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企業數字化轉型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關鍵，其本質是企業自身進行一場深刻變革?？苿摪宓亩ㄎ挥?ldquo;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決定了其上市公司數字化轉型排頭兵的地位，在分析科創板上市公司的行業屬性、地區分布、研發狀況等的基礎上，進一步通過主成分分析提煉出數字化轉型企業內部關鍵因素，將之作為自變量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可以發現企業數字化轉型與研發支出、企業性質、地方政策等有密切關系，因而重視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科技人才培養、健全機制舉措，營造有利的宏觀政策環境和制度環境等可以更好推進企業數字化轉型。

【關鍵詞】數字化轉型 科創板 企業數字化

【中圖分類號】F42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8.007

【作者簡介】張巍，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政策、應用統計分析。主要著作有《產業政策、企業創新驅動與產業發展》、《企業創新驅動發展的國家戰略進路——模仿性、強制性同構到規范性同構》（論文）等。

當前，新一輪世界科技革命發展迅猛，產業變革加速，傳統產業不斷向數字化轉型，數字經濟發展已駛入快車道，成為經濟轉型升級、跨越發展的重要驅動力。我國推動發展數字經濟的力度不斷加大，在完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推動信息技術與制造業融合應用、發展壯大數字產業等諸多方面取得明顯成效，產業數字化轉型持續向縱深加速發展。近年來，我國政府為了推動數字經濟同實體經濟融合，出臺了一系列文件。2022年初，國務院印發《“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明確指出數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主要經濟形態；2022年2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等四部委啟動建設國家算力樞紐節點，規劃了10個國家數據中心集群，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體系完成總體布局設計，“東數西算”工程正式全面啟動；各省通過“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十四五”發展規劃等文件或方案，對未來3～5年數字經濟發展提出了具體目標。根據《“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部署，為加強統籌協調，2022年7月，國務院正式同意建立數字經濟發展部際聯席會議制度。

企業數字化轉型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關鍵，其本質是企業自身進行的一場深刻變革。2018年11月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上海舉行的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宣布，將在上海證券交易所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支持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建設，不斷完善資本市場基礎制度。2019年1月，中國證監會發布《關于在上海證券交易所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的實施意見》，明確提出要在上海證券交易所設立一個專業化資本市場板塊——科創板，科創板精準定位于“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2019年7月22日，科創板正式開市交易。本文對科創板上市公司進行研究，提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關鍵因素。本文使用的樣本數據主要是wind數據庫科創板（Sci-Tech Innovation Board; STAR Market）上市公司數據，時間截止到2021年12月31日。

科創板企業數字化分析

理論界認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是要通過關鍵業務、關鍵環節、關鍵部位的數字化推進管理變革，加快業務模式創新，增強自身應對市場變化的靈活性和敏感性（袁勇，2017）。有學者提出數字化轉型是指通過信息技術、計算技術、通信技術和連接技術的組合觸發實體屬性的重大變革，以期改進實體產業的過程（Vial, G., 2019）。數字技術的應用改變了傳統的商業邏輯，其價值維度體現在推動產業跨界融合、重構產業組織的競爭模式、賦能產業升級等方面（肖旭、戚聿東，2019）。制造業企業戰略轉型，并不只是簡單的重塑業務流程，而是以組織模式創新作為切入點，與新時代的技術創新相結合，推動企業創造新的價值。企業若想成功實現數字化，需要利用信息技術全方位推進業務重塑和業態創新。數字化發展正在為制造業價值創造提供新的能量空間和驅動路徑，未來的趨勢應是數字化與制造業的深度耦合（焦勇，2020）。

企業利用大數據、AI、云計算等進行數字化重塑，構建具有前瞻性的業務模式，這是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高度融合發展的過程。科創板的定位決定了其上市公司數字化轉型排頭兵的地位，以科創板上市公司為基礎分析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關鍵因素較為合理。

科創板上市公司行業屬性分布?？苿摪迳鲜泄局杏嬎銠C、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互聯網及其相關服務是典型的數字產業；專用設備制造業涉及多個領域的跨學科綜合技術，最終服務于5G通信、智能終端、集成電路、汽車電子、云計算、醫療電子及航空航天等國民經濟及科技重要領域，亦屬于國家當前重點支持的數字產業領域；電氣機械和器材制造業正在推動產品技術向數字化、智能化發展，在現有廠區內配置機器人和自動化裝備、智能化集成測試與檢測設備、自動化配送與轉運裝備，打造智能制造管理系統和AIoT智慧物流；醫藥制造業的藥物警戒系統、數字化營銷系統、臨床研究分析系統、藥物安全性和研發協作系統在云上運行。招股書信息顯示，科創板上市公司均已建立完善的研發體系，眾多企業擁有智能科技研究院、研發平臺以及各事業部及有關部門下設的多個研發組，涵蓋產品研發、設計、工藝、試驗、質量控制以及制造模式轉型升級等方面，已集聚了一批集成電路、生物醫藥、高端裝備制造等領域的科創企業。從科創板上市公司的行業分布來看，以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醫藥制造業、電氣機械和器材制造業公司為主，與科創板定位于戰略新興產業特別是未來科技發展趨勢高度吻合，由表1可見上述五個行業合計310家，占科創板上市公司總數的71.4%。

科創板上市公司地區分布?？苿摪迳鲜泄局饕植荚诮K省、廣東省、上海市、北京市、浙江省，由表2可見五地合計307家，占科創板上市公司總數的70.7%，表明珠三角、長三角、北京是企業數字化轉型前沿地區。

表1 表2

科創板上市公司研發狀況。2020年3月，中國證監會首次發布《科創屬性評價指引（試行）》，以研發投入力度、發明專利產出及其對企業經營業績的實際影響三方面核心指標衡量科技企業的科創屬性。經過一年運行，中國證監會公布《關于修改〈科創屬性評價指引（試行）〉的決定》，新增研發人員數量占比超過10%的常規指標，以充分體現科技型人才在企業科技創新活動中發揮的核心作用。由表3可見，科創板公司研發人員占員工人數百分比在10%以下的只有10家，占科創板上市公司的2.3%，按照2021年4月中國證監會新規屬于不合格企業。研發人員占員工人數百分比為10%～20%之間的公司數量最多，有153家公司；研發人員占員工人數百分比在20%～30%的有96家公司；研發人員占員工人數百分比在50%～100%的有53家公司，一半以上員工由具有技術背景的科研人員構成，政府應增加對這類企業的政策扶持力度?？偟膩砜矗邪l人員占員工人數百分比在10%以上的合計占所有科創板上市公司的91.9%，是科創板上市公司的絕大多數。

表3

李克強總理在2020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提高科技創新支撐能力，穩定支持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引導企業增加研發投入。從研發支出看，中國證監會要求科創板上市公司最近三年累計研發投入占最近三年累計營業收入比例5%以上，或最近三年累計研發投入金額為6,000萬元以上。截至2021年12月31日，科創板上市公司中單年投入占營收比例超過5%的共362家公司，占比83%；研發支出占營收比例5%以下的公司有72家，占科創板上市公司17%。由于本文研究數據為一年，而中國證監會要求三年累計5%以上，因此科創板上市公司均應達到中國證監會要求。這一占比10%～20%的有119家，接近30%；20%～30%的有45家，占10.4%，30%以上的有40家公司，占比9.2%，單年研發投入占營收比例超過10%的公司合計已達科創板上市公司的90%。研發支出占營收這一比例分布狀況與科創板“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主要服務于符合國家戰略、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市場認可度高的科技創新企業”的定位基本吻合。同時，有11家公司研發支出占營收百分比超過100%，占比為2.5%，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比較復雜，或者由于企業發展戰略層面特別重視研發投入；或者由于科創板服務國家創新驅動戰略，產品本身需要保持高強度的研發投入力度；或者由于科創板更具包容性，政府或市場力量對企業所從事領域生產經營能力認可，投入大量研發資金，此類公司目前尚處于培育階段，營業收入規模與研發投入相比較低。

科創板企業數字化轉型關鍵因素分析

數字化轉型企業內部關鍵因素。通過wind數據庫，筆者找到科創板上市公司的運營數據，進行主成分與因子分析，所用指標見表4。通過主成分分析提煉出四個因子變量，第一個主成分特征值為7.492，方差貢獻率為44.070%，前四個主成分的累計貢獻率為80.321%，提取因子的條件為特征值大于1。由成份矩陣可以看出，最終計算提煉出FAC1_1、FAC2_1、FAC3_1、FAC4_1四個因子變量，第一個因子變量由碩士學位以上員工人數、研發人數、研發支出（萬元）、擬募集資金（億元）、資產總計（萬元）、負債總計（萬元）、歸屬母公司股東的權益（萬元）、營業總收入（萬元）、營業總成本（萬元）等變量集合形成；第二個因子變量由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凈增加額（萬元）、歸屬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萬元）、利潤總額（萬元）、營業利潤（萬元）等變量集合形成；第三個因子變量主要由員工人均薪酬（萬元）、人均創收（萬元）、人均創利（萬元）等變量決定；第四個因子變量主要由核心技術人員人數一個變量決定。

根據四個因子變量與原始變量的關系，給四個因子重新命名為：綜合實力指標、利潤指標、人均指標、核心技術人員人數。統計學上核心技術人員與研發人數、研發支出呈現不同特征，故第一個因子變量沒有將核心技術人員數納入。通過因子分析計算出每個公司的因子得分，SPSS軟件直接生成相應變量數值，根據各變量數值進行排序，排名前10位的公司如表5所示。

表4表5

從企業層面分析，四個主成分中有兩項及兩項以上進入前10位的公司包括：傳音控股的綜合實力、利潤、核心技術人員數都領先，三項指標均進入前10位；中芯國際、大全能源的綜合實力、利潤兩項指標都名列前茅；晶科能源、天合光能、天能股份的綜合實力、核心技術人員人數兩項指標進入前10位；百濟神州-U的綜合實力與人均指標兩項指標進入前10位。上述公司均綜合實力超群，而天能股份、天合光能、晶科能源、傳音控股等公司同時位居核心技術人員人數前10位，表明核心技術人員是科創板上市公司的核心競爭力，是公司綜合實力、競爭潛力的重要人才基礎。

從行業層面分析，綜合實力中電氣機械和器材制造業公司表現突出，包括晶科能源、天合光能、天能股份、大全能源4家公司；醫藥制造業利潤指標排名靠前，包括東方生物、熱景生物、圣湘生物、碩世生物、之江生物5家公司；人均指標中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公司表現突出，有東微半導、東芯股份、格科微、瀾起科技4家公司；核心技術人員人數指標電氣機械和器材制造業公司表現突出，有天能股份、天合光能、晶科能源、三一重能、廈鎢新能、珠海冠宇6家公司。由此可見，當前我國數字經濟領域中電氣機械和器材制造業、醫藥制造業、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表現最為亮眼。

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研發支出。將企業研發支出占營收的比重小于5%和大于5%設為0和1，與四個核心指標做Logistic回歸分析，實證結果見表6，可以發現利潤指標和核心技術人員人數指標是顯著的，拒絕原假設，研發支出占比與利潤指標、核心技術人員人數有明顯關系，企業利潤、核心技術人員人數越多，研發支出投入越多，這樣反過來又會促進企業利潤增長，吸引研發人才，形成研發團隊，充分激發人才創新活力。

表6

數字化轉型與企業性質。據統計顯示，2020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營業總收入占全國經濟總量比例達到62.29%，是發展數字經濟的重要力量。做強做大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是重要路徑，同時，國企數字化轉型成功與否關系到數字經濟建設成敗。國務院為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深度融合，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等進行了決策部署。國資委指導推動中央企業積極發展數字經濟，在核心電子元器件、高端芯片、核心工業軟件等領域取得系列重大技術突破，為我國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作出了重要貢獻。2020年9月，國務院國資委印發《關于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工作的通知》，明確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基礎、方向、重點和舉措。2021年10月，工信部、國務院國資委簽署《關于加快推進中央企業兩化融合和數字化轉型戰略合作協議》，共同推動中央企業加快信息化工業化融合和數字化轉型，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國有企業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積極布局數字化轉型，未來國企的數字化轉型值得關注。

科創板上市公司以非公經濟居多，這些企業保持了相對靈活的生產經營方式，數字化轉型較快。通過SPSS軟件得到的結果發現，科創板國有性質的公司只有34家，占比僅為7.8%。將國企設為1，非公經濟設為0，企業內部運營主要指標提煉出的四個核心指標與企業性質做Logistic回歸分析（見表7），發現綜合實力指標、利潤指標與企業性質實際顯著性水平分別為0.168、0.874，實證結果不顯著，綜合實力指標、利潤指標與企業性質無相關關系；人均指標、核心技術人員人數與企業性質的實際顯著性水平分別為0.020、0.003，實證結果顯著，拒絕原假設，人均指標、核心技術人員人數與企業性質顯著相關。

表7

數字化轉型與地方政策?；谇貛X-淮河一線的緯度，省會城市緯度低于或者接近于北緯32°的省份被劃為南方省份，省會城市緯度高于或者接近于北緯32°的省份被劃為北方省份，據此分類，科創板中南方公司數量324家，是北方公司110家的近3倍，在數量上占優。將南方賦值為1，北方賦值為0，科創板企業四個核心指標與公司所在南北地區做Logistic回歸分析（見表8），實際顯著性水平分別為0.907、0.109、0.223、0.466，均大于0.1，實證結果不顯著，不能拒絕原假設，四個核心指標與公司所處南北地區無相關關系。從區域協調發展的視角來看，企業數字化轉型不存在單純的地域影響。

將地域的0、1設置重新進行調整，將公司總部所在地為江蘇省、廣東省、上海市、北京市、浙江省的公司賦值為1，其他省份賦值為0，如果顯著性水平設為0.1，四個核心指標與五省及其以外省份實際顯著性水平分別為0.095、0.002、0.005、0.000（見表9），實證結果顯著，拒絕原假設，四個指標與因變量即江蘇省、廣東省、上海市、北京市、浙江省等五地的區域政策均有關系。實證結果說明，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地區政策措施有顯著正向影響，政策措施得力又對企業數字化轉型非常有利。

表8表9

企業數字化轉型保障

重視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科技人才培養?？苿摪迳鲜泄菊泄烧f明書中均提示投資風險，核心技術及核心人員已成為科創板上市公司發展的重要保障。若未來出現因人才競爭加劇導致公司核心技術人員流失，或因保護措施不足導致核心技術泄密，將對公司的產品競爭力和持續創新能力產生不利影響，進而存在公司業績受損的風險。目前，科創板已有多家上市公司因此遭遇風險。

研究發現，數字經濟發達的省份多為高等教育水平領先的省份，可見推進企業數字化轉型需要大力培養科技人才?？萍既瞬排囵B已經成為我國的國策，2021年9月召開的中央人才工作會議提出了人才發展目標：到2025年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大幅增長，科技創新主力軍隊伍建設取得重要進展，頂尖科學家集聚水平明顯提高，人才自主培養能力不斷增強，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擁有一大批戰略科技人才、一流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2022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強調：“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完善人才發展體制機制，加大對青年科研人員支持力度，讓各類人才潛心鉆研、盡展其能。”當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科技人才培養工作仍然面臨諸多難題，人才評價、人才激勵體系亟待變革，需要進一步完善人才培養工作體系。

健全機制舉措，營造有利的企業數字化轉型宏觀政策環境。江蘇省、廣東省、上海市、北京市、浙江省五省市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領先地位離不開地方政策指引。例如，江蘇省明確了2025年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達到13.5%左右、2035年數字經濟整體發展水平進入世界先進行列的目標定位，建立了“領導小組辦公室＋專項行動小組＋高端智庫”的推進機制，構建數字經濟發展“指導意見＋三年行動計劃＋專項行動推進方案＋年度工作要點”的全鏈條政策體系，制定數字經濟促進條例。廣東省是數據大省，積極推進落實企業首席數據官建設。2021年，廣東省全面推進數字經濟強省建設，出臺數字經濟促進條例、加快數字化發展意見、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實施方案及若干政策措施。上海市已正式印發《上海市數字經濟發展“十四五”規劃》，提出到2025年底，上海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穩居全國前列，增加值力爭達到3萬億元，占全市生產總值比重大于60%，高潛力數字新興企業加快成長，高水平數字消費能級不斷躍升，若干高價值數字產業新賽道布局基本形成，國際數字之都形成基本框架體系。2021年8月，北京市發布了《北京市關于加快建設全球數字經濟標桿城市的實施方案》。北京加快建設智慧城市，圍繞數據要素利用、新興產業培育、數字消費引導、標桿工程實施、標桿企業培育、政策規則制定等多個方面，高標準推動全球數字經濟標桿城市建設。浙江省堅持不懈把數字經濟作為“一號工程”來抓，實施數字經濟五年倍增計劃、國家數字經濟創新試驗區，即實施數字經濟“一號工程”升級版，提出高水平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數字科技創新中心，高水平建設全國數字產業化發展引領區、全國產業數字化轉型示范區、全球數字貿易中心，加快建設數據基礎制度先行先試區，加快建設長三角新型算力中心。上述五省市的政策措施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了良好的發展環境與基礎。

同時，江蘇省、廣東省、上海市、北京市、浙江省也是數字經濟發展基礎良好的省份，經濟、文化基礎雄厚。對比近年來鼓勵發展大數據產業的貴州、安徽，兩省的科創板上市公司并不多，說明利用外部力量招商引資發展大數據產業相對容易，但形成本地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良好生態尚缺乏基礎，這些省份要想盡快實現企業數字化轉型，既要構建合理有效的宏觀政策環境，更需要夯實信息技術等各方面基礎設施。

加強頂層設計，營造良好的企業數字化轉型制度環境。政府的數字化轉型戰略對于國有企業而言至關重要，需要頂層設計、謀劃布局，通過數字化轉型戰略進一步指導推動國有企業尤其是中央企業加快數字化轉型建設，包括加快發展數字產業，加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布局力度；聚焦云計算、大數據、工業互聯網等重點領域，加快培育具有重大引領帶動作用的骨干龍頭企業，促進形成各類所有制企業、大中小企業協調發展的數字產業生態；進一步加快推進數字服務，加大5G網絡、工業互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力度，更好推進數字技術應用。

目前，數字經濟，特別是互聯網經濟大部分為非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有其自身規律，信心與預期至關重要。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就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提出了許多新理論、新思路和新舉措，為非公有制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指明了方向。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我們更應尊重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自身規律，積極推動非公有制經濟高質量發展，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奠定堅實基礎。

（本文系中國政法大學科研創新項目資助“新時代產業政策創新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ZFG79003；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中國政法大學新興學科培育與建設計劃資助）

參考文獻

Mikalef, P.; Pateli, A., 2017, "Information Technology-enabled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Their Indirect Effect on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Findings from PlS-SEM and fsQCA,"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vol. 70(1), pp. 1–16.

Meffert, J., 2018, Digital @ Scale: The Playbook You Need To Transform Your Company, Shanghai: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袁勇，2017，《BPR為數字化轉型而生》，《企業管理》，第10期。

肖旭、戚聿東，2019，《產業數字化轉型的價值維度與理論邏輯》，《改革》， 第 8 期。

焦勇，2020，《數字經濟賦能制造業轉型： 從價值重塑到價值創造》，《經濟學家》，第6期。

Vial, G., 2019, "Understand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 review and a research agenda,"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28(2), pp. 118–144.

湯吉軍，2021，《國有企業性質再認識》，《江漢論壇》，第7期。

姚小濤、亓暉、劉琳琳、肖婷，2022，《企業數字化轉型：再認識與再出發》，《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2022，《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2年）》，7月8日。

張宗新、孔讓峰，2022，《科創屬性向市場傳遞了科技型公司的價值嗎？》，《證券市場導報》，第6期。

Key Factors and Guarantees for Corpo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alysis

—Case Study of Listed Companies on the STAR Market

Zhang Wei

Abstrac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is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its essence is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themselves. The positioning of sci-tech innovation board determines its position as the vanguar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listed companies. By analyzing the industrial attributes, regional distribution and R&D status of the listed companies on the board, we can find tha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R&D expenditure, nature of enterprises and local policies. It is important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sound mechanisms, and the creation of favorable macro policy environment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so as to better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AR Market, corporate digit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