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正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人工智能國際治理研究院副院長

數字技術手段的應用是實現基層韌性治理的有力抓手，也是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技術賦能”與“技術賦權”雙輪驅動的理想狀態下，能夠釋放韌性治理能力的韌性基層組織將逐步形成。在運用數字技術手段助力基層韌性治理過程中，需積極探索與數字技術相適應的權力配置機制，大力推動建設朝向韌性治理目標的組織體系。

“韌性”（resilience）的概念最早由美國生態學教授霍林于1973年在其著作《生態系統韌性和穩定性》中提出，是指系統在外部擾動時恢復穩態的能力。此后，隨著生態學、工程學領域對于“韌性”的研究不斷成熟，“韌性”理念逐漸被運用至應急管理領域，強調系統的可靠性、穩定性和抗干擾性。近年來，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背景下，尤其是當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興數字技術及其應用被引至政府治理中，“韌性”的內涵和外延愈加豐富，“韌性治理”成為當前治理領域的一個新熱詞。

《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中著重強調“加強基層智慧治理能力建設”，將數字技術在基層治理中的應用擺在重要地位。實踐也表明，數字技術手段的應用是實現基層韌性治理的有力抓手，也是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方式之一。

充分發揮數字技術手段優勢，將數字化思維融入基層治理全生命周期，為基層實現韌性治理提供能力保障。基層實現韌性治理的前提是自身具備強健的治理能力，因而，有必要將數字技術手段貫穿到基層治理的全生命周期，以提高基層治理效能。一是借助數字技術建立自動預警系統，實現關鍵問題的精準識別和研判，從而在第一時間甚至預先完成響應，為應對危機風險預留黃金時間。二是借助數字技術輔助行政決策，嘗試探索實現基于多維度數據深度分析的科學決策方案供給，而不再停滯于數據“看板”功能的實現。三是利用數字技術探索提高政策執行效率、提升公共服務供給質量的方式方法，例如整合資源搭建基層一體化公共服務平臺，從而提升整體治理效能，進一步打造整體型、高效型、服務型政府。四是依托數字技術對基層政策執行過程進行全程把控和監督，并實現對政策執行的效果評估，以便適時調整政策方案內容。基于此，基層的治理能力得以提升，為韌性治理的實現筑牢能力基礎。

積極探索與數字技術相適應的權力配置機制，實現技術與機制的有機融合，為基層實現韌性治理提供機制保障。隨著基層治理能力的提高，其所擔負的治理任務及責任相應增加。尤其在引入數字技術后，政府權力形態隨著基層治理能力的提高發生變化，因而需要探索與之相適應的權力配置機制，使技術與機制有機組合，更好發揮組合效應。其一，上級政府需在可控邊界范圍內適當下放權力，充分調動基層自主創新的積極性，鼓勵基層探索智慧化、精細化治理模式，進而助推基層韌性治理的實現。其二，在數字技術應用下政府趨向整體化，基層平行單位間需深化合作內容與合作模式，有序共享行政權力，大力推進數據共享、業務協同，進而增強應對外界沖擊時的穩固性。其三，在數字技術應用下，政府不再是孤立的治理主體，與外界的聯系愈加緊密，因而需探索政府與市場、社會、民眾之間新的合作方式。通過營造良好治理生態，實現還權于民，激發多元治理主體的積極性，提高整體治理的效率效能，實現1+1＞2的效果。基于此，基層的權力配置模式得以優化，為韌性治理的實現提供機制保障。

大力推動建設朝向韌性治理目標的組織體系，主動應對組織變革趨勢，為基層實現韌性治理提供組織保障。數字時代不僅為組織變革帶來了機遇，更帶來了挑戰。組織作為應對外界沖擊的核心主體，亟需建立穩定的組織體系，以期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首先，打造學習型組織，提升基層組織學習能力，鼓勵組織成員不斷學習知識、開發技能以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就學習內容而言，不僅需要提高基層公務人員的數字化思維和數字化應用基本實操能力，還需要提升基層組織在應對外部變化時的危機管理能力、公眾參與能力等，以維持組織的活力和秩序。其次，匹配與數字技術相適應的科層體制，打造平臺型政府，以提升行政效率效能、提高公共服務質量為導向整合功能、優化結構，以期在多元非線性的情境中實現組織內外的動態平衡。最后，以打造韌性組織為目標，同時吸納應對數字時代機遇和挑戰所需適配的相關制度要素，建立形態更為穩固的、內容更加豐富的新型制度體系，進而降低基層治理過程中的成本損耗，使得基層組織更易應對外部潛在的強烈沖擊。基于此，基層的組織體系得以深化，并為韌性治理的實現提供組織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