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小傳：常修澤，著名經濟學家，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歷任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國家計委（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常務副所長等職。《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經濟學卷）》入選者。1992年起成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長期致力于制度經濟學領域人的發展理論、廣義產權理論和中國轉型理論的研究。出版了《人本體制論》《人本型結構論》《產權人本共進論》等專著，被學界稱為中國“人的發展經濟學領軍人物之一”。入選美國傳記研究中心（ABI）《國際名人錄》和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IBC）《國際名人錄》。

省第十五次黨代會提出，高水平推進人的現代化，打造促進全體人民全面發展高地，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斷得到滿足。如何從“人”的角度，加快經濟高質量發展，奮力推進“兩個先行”？記者采訪了“人本經濟學”的探索者、著名經濟學家、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博士生導師常修澤教授。

全體人民的全面發展是現代化之本

從物本到人本，從“四個現代化”進一步上升到“人的現代化”，從而聚焦全體人民的全面發展，這是中國乃至人類現代化之本，當然也是浙江“兩個先行”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常修澤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講到“人的解放”時，馬克思特意在旁邊加了邊注：“哲學的和真正的解放”“一般人。唯一者。個人。”尤其在講到未來新社會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等文獻中，更是使用了“每個人的自由的全面發展”，以及“最無愧于最適合于人類本性”等關鍵詞。常修澤在其專著《人本體制論》（2008年）中表示，這是一種切實站在“人”的發展立場研究問題的“人本觀”，是一種與“人本工具論”有本質區別的“人本實質論”。

常修澤進一步分析說，這里的“人”，要從三個層次去全面把握其含義：一是指“全體人”，而不是一部分人，甚至也不是所謂的“多數人”或“大多數人”，一定要把握“全體人民”，要“達到邊”；二是指“多代人”，不僅指當代人，還包括后代人，比如在分配上，除了當代人之間講公平之外，還要考慮“跨代分配”和“代際公平”；三是指“多需”之人，而不是“單需”之人，“多需”應包括物質生活、精神生活、身心安全以及參與社會生活等。

既然提出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常修澤建議，應設法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四個方面的成果：一是物質成果，以適應全體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生活需要；二是文化成果，滿足全體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生活需要；三是社會成果，滿足人民對社會公共服務方面的需要；四是政治成果，滿足人民群眾參與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需要。

全域創新發展的關鍵在于“人”

推進“兩個先行”，不斷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首先要通過創新創造，實現高質量發展。省第十五次黨代會提出，未來五年，將全面轉入創新驅動發展模式，突出把握創新制勝工作導向，全面實施科技創新和人才強省首位戰略。

對此，多年深入浙江調查研究、熟悉浙江情況的常修澤表示，浙江是堅定不移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先行實踐區。依據他2013年主筆出版的《創新立國戰略》一書中的主張，常修澤建議浙江下一步把握好創新工作的三個方面，并形象地將其比喻為“一個頂層設計、三根橫梁、四個支柱”。

首先是進行“一個頂層設計”，他強調創新是一個完整的體系，要有一個“以數字化為引領，進而系統打造浙江全域創新發展體系”的總體設計。

其次是搭好“三根橫梁”，要設法涵蓋到國家發展、產業發展、企業發展三個層面，而其中的靈魂是“人”。

第三是建造“四個制度性支柱”，即創新型人才體制、創新型教育體制、創新型知識產權保護體制，以及邁向創新大國的相關配套體制。

在實踐中，人們往往把創新簡單理解為技術創新。常修澤強調，一定要突破“單一技術創新論”的狹隘眼界，要特別重視制度創新在全域創新體系中的地位。比較而言，中國最缺的還是制度創新。“要急國家之所急，不斷探索制度創新、理論創新、文化創新。”而無論是技術自主創新抑或制度創新，最能動的因素還是“人”。

對于如何促進創新，常修澤提出三條可行性建議：一是給每個人才“身價”賦能（如球員或明星一樣）；二是給職務發明以產權分割；三是推進知識產權證券化。

“共同而有差別的普遍富裕”：旨在調動“所有人”的積極性

奮力推進“兩個先行”，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需要準確全面把握共同富裕的深刻內涵。常修澤提出了“共同而有差別的普遍富裕”的概念。一是共同富裕，二是有差別的普遍富裕，兩者缺一不可。“共同富裕”可由社會主義的制度性質導出；“有差別”，可從社會主義勞動的“個人謀生性”導出。按照馬克思主義原理，在整個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具有“個人謀生手段”的屬性，不同的勞動能力仍然是各自的“天然特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方式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由于勞動者的個人天賦、工作能力不同，因而產生的分配結果自然就有差別。“如果再考慮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民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這一問題就更為復雜。”

針對這種客觀情況和收入差距問題，常修澤提出三條對策：

首先，要從發展大格局考慮問題。“要看到‘共同富裕’絕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分配問題，而是一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性、戰略性問題。”一定要牢牢扭住高質量發展這個“牛鼻子”，重點做好“人”的文章，充分發揮“所有人”的主觀能動性，調動包括投資者、技術創新者和普通勞動者在內的全社會成員投資創業、創新創業和勞動就業的積極性，讓一切發展生產力的積極因素充分聚集，創新創造活力競相迸發。

其次，研究分好“蛋糕”的問題。要切實推進分配制度改革，包括初次分配、第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從“三個傾斜”（即向政府、壟斷企業和非勞動者傾斜）逐步向“所有人的利益均衡點”轉變。同時以“人”為導向，不斷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彌補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的缺口。

第三，建立完善的環境資源產權制度。環境資源領域產權界定不清、產權配置不當和交易價格不合理，以及環境資源稅收制度等不完善，一方面導致了相關少數人“暴富”，擴大了社會貧富差距；另一方面又影響自然環境，損害人民群眾的“環境人權”。“這個問題也應引起重視。”常修澤強調。

從“每個人自立自強”看擴大居民消費

省第十五次黨代會提出，要深入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建設消費型社會，深化“放心消費在浙江”行動，構建品質消費普及普惠體系。常修澤認為，建設消費型社會，既是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也是在當前世界形勢下，保持國家戰略定力、確保“每個人自立自強”所必需。

他解釋說，構建新發展格局，從經濟上說，固然要搞好“雙循環”，尤其突出國內需求；另一方面，要把握新發展格局的本質要求是“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基礎是“每個人自立自強”。如何實現每個人的自立自強？從根本上說，就是要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要。“當前，一個突出的落腳點就是要擴大居民消費，尋求‘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相結合’。”

研究消費、把握消費趨勢，常修澤認為，應該以“人的發展經濟學”為思路，特別要分清消費“四個率”。

第一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在新階段，這個指標未能反映居民全部消費的總體情況，有片面性和滯后性。“因為現在的居民消費，除了購買產品，還有‘服務消費’，如文化、旅游、教育、醫療、健身等。”第二是消費增長率。這個指標既包括商品消費，也包括服務消費，比較全面，“如果從‘居民人均消費支出’角度研究消費增長情況，有其重要價值。”第三是消費貢獻率。這個指標反映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這對于研究14億多人這個‘消費大市場’的拉動作用和積聚效應，是有意義的，盡管理論上它還屬于增長主義。”第四是最終消費率，按照“人的發展經濟學”的邏輯，要特別關注“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占整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如同打靶要瞄準10環一樣，研究消費要特別瞄準居民消費率”，他認為，我國現在的“居民消費率”過低，是個“短板”。在《人本型結構論》一書中，常修澤提出“把居民消費率拉高”。“這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第一位的問題。”他重申。

如何促進新階段消費升級？常修澤提出，從“人”出發，從機制、結構、方式“三線促進”。

第一條線，建立長效機制，使人們“能消費、敢消費、放心消費”。

“能消費”，重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釋放居民的消費需求。一是提高消費者收入水平；二是縮小收入差距；三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敢消費”，就要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在老百姓收入還不夠高的情況下,怎么才能“敢消費”?首要的是搞好社會保障,把基本公共服務搞好,以彌補收入環節之薄弱。現階段最靠譜的行動是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放心消費’，主要是保障消費安全，最關鍵的是食品藥品安全，這都是涉及人的發展的問題。必須建立健全消費品質安全監管、追溯、召回制度,確保消費安全。”

第二條線，優化消費結構，挖掘消費潛力。

一是優化商品消費和服務消費結構。“要認識到，隨著階段變化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居民服務型消費會異軍突起，未來幾年比重將超過商品消費，占50％以上”。二是優化政府消費與居民消費結構。在鼓勵提高居民消費比重的同時，適當壓減政府消費。“當然，與居民直接相關的公共性消費開支，該增的還是要增，比如用于醫療、基礎教育、失業、養老、撫恤等領域的政府財政開支。”三是優化農村消費與城市消費結構。“應繼續調整農村消費與城市消費結構，尤其要彌補、強化農村公共消費（包括農村基礎教育、農村公共衛生與醫療、農村養老保障等公共消費）這一薄弱環節。”

第三條線，創新消費方式，促進消費升級。隨著信息技術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費方式的多樣化趨勢明顯增強。“網上購物、網上醫療、網上教育、沉浸式購物、柔性化定制等多樣化、個性化消費模式層出不窮，消費增長空間十分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