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 張俊偉
編者按：習近平經濟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做好新時代經濟工作、推動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行動指南。為了推動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學習和宣傳，人民論壇網將連續刊發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張俊偉研究員撰寫的系列解讀文章，從多個側面解讀和闡釋習近平經濟思想，敬請讀者關注。
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理論品格
作為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實踐的最新理論概括，習近平經濟思想具有如下鮮明特征：
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立場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黨要更加自覺地增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堅持實干興邦，始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習近平經濟思想所展現的，就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立場。
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必須要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主干，兼收并蓄地吸收西方經濟學有關市場經濟的理論研究成果。那種一遇問題就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或市場經濟體制上找“茬子”的做法，是不可能使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巨大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又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們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必修課。”現在，各種經濟學理論五花八門，但我們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只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不能是別的什么經濟理論。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有利于我們掌握科學的經濟分析方法，認識經濟運動過程，把握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更好回答我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在政策和實踐操作層面上，習近平總書記則堅定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特別是在推動“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方面，大力推動深化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管理體制改革，把黨的領導內嵌于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之中，積極“做大做優做強”國有企業；同時，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調動了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兩方面的積極性。此外，在堅持和完善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堅持和完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等方面，習近平總書記的態度也都是鮮明的、堅決的。
與時俱進的時代精神
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高速發展，我國經濟實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大幅改善，綜合國力得到極大提高。但是，這期間我國經濟發展也面臨著錯綜復雜的局面。
面對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沒有拘泥于既有的理論定勢，而是解放思想、大膽創新，堅持觀大勢、謀全局、干實事，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念、新的理論、新的戰略。具體如：強調經濟工作是黨治國理政的中心工作，必須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并完善了黨領導經濟工作的體制機制；針對“三期疊加”的復雜局面，提出我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強調要貫徹“新發展理念”，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轉變發展方式；明確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堅決掃除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及時調整宏觀調控思路，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堅持問題導向，部署、實施了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新型城鎮化、“一帶一路”倡議等重大發展戰略；以及堅持底線思維，貫徹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防范和化解各種風險，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等等。這些新的理念、新的理論、新的戰略引領我國有效應對風險與挑戰，使經濟保持了平穩較快發展、綜合國力邁上新的臺階，同時也豐富和發展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寬廣的全球視野和深邃的歷史眼光
習近平經濟思想是在解答中國經濟問題的過程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同時也吸納了全世界經濟研究的大量最新成果。對外開放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借助貿易、投資、科技與人文交流等渠道，中國已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成為了世界“地球村”的重要成員。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與世界的聯系更加緊密，相互交流更加頻繁。具體如：在中國政府與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定期磋商、溝通的基礎上，中國政府領導人與上述機構領導人建立起了定期磋商、交流機制，定期聽取國際機構的政策建議；依托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等渠道，政府間溝通與協調明顯增加，推動著中國擴大制度性開放，使營商環境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水平不斷提高；在世界經濟論壇、“一帶一路”峰會、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等國際性論壇上，中外政治家、各國政府官員、專業研究人士、企業家平等對話、相互切磋，也加深了相互了解。所有這些都為中國最廣泛地吸收國外最新經濟思想成果創造了條件和可能。
在大量吸納國外思想成果的同時，習近平總書記仍然保持著難得的理論清醒。恰恰是這份清醒，使中國保持了自己的立場。冷戰結束以后，“新自由主義”思潮在全球泛濫，夸大市場調節、否定政府干預的論調一度十分流行。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明確指出：“有些人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過時了，《資本論》過時了。這個論斷是武斷的，也是錯誤的。”“事實說明，資本主義固有的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現形式、存在特點有所不同。”正是基于上述認識，他要求全黨努力學習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論，以更好地回答我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同樣，在“經濟全球化”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明確指出：“‘經濟全球化’這一概念雖然是冷戰結束以后才流行起來的，但這樣的發展趨勢并不是什么新東西。”“這就是說，我們今天開放發展的大環境總體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有利，同時面臨的矛盾、風險、博弈也前所未有，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別人精心設置的陷阱。”這也為后來提出“構建新發展格局”做了思想上、政策上的準備。
“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
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推動發展的根本力量。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全面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明確提出：“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增強發展動力，增進人民團結，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新的征程上，我們必須緊緊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站穩人民立場，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尊重人民首創精神，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和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從多方面著手改善民生，推動共享發展成果，使人民群眾的獲得感不斷得到提高。具體如：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就業優先政策，推動實現更高質量、更加充分的就業，不斷增加居民收入；大力發展教育、科技、文化和衛生事業，持續提高居民文化素質和健康水平；推動建立覆蓋全民、城鄉統籌、權責清晰、保障適度、可持續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切實保障特定人群的生活；堅持“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強化黨政一把手負總責的責任制，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力量共同參與，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等等。
推動實現共同富裕，是貫徹共享發展理念、落實“發展為了人民”的直接體現。“十三五”時期，黨和政府著力改善民生，強力推進“精準扶貧”，消滅了絕對貧困，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進入新發展階段，黨和政府從政治高度把握實現共同富裕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也明確指出：“當前，全球收入不平等問題突出，一些國家貧富分化，中產階層塌陷，導致社會撕裂、政治極化、民粹主義泛濫，教訓十分深刻！我國必須堅決防止兩極分化，促進共同富裕，實現社會和諧安定。”相信隨著相關各項政策措施的出臺，中國也必將在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凸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方面取得新的進展。
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學風
習近平總書記的理論創新不僅是為了解釋經濟現象、分析經濟問題，更是為了提供解決方案、解決矛盾和問題。因此，習近平經濟思想具有扎根大地、理論與實際相結合，聚焦現實問題、“學以致用”的鮮明特征。
習近平總書記在提出新理論、新概念的同時，往往也會提出發展戰略、工作重點、方針政策的調整方向，為各級領導干部提供工作指引。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在提出經濟“新常態”的理論之后，圍繞“新常態怎么看，新常態怎么干”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十方面工作重點的轉變；在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之后，提出了“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支柱，并明確了“三去一降一補”（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重點任務；進入新發展階段，面對“兩個大局”交匯疊加“百年疫情”沖擊的復雜局面，又將“五大政策支柱”拓展為“七大政策支柱”，即宏觀政策要穩健有效，微觀政策要持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結構政策要著力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科技政策要扎實落地，改革開放政策要激活發展動力，區域政策要增強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社會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線；在提出新發展理念后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就明確指出：“新發展理念就是指揮棒、紅綠燈。”并號召“全黨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新發展理念上來，努力提高統籌貫徹新發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對不適應、不適合甚至違背新發展理念的認識要立即調整，對不適應、不適合甚至違背新發展理念的行為要堅決糾正，對不適應、不適合甚至違背新發展理念的做法要徹底摒棄。”在提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同時，習近平總書記諄諄教導各級黨員干部要避免陷入一系列認識誤區，并且從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加快科技自立自強、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優化升級、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提高人民生活品質、牢牢守住安全發展底線等六個方面為各級黨員干部明確了努力的方向。
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時代價值
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產生和發展，具有如下幾方面的重大意義：
直面問題和挑戰，引領中國經濟實現平穩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向深層次蔓延，國內經濟運行“三期疊加”的復雜局面，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圍繞“經濟形勢怎么看，經濟工作應該怎么干”積極探索，大膽創新，提出了一系列新論斷、新理念、新戰略，引領中國經濟實現了平穩發展，使中國的綜合國力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從2012年到2021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從53.86萬億元增長到114.37萬億元。以美元計算，2010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有4000多美元，剛剛跨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到2021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2551美元，已經接近邁入高收入國家的門檻。
伴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較快增長，我國經濟結構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從 2012年到 2020年，我國第二產業占GDP比重從45.4%穩步下降到37.8%，而第三產業占比則從45.5%穩步提高到54.5%；城鎮化率也從52.6%提高到64.7%。經過持續的努力，長期困擾我們的過度依賴投資拉動增長、產能嚴重過剩、產品技術含量低、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等問題得到明顯緩解，中國經濟已經邁上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之路。
科學回答中國經濟的“時代之問”，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經濟領域提出的新理念、新理論、新戰略和新政策，有很多都是過去沒有講過，或者講了但不夠明確的。比如：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屬性問題，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的關系問題，國有企業的社會屬性與發展方向問題，黨中央都作出了明確的回答，消除了認識上的“模糊地帶”，進一步明確了發展方向。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又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作出明確規定，并就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作出全面部署。至此，相對完備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已經基本成型。隨著世界經濟格局發生深刻變革，黨中央作出了一系列戰略決策，如堅持互利共贏，推進“一帶一路”合作；推動世界貿易組織改革，堅定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加快自由貿易區談判；推動建設科技強國，緩解“卡脖子”風險；乃至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等等。上述理論創新，是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分析當代經濟問題、回答“時代之問”的理論成果；同時也在引領中國經濟穩健前行的過程中驗證了其真理性。因此，習近平經濟思想是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有機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果。
豐富了現代化理論，走出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中國是一個大國，擁有獨特的歷史、文化和傳統；再加上人口眾多，快速推進工業化進程必然會面臨更加艱巨、復雜的挑戰。在某種程度上說，“三期疊加”就是考驗中國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順利完成工業化進程的試卷。面對“三期疊加”的復雜局面，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沒有照搬西方國家需求管理的經濟管理模式，而是把需求側管理和供給側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著力推動產業升級和結構優化。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以需求引領供給、供給創造需求，通過推動實現高水平供需動態平衡，實現了經濟穩定增長、結構持續優化、就業不斷增加、民生持續改善等發展目標。經過近十年的持續努力，我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國際化水平均有了顯著提高，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向前推進了一大步。目前的中國正前所未有地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豐富了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實踐；相應地，作為其指導思想的習近平經濟思想也為其他發展中國家走出適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提供了借鑒。
習近平經濟思想系列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