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社會”是費孝通先生對傳統中國社會基層形態的一種描述。鄉土社會是有機團結的禮俗社會，禮俗傳統是鄉土社會中人們進行情感表達和人倫關懷的方式。在鄉村的日常生活中，禮俗所蘊含的互助互敬等內容為村民樹立了和合共生的處世價值，它是社會平衡機制的有益補充，有助于社會的穩定與和諧。然而，過于沉重和強大的禮俗傳統也會抑制人們的創新意識，并對村民在自治中的能動作用和自治能力的發揮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指出，扎實穩妥推進鄉村建設，突出實效改進鄉村治理。在這樣的契機下，將禮俗傳統放入鄉村治理現代化發展的背景中，以禮俗傳統和鄉土社會之間的互動邏輯為研究對象，考察鄉村社會治理過程中如何更好地對禮俗傳統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是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更好推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有效路徑。
鄉土社會和禮俗傳統的共生共存
鄉土社會是憑借傳統、習慣、經驗以及血緣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加以維系的自在的類本質對象化領域；禮俗傳統以禮尚往來、婚喪嫁娶、飲食男女、衣食住行等禮儀和習俗為主要表現形式，它是村民自在自發的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行為規范，也為鄉村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及情感滿足提供了基本準則，禮俗傳統是鄉土社會秩序正常維系的紐帶之一。
中國鄉土社會具有“差序格局”和“熟人社會”的性質。鄉村是地方性的，村民有著限定在一定地域范圍內的血緣關系，他們的日常生活以住所為地理活動場域，除了受法律法規的規范和制約，也受家庭禮法和家庭習俗的規范和制約。農民離不開土地，一代代的農民聚村而居，這也對“父母在，不遠游”作出了最好的詮釋。然而換個角度，這種傳統社會的人倫限制了人口的社會流動，也對地域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影響。鄉土社會的農業活動奉行“自然”原則，日常生活奉行“人情”原則。比如東北鄉村的某些“食雜店”，多數是家人都住在店里，“家店合一”。食雜店會有個本子用繩子拴在一進門的柜臺上，誰今天拿了一瓶酒、明天拿一盒煙，直接在本子上記賬。店主人既不看他在賬本上寫的商品數量，也不會看他拿的東西和賬本上的記錄是否能夠對應，一聲“來了啊”和“走了啊”，整個商品買賣過程就結束了。這種交易靠的更多是禮俗社會的信用。“差序格局”根源于傳統的宗法關系，這種日積月累的規范在一些比較偏遠的鄉土社會較為強大，它強化了人們自在的生活模式，固化了人們自發的交往方式，也維護著以血緣關系和自然分工為基礎的自然原則；它發生在天然的共同體內部，其空間相對而言是排外的、封閉的，人和人之間的交往是保守的。鄉土社會亦是“熟人社會”。在鄉村里，人們依照節氣時令安排生產勞動，年復一年穩定的日子使他們形成了自發的生活和生產習慣，家與家非親即故，可以夜不閉戶；人與人熟悉到可以叫上來村中所有人的名字、知曉每個人“上下三代”的故事；世代沿襲的禮俗在鄉土社會基層運轉中發揮著較大的作用。由此可見，鄉土社會幾千年來形成的文化模式是禮俗傳統的寓所，禮俗在其間得以傳承，又反向地規范著鄉土社會秩序，成為鄉土社會發展和鄉村社會治理的維系力量之一。
建立禮俗傳統創新轉化的調適機制
從鄉村的日常生活圖景透視出去，可以發現鄉村治理中禮俗傳統仍然發揮著較大的作用。村民在世代的文化教化下，自發地遵循鄉規民約，依禮而治保證了他們日常生產生活的運行。然而，鄉村不會因其偏遠和閉塞的本質而阻止現代化的進入，鄉土社會秩序也會隨著社會的轉型而發生劇烈的變遷。從文化的層面探討鄉土社會禮治秩序和法治秩序如何實現共存，是對禮俗文化的重視，也是理解鄉土社會問題所應具有的“包容心態”。《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指出，鄉土社會要實現有效治理，就要“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無論在農村還是在城市，法治是人依法而治，禮治（德治）是人依禮（德）而治，二者的區別，不在于是“禮”還是“法”，關鍵在于維持社會秩序時所依據的規范和力量。因此可以從文化現代化的角度，以鄉村中的“人”為出發點，去探索在鄉土社會中如何處理好法治和禮治的關系，對禮俗傳統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建立禮俗傳統創新轉化的調適機制，進而發揮其在鄉村治理體系中的獨特作用。
從本質上說，鄉村社會治理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亦是鄉土文化的創新轉化過程和農民現代化的過程。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通過不斷的對象化活動能夠把自然界創造成適合人類生存需要的自然界。從這個角度來說，農民可以通過持續的、對象化的活動使自己適應不同的環境，以便有更為廣闊的活動空間。所以鄉村既要發揮穩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又要打破農民故步自封、求安穩的心態，要流動起來，去創新禮俗傳統的新時代表達方式，追求自身的解放。更為重要的是，要建立健全鄉村創新的社會教育體制，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和思想道德建設，開展弘揚時代新風和移風易俗行動，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蝕，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新時代農民。
（作者：李涵，系黑龍江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