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呂鵬 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中南大學社會計算研究中心主任

自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重大命題以來，全國各地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與建設工作（如智慧城市、城市大腦等），協同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隨著社會數字化、智能化深度發展，超前探索智能社會的運行邏輯與治理模式意義重大。2021年9月，中央網信辦等多部門聯合公布首批國家智能社會治理實驗基地名單，包括10家綜合性基地與82家特色性基地，標志著我國社會治理邁入智能社會治理探索階段。

從數字社會治理到智能社會治理

從社會發展形態與演化趨勢來看，我國正處在從“數字社會”到“智能社會”的快速轉變階段，這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發展進程。數字社會是以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為基礎構建起來的，核心特征是人、物的數據化。在這一場域中，人與物通過虛擬互聯網充分聯通交互。在一定程度上，數據能夠刻畫人與物動態屬性的變化，實現規則應用與管理干預。隨著數據化的程度越來越高，全社會人與物的數據密度即“顆粒度”增強到一定程度，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映射出更加高維度、相對獨立、與現實社會平行的虛擬社會形態。如何通過信息數據管理虛擬社會，進而管理與優化現實社會？這需要實現算法的智能化、泛在化、通用化。在智能社會，人機物高度耦合是一個根本性特征。機器人這一新物種作為承載算法、實踐算法、優化算法的基本單元，與自然人、法人一樣，都是合法存在的智能社會行為體。

面對我國社會形態的轉變趨勢，我們有必要對未來智能社會形態進行充分預演、科學應對、方案預備、超前適應。具體而言，應從多個方面開展智能治理實驗，扎實有序推進智能社會治理。當前的智能社會治理實驗，應重點實現人機物高度耦合、三者各有行為準則的理想目標。核心是求解社會行為體的合法性邊界、有效性邊界等智能社會的準則。

從現實社會治理到全息社會治理

智能社會治理，核心特征是全息社會治理。傳統社會、網絡社會、數字社會尚不具備建設全息社會所需的數據、算法等客觀條件，因此當前社會治理仍主要是對現實問題的治理。但隨著數字孿生、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技術不斷發展成熟，我們已經具備了智能社會治理的客觀條件，全息社會治理是其主要表現形態。作為一項基礎性工程，全息社會建設是智能社會治理的必要性前提。所謂全息社會，是將現實社會的所有要素映射到一個虛擬平臺，包括可移動物和不可移動物，尤其是對個體的刻畫與映射。在現實社會治理階段，我們很難找到治理對象背后的本質性規律，治理往往缺乏科學性、精確性。但在智能社會治理階段，數據基礎、智能算法的顆粒度顯著增強，社會治理者可以在全息社會有機體平臺上進行治理。現實社會和全息社會之間是一種鏡像關系，全息社會是現實社會的鏡像。類比于人通過照鏡子調整妝容，社會治理者可以通過查看全息社會狀態，提出解決方案。將現實社會映射到全息社會，一個顯著的優勢是可以進行智能運算，即通過計算、模擬等方式對社會治理策略進行評估。例如，可以通過仿真模擬，對轄區內所有社會主體對于特定公共政策（如房地產等）的反應及落實情況進行分布特征估計，求解本地最優化的政策建議，從而確保社會公共政策處在最優軌道，實現科學規劃、智能治理。

基于智能社會治理推進國家治理流程再造

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智能社會背景下的國家治理，應遵循以下核心邏輯：一是牢固確立國家應平衡“秩序與活力”的總目標。國家治理（包含社會治理）不應只是“自上而下”（導致活力不足）、或“自下而上”（導致秩序缺失），而應是“雙向塑造”，并通過智能算法等技術手段達到一種藝術性平衡。二是推行大規模、全要素社會模擬。前述“雙向塑造”模式，需要通過長期大規模、大范圍、大場景的社會模擬，才能獲得動態的理想化邊界。為此，智能社會治理應在經濟、法律、社會、生態、藝術等領域進行常態化實驗觀測與ABM（Agent-based Modeling）仿真模擬。三是獲取社會智能體的共同知識與行為空間。基于大規模、全要素社會模擬，可以獲取人機物三大類智能社會行為體的有效性、合法性、安全性邊界。進而，三大邊界的最大公約數（并集）將成為智能社會所有行為體的共同知識（Common Knowledge），三大邊界匯聚的交集，則是智能社會所有行為體的行動空間（Behave Space）。四是基于共同知識、行為空間，編織綿密的智能社會法律規范體系，在最大程度上達至智能社會的“活力與秩序”平衡這一理想“善治”狀態。五是實現全局最優（Global Wisdom）。智能社會治理通過溯源每一個智能體的數據、行為，能夠從根本上設計出激勵個體進步、促進社會發展的方案，助力實現社會全局最優的偉大設想，根除“搭便車”等社會困境（Social Dilem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