主義經濟形態，資本形態都是私有制性質的，都是資本雇傭勞動。到20世紀中期之后，世界上出現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形態，才出現具有社會主義經濟形態的資本。這時，受到計劃經濟時代傳統政治經濟學影響，資本被視作是資本主義經濟中雇傭勞動生產商品并無償占有勞動剩余價值的價值。因此為了避嫌，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中一般不用“資本”概念而用“資金”概念。實際上，新中國成立之后的公有制經濟資金，主要來自于革命老區已經形成的國有國營資本、解放區沒收的官僚資本和外國資本，以及民族工商業資本。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經濟發展中資本來源開始多元化。因而，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形態語境下使用“資本”一詞，顯然要避免混淆兩種不同經濟體制下創造并占有剩余價值的資本含義。在公有制與非公有制并存的經濟現實中，盡管資本都是可以生產商品和創造勞動剩余價值的價值，私人資本與公有資本依然存在一些差別。私人資本（包括外國私人資本）在占有勞動剩余價值上的本質是一樣的，公有資本則不同。因為公有資本天然具有社會屬性，所取得的勞動剩余價值是歸社會所有的。即使是私人資本，通過合法經營取得的收入也是干凈的。因此對資本追逐利潤行為不應當做過度的道德解讀，而應該依照我國現行法律確認資本逐利的合法性。
顯然，中央提出給資本設置“紅綠燈”，首先起因于近年來私人資本的野蠻擴張產生的諸多問題。同時，按照依法治國和治理中性要求，這個“紅綠燈”規則也同時適用于公有資本。資本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使用得好不好，既與資本本身的經營績效有關，也與對資本的合理監管有關。
資本并非“法力無邊”
對資本的另一種極端解讀，就是把資本理解成配置資源最重要和最自由的要素，因此認為凡阻礙資本要素自由流動都會造成資源配置扭曲。這種說法夸大了資本的能量。按照古典生產函數理論解讀，獲取產出需要兩個要素投入，即勞動與資本；按照現代生產函數理論解讀，獲取產出除了需要勞動和資本兩個要素外，還需要增加更多的要素投入，如技術、管理、信息等。無論資本或者勞動，作為生產要素無疑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離開了勞動，資本就失去了價值之源；而勞動者有智慧的大腦和勤勞的雙手，離開資本照樣可以養活自己。資本只有與勞動和其他要素結合才能實現增殖，因此，資本并非神通廣大，通吃一切。理解這一點，就能理解對資本的監管并不必過分擔心所謂“資本外逃”問題。提出給資本設置“紅綠燈”可能會引起資本家的警覺甚至于恐慌，需要有關機構盡力打消顧慮和誤會，但是也不必為此過于憂慮。只要投資環境良好，資本出于逐利本性，會繼續留在國內市場。
市場經濟當然需要通過要素自由流動達到資源優化配置，從而提高效率。然而“自由是制度確定的多種權利和義務的復雜集合”[4]，資本自由流動的前提不是真空的，而是在已經設立的各種經濟制度下流動的。在給資本設置“紅綠燈”之后，或許資本流動的自由程度比之前要降低了，然而借用羅爾斯的話來說，“自由只能為了自由的緣故而被限制”。[5]為資本自由而限制資本自由，也是一種社會正義。對以前野蠻生長的資本作出一定限制，正是為了更好地發揮自由流動資本有效配置資源的功能。
正確理解給資本設置“紅綠燈”的目的
為資本設置“紅綠燈”，主要是加強對非公資本的引導和監管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重新開放了在計劃經濟時期全面封閉的資本市場，同時通過大力招商引資引進了國外資本。這些改革舉措促進了國內經濟高速增長，所取得的成效舉世矚目。然而在這個進程中，公有資本逐步退出競爭領域，私有資本快速增加，也是有目共睹的。依據歷次經濟普查數據，在2004年首次普查時，工業規模以上包含國家和集體在內的公有資本共計20324.35億元，占全部工業規模以上實收資本70572.26億元的28.8%，這與改革開放初期幾乎百分之百的公有資本已經相去甚遠了。到2008年，工業公有資本共計26580.75億元，占全部工業實收資本122620.04億元的21.68%，明顯出現了資本比重的“國退民進”現象。到2018年第四次經濟普查時，工業公有資本74756.69億元，占全部工業資本250718.24億元的29.82%，比第二次普查時有所增加，但仍然不足30%。顯然，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我國公有資本已不足30%，大部分是非公資本。
以上僅僅是實體資本狀況。虛擬資本（包含金融資本和互聯網資本）是構筑在實體資本基礎之上的，可以想見，虛擬資本比實體資本規模還要大，結構還要復雜。這是給資本設置“紅綠燈”的基本事實前提。實事求是而言，私人資本是“紅綠燈”管制的主要對象。
設置“紅綠燈”是為了引導資本健康有序發展
經濟學的研究已經揭示，資本循環運作是有自身規律的，同時資本存在比較明顯的缺陷。比如，資本的自由競爭必定會走向經濟壟斷；資本逐利本性中的唯利是圖會在一定的條件下傷害社會公共利益；資本流動性中的“嫌貧愛富”在一定條件下會形成收入分配格局和產業分布格局的馬太效應，以及貧富懸殊和產業過度集中；資本從經濟領域滲透到非經濟領域時會導致“金錢政治”“錢權交易”，等等。事實上，西方國家市場經濟演化歷史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些資本缺陷的存在。“在資產階級眼界內，滿腦袋都是生意經。”[6]在最近幾年中，我國也出現了私人大資本排擠小微企業，壟斷抑制競爭，資本侵蝕公共利益，資本脫實向虛導致實體經濟發展相對不足，資本傷害消費者利益，一些行業出現嚴重損害勞動者權益的“996”現象，等等。因此，不能以為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就會自動克服資本的固有缺陷，就能對資本的弊端形成天然免疫力。只有針對資本運行出現的不足及時跟進監管和引導，才能保障資本運作在健康可持續軌道上。
為資本設置“紅綠燈”不是節制資本，更不是取代資本，而是引導資本健康有序和可持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已經形成一個重要的共識：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必須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這已經成為我國經濟制度的基礎。為資本設置“紅綠燈”，不能違背這個制度要求，而是要按照制度要求引導非公有資本健康、可持續發展。紅綠燈顯示有放行、禁行、左行、右行等多重功效，適用于資本流動，就是要給資本顯示方向感，維護資本市場的正常流動秩序。“紅綠燈”不過是提醒資本家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作中，哪些事情可以做，而且鼓勵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做了必受罰。
為資本設置“紅綠燈”是建設法治經濟的必要環節，是依法治國的基本內容之一
在提出為資本設置“紅綠燈”之前，我國對資本已有不少監管和引導措施，這些監管和引導措施主要體現在相關政策的出臺上。比如國務院在2005年出臺《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又稱非公經濟舊36條），在2010年又出臺《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又稱非公經濟新36條）。然而不得不承認，這些對非公經濟資本的監管和引導政策雖然有針對性和時效性，但均屬于臨時舉措。隨著時過境遷，許多條款或者過時，或者操作性不足，構不成有效的法律監督和規范引導。
我國資本市場還處在發育和成長之中，尤其是網絡經濟、數字經濟發展起來之后，虛擬資本運行暴露出許多新問題，比如平臺壟斷擠壓線上網店、運用大數據對消費者“殺熟”、擠壓線下實體店引發倒閉和失業，等等。對這些問題的監管，既需要政策靈活調整，也需要政策穩定執行。將兩種情況結合起來，上升為一種介乎法律與政策之間的規定是合適的，為資本設置“紅綠燈”可以實現這種意圖。
為資本設置“紅綠燈”是對資本通行規則的完善。對資本的市場準入，已經有了各種實體法加以規范，比如公司法、企業法以及注冊登記審批程序等；對資本運作的結果，也有了各種法規和監管，比如企業各種稅收征管、企業社會保險福利支付等。當前更需要加強監管和引導的，是資本的運行過程。目前對資本的運作監管，主要依賴于產業政策和正負面清單管理。設置“紅綠燈”，就需要根據實際經濟活動暴露出來的問題，做出更加具體和明確的規定，簡化操作程序，合并規則，填補空白。設置“紅綠燈”就相當于給資本設置了一個通道規則，資本從哪條路來、去到哪個方向或目的地，需要作出相關規定，不允許資本擅闖紅燈。
正確把握設置資本“紅綠燈”的原則
“紅綠燈”的功能體現在透明、簡潔、易懂。這種可操作的資本監管需要政府相關部門花很大力氣去探索，需要從理念、思路、目標、路徑和達成的效果去考慮整體設計。
首先，設置資本“紅綠燈”需要明確理念和價值取向。我國從“十三五”規劃起，已經確立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這些理念也是設置資本監管必須貫徹的理念。原則上，凡符合新發展理念的資本都應放“綠燈”，不符合新發展理念的資本均應開“紅燈”。此外，因為資本處于各種不同形態和階段，對資本“紅綠燈”設置的理念也應該有所側重。比如，貫徹共享發展理念，應把保護勞動者和消費者合法權益放在保護資本權益前面。這與交通紅綠燈設置時路人權益優先是一個道理。再有，貫徹協調發展理念，要禁止大資本蠶食小微資本，防止資本侵害弱勢群體利益。
其次，規則設置越具體越清晰，越有利于實施。信號燈總是簡單明了的，越是簡單透明，越是容易讓人理解和執行。因此對資本設置“紅綠燈”要見到成效，必須是監管條例細致無歧義，長期穩定有效。從開設上海自貿區以來，給資本設立負面清單已經成為一條行之有效的成功經驗。但是設置資本“紅綠燈”對清單管理要求更高。“紅燈”設置相當于負面清單管理，資本禁止通行，應該做到細致入微、簡單明了，便于執行操作。“綠燈”設置相當于正面清單管理，鼓勵資本通行，應為資本活動提供相應制度保障。對于已經存在“紅燈”信號設置的領域，需要擰亮“紅燈”；對于尚未設置“紅燈”的領域，需要在充分調查和取樣的基礎上，經過全面評估設置“紅燈”，爭取亮一次“紅燈”產生一次明顯效果。同時也需要繼續擰亮“綠燈”和開放新的綠燈。設置“紅綠燈”不能只是單向的，監管資本與開放資本應該是同步并舉的。如果只亮“紅燈”而不亮“綠燈”，或者“紅燈”多“綠燈”少，則會抑制資本活力，不利于經濟社會健康發展。
再次，加裝“紅綠燈”需要對接相關法律法規。為資本設置“紅綠燈”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不斷完善的表現。然而在客觀上，它可能會與現有的關于資本監管和引導的一系列規定發生抵觸。因此需要在出臺新規之前，注意與舊規進行必要的對接。合則留，不合則去。針對個案暴露出來的普遍性趨勢，設計有針對性的監管政策。原則上，能用現有法律法規執法就盡量用，現行法律法規存在監管空白則再補充新的。
最后，給資本設置“紅綠燈”應當循序漸進，不搞運動。在市場流通領域，出現價格壟斷、市場份額壟斷、大資本排擠小微企業營銷行為。因此設置市場流通領域“紅綠燈”應當是重點防范市場壟斷行為。在生產領域，存在大資本惡意兼并收購小微企業、企業內部勞動者權益受損等問題，社會反響比較大。因此設置生產領域“紅綠燈”主要是保護勞動者權益和小微企業權益。此外，針對網絡經濟和數字經濟中的資本無序擴張和野蠻生長，也需要適時加強監管和引導。資本特性復雜多樣，逐利性具有兩面性，因此監管適度和合理，可以發揮資本的有益作用；而監管過寬或過嚴，運動式加裝“紅綠燈”，都會傷害資本推動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用。
【本文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教授】
注釋
[1][6]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93頁、第133頁。
[2][3]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71頁。
[4][5][美]約翰·羅爾斯著，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正義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187頁、第237頁。
責編：周素麗／美編：王嘉騏
Setting the “Traffic Lights” for Capital: Value Orientation and Basic
Principles
Liu Rui
Abstract: Setting the “traffic lights” for capital is a new concept of macro-control in China. Featuring profit-seeking, liquidity, risk, and diversity, capital is neither “the root of all evil” nor has “limitless power”. Given that public real capital accounts for less than 30%, private capital is the main target of regulation. Setting the “traffic lights” is not to restrain capital or substitute it, but to guide its sound, orderl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do so, there should be a clear concept and value orientation. The rules should be specific and clear to facilitate implementation, connected with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implemented in an orderly manner rather than campaign-like.
Keyword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capital supervision; macro-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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