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統籌發展與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已成為時代大勢。從風險視角來觀察，安全、發展實際上都是風險問題。

需要明晰的是，這兩種風險處于不同層次。安全風險是當前的、某個領域和環節的風險，如網絡安全風險、數據安全風險、個人信息安全風險等，有具體指向；而發展風險則是長期的、綜合的和全局的風險，如國際競爭力下降的風險、現代化進程被中斷的風險，從局部、在短期內難以直接觀測，有很強的隱匿性。發展風險往往要等到聚集、累積到嚴重程度，甚至出現危機時才能被發現。

黨中央多次強調，增強憂患意識，防范風險挑戰要一以貫之。要落實好這個要求，必須樹立風險整體觀。比如在數字經濟治理方面，要把短期風險和長期風險、局部風險和整體風險統籌嵌入數字經濟治理當中。

從風險整體觀來看，以下幾個問題值得重視：

一是安全與發展不能割裂。雖然市場化推動了經濟治理轉型，但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的條塊分割現象依然隱性存在，在數字安全問題上，條塊分割的體制特征逐步顯現，縱橫交錯的規范要求、監管約談等，很可能產生“合成謬誤”，使得數字經濟被“捆住”了。從局部的部門職責看，通過出臺各種出發點良好的規范和強監管政策，短期的數字安全風險小了；從國際競爭力來看，我國數字發展風險卻在上升。

在現行體制下，安全風險是“分散”的形態，有相關的責任主體去實施行為監管；而發展風險是“公地”的形態，沒有對應的責任主體，只有承受其后果的主體，即國家和人民。由于缺乏整體風險觀和相應制度安排，人們往往不由自主地關注安全風險，無意之中忽略了發展風險。

辯證地看，安全寓于發展之中。比如，只有當數字技術快速迭代升級，安全風險防控中的難題才能得以解決，在數字領域中的國家安全博弈才能“技高一籌”，安全風險才能得到持續有效地防控。

二是數字平臺企業和實體企業不能對立。從本質上看，數字技術是虛擬化技術，能讓受到物理時空限制的經濟活動在虛擬時空中實現，經濟效率由此得以提高。數字化在我國是從商業、服務業起步，逐步走向數字生活的。接下來，我國在走向數字制造的進程中，同樣需要實現虛擬化、無人化和智能化。可以說，數字化與工業化一樣，有其自發生成的發展順序，應順勢而為。

要正確理解平臺企業與實體企業、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在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進程中，所謂的“實體企業”“實體經濟”都會趨向數字化，數字革命的對象恰恰就是工業革命形成的各類“實體企業”“實體經濟”，讓實體要素融入“數字要素”之中、實體企業置入“數據中臺”之中、實體經濟嵌入“數字經濟”之中，而不是相反，讓新的經濟形態去適應舊的經濟形態。數字經濟的量子化特征，決定了未來經濟形態只會越來越“虛”，如虛擬制造、虛擬訓練、虛擬現實、虛擬空間、虛擬人等等，而不是越來越“實”。如果顛倒了這個關系，數字經濟、數字平臺企業的發展將受限，意味著我們將面臨更大的風險。

三是資本和研發創新不能孤立看待。資本和研發創新可以說是一體兩面，沒有資本的跟進，就不會有研發創新。種子基金、天使投資、風險投資和產業基金等不同資本形態，對應著研發創新的不同階段，資本是研發創新的孵化器和產業生態形成的助推器。

當前，要警惕“資本無序擴張”在各種輿論中被泛化、被誤讀，從而導致創新預期不穩。作為生產要素和研發創新的催化劑，資本的“紅綠燈”應是法“制”的，法無禁止即可為，負面清單是“紅燈”，行政許可是“綠燈”。先有路，后有燈。在符合科技倫理的條件下，進入無人區的研發創新資本，是不需要設置紅綠燈的。只有創新成果產品化、市場化、產業化之后，出于對限制競爭的資本收購行為，才需要做出風險評估。只有不斷進行研發創新，安全風險防控才更有保障。要把安全風險防范寓于數字經濟發展之中，寓于更快的技術迭代升級之中。

這些數字經濟治理中的難題，都涉及風險的識別、評估和權衡。要進一步提升我國數字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必須強化風險整體觀，把發展放在優先地位來全面權衡不同的風險和監管模式。既要防范安全風險，也要防范發展受阻的風險，把監管權力納入到法治框架之中。

（作者為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