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相關部門基于網絡生態治理的特點和規律，通過重點強化專項整治和基礎管理，遏制了部分網絡頑疾惡化的勢頭，網絡生態狀況整體向好。但網絡生態中的部分頑瘴痼疾仍然借助新的傳播方式不斷以新的表現形態出現，分布在網絡內容、網絡運營、網絡黑產、網絡道德等多個領域，損害人民群眾合法權益，干擾我國網絡空間秩序，仍需進一步強化治理。

【關鍵詞】網絡生態  網絡社群  網絡治理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網絡已成為當前社會發展演化過程中的關鍵驅動力量，并以其內在邏輯持續改造著人類的生產、消費與再生產過程，加速重構全球社會結構。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推動形成良好網絡生態。”構建良好網絡生態，對于維護公眾權益，保障網絡安全，提升網絡治理能力，推動社會發展意義重大。2022年3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2022年“清朗”系列專項行動新聞發布會指出，網絡生態日益向好，網絡空間日益清朗，贏得廣大網民和社會各界的積極支持；但同時，網絡生態亂象極易反彈反復，一些頑瘴痼疾仍然不同程度存在，許多深層次問題還沒有根本解決，新情況新問題也在不斷出現。

網絡社群的輿論表達與集體行動趨于圈層化，會助推網絡空間的巴爾干化

作為思想的生產與傳播平臺，互聯網不僅改變了個體的思想方式與行動方式，而且也改變了社會思潮的傳播路徑與接受方式。社會思潮是特殊社會心理的系統化反映，在各類不同的輿情焦點事件中，社會思潮在孵化平臺、傳播路徑以及催生的行動方式上總是呈現出相對穩定的特征。目前，新自由主義、民粹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女權主義等思潮均在互聯網上頻頻發聲。值得注意的是，當熱點事件發生后，不同思潮會通過鏈條式的擴散傳播模式，形成特別的網絡社群圈層。因此，當下網絡生態的特點不僅在于其全民性與系統性，更在于移動互聯和算法推薦技術助推下形成的群體細分。在網絡輿論焦點事件的發展演化過程中，這些細分群體基于不同社會思潮的輿論表達與社會行動被激活，眾多“大V”與大量網民參與其中，并進行激烈的議題博弈與話語競爭，形成明顯的群體分化與輿論極化趨向。當這種網絡社群圈層的輿論表達極端化、模式化之后，就形成了網絡空間的“巴爾干化”（Cyber balkanization）。一些話題成為眾多社群關注的敏感點和話語權爭奪的焦點，變成了一點就著的“火藥桶”。比如，性別問題就是其中一個典型領域，互聯網上性別對立現象日益尖銳，家暴案、“普信論”“冠姓權”等頻頻引發輿論熱議。

圈層化的網絡群體已經成為各類網絡謠言的集散地與觀點的信息繭房，圈內輿論議題更是呈泛政治化、泛娛樂化趨勢，且政治娛樂化趨勢加強。在敏感議題上激烈的話語競爭，其本質是不同群體間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的交鋒，并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特定社會群體的利益訴求、情感需求、思想愿望及政治經濟情況。但也要看到，這種跨圈層的輿論交鋒已突破區域限制，滋生了對立信息的二次傳播與風險生成。特別是不同立場間的輿論表達雖然呈現出一定程度的話語互動，但從其互動內容來看，卻以批判攻擊為主，而非理性討論，其實質是通過激進的話語策略來搶占話語空間。這不僅會阻礙社會共識的達成，而且也會對意識形態安全構成挑戰。

更重要的是，當下網絡社群的影響力邏輯還往往將輿論表達與集體行動整合在一起，體現為“焦點事件—輿論表達—情感動員與價值動員—立場錨定與共同體建構—網絡自組織—集體行動”的路徑。特別是一些網絡社群線上線下相結合，不斷制造新熱點與新沖突，助推熱點事件持續升級。行動主義傳播的核心要旨在于將行動與傳播融為一體，通過策劃大規模的行動來制造可供媒體報道的事件，以形成更廣泛的輿論動員效果，近年來行動主義基于互聯網進行創新，出現了一些新的動向。首先是所謂的線上行動主義，又稱“懶人行動主義”，主要是指通過娛樂化、藝術化的方式，以表情包、漫畫、歌曲、行為藝術等形式，吸引網民關注，并進行轉發、評論、點贊等，從而策動大規模網絡集體行動，制造輿論壓力。線下行動主義則通過圍觀、探訪、看望、紀念等形式，有的還同步進行網絡直播，故意“碰瓷”，一方面逼迫相關部門采取行動，尋找漏洞，為后續炒作提前醞釀議題；另一方面則制造意見氣候，動員圍觀群眾。

信息繭房、回音室效應及“過濾氣泡”現象更為隱匿化、極端化，暗藏輿論綁架決策的風險

當前，國內外環境的變遷給民粹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各類自媒體平臺開放更多內容接口和提供便捷的商業變現渠道，不斷吸引巨量的個人和組織加入，自媒體時代的傳播者身份因此變得空前多元。但是以幾何倍數增長的傳播者及其生產的龐雜信息所面對的仍是數量已經基本固定的受眾及其有限的注意力，于是以“流量”為代名詞的“受眾注意力”成為所有傳播者爭奪的焦點。這樣，在信息過剩但注意力稀缺的互聯網上，流量就成了硬通貨。在此過程中，民粹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也因龐大的擁躉成為賺取眼球、獵取利益的“流量密碼”。一些網絡平臺、商業機構和關鍵意見領袖（KOL）把民粹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作為營銷手段，來實現資本利益訴求，不斷炒作社會熱點事件，制造階層對立和群體撕裂，為民粹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言論的滋長推波助瀾。

數字空間中的民粹主義一旦被流量和資本掌控，就不再單純停留于傳統民粹主義抵制、抗爭和解構精英文化的維度，而是會在數字資本的驅動下演化為一種可以帶來資本增殖的文化生產方式和文化消費手段。特別是網絡自媒體高度的靈活性和部落化傾向，讓一些有相同觀點的人同聲相求，使得觀點更加激進極端。另外，由于網絡參與的便捷性和平民性，部分網民借助公共話題反映利益訴求，間接表達自己的立場，成為民粹主義的“易感人群”。一些網絡“大V”基于商業利益的考慮，會選取一些博眼球的新聞進行炒作，不斷博下限、觸底線，成為民粹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吹鼓手。

隨著數字技術、移動互聯和智能算法等技術的迅猛發展，以及用戶群體和用戶需求的多元化和細分化，實現內容與用戶的精準匹配才能增強用戶黏性、提升傳播效果。各類傳播主體利用大數據分析等技術，準確刻畫用戶群像，深度把握用戶特點，根據不同的用戶群體制定有針對性的傳播策略。在此背景之下，具有人工智能傾向的算法迅速滲透進社會各層面，并表現出強大的威力。數字媒體與算法技術的結合，致使其不但能夠影響各類社會思潮的傳播，還能夠讓傳播模式趨于去組織化、去中心化，從而給一些社會思潮通過營造“信息繭房”進而實現社會控制提供了契機。在如今的一些西方國家，資本操縱算法政治俘獲社會的現象愈演愈烈，已成為一種政治傳播景觀。

在這種潮流驅動下，民粹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也在算法加持下，不斷提升其社會影響力。例如，有學者提出了“算法民粹主義”的概念。所謂算法民粹主義，指的是網絡平臺或其他社會行為體，通過大數據對用戶進行精準畫像，然后利用算法技術將具有民粹主義傾向的賬號或相關內容大規模、精準化地推薦給目標民眾，進而增加流量的現象。作為一種策略與手段，算法民粹主義通過大數據分析和算法智能推送實現了民粹動員與算法動員的有機結合，并通過數字媒體平臺的廣泛鏈接進一步助推網絡圈層化，由此引發的信息繭房、回音室效應及“過濾氣泡”現象也更為隱匿化、極端化，對輿論的塑造能力大大提升。

民粹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塑造輿論能力的提升，也隱藏著綁架決策的風險。特別是近年來，國內民粹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的擁躉趨于融合，形成所謂的民族民粹主義。這種民族民粹主義可以看成是一種走向偏激的民族主義，打著愛國主義旗號，在對外關系上堅持民粹主義式的二元對立思維，用強硬程度來作為國家處理國際關系的評價標準，甚至試圖通過綁架輿論引導決策走向。

境外勢力利用計算宣傳技術，持續升級網絡空間的意識形態輸出戰略

計算宣傳指的是使用算法、自動化和人工策劃展示等手段進行的有目的地在社交平臺上操控和發布虛假信息的傳播行為。通過大數據與算法推薦技術，計算宣傳實現了“信息投喂”的自動化和精準化以及社會情感的武器化，并通過復雜的內外聯動實現了深層協同化。通過計算宣傳，可以影響本國民眾的國際問題認知，左右相關決策；可以影響目標國家或地區的選舉活動，發揮隱蔽政治影響力；也可以通過輿論操縱，以“輿論背刺”的方式完成意識形態滲透；還可以避開正面沖突，對目標國進行自主行動策劃。綜合已有案例來看，計算宣傳通過使用大數據與智能算法技術提高了信息的曝光率，海量具有政治性目的的信息會大量充斥于社交媒體，很容易被網民誤認為是“主流民意”，甚至讓決策者產生誤判?？梢哉f，計算宣傳強化了通過流量、流向和內容影響公眾行為的可能性，并進一步實現了對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意識形態等領域的干擾。因此，相對于傳統宣傳而言，計算宣傳不僅是一種隱蔽性極強的宣傳方式，而且基于現代網絡信息技術，其效果可以遠遠超越傳統宣傳。

計算宣傳目前已經成為國際輿論戰的重要形式，一些國家和地區圍繞將中國塑造為全球公敵的戰略目標，頻繁利用社交媒體制造事端。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以來，一些西方國家開展多輪基于計算宣傳的輿論攻勢，其通過計算宣傳擾亂我國網絡空間的操作手法主要有：

第一，處心積慮研究我國網民特點，大規模制造并散播謠言。計算宣傳可以根據多種渠道泄漏的用戶數據，實現對我國網絡受眾的精準畫像，然后批量生產或真實、或虛假、或專業、或通俗的內容產品，通過迎合用戶的喜好而構造出一種封閉的傳播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中，用戶接收到的信息是經過“過濾”和“算法計算”后的信息，同時用戶也非常愿意相信與他們認知和觀點偏向于一致的信息，加上利用大量社交機器人在信息繭房內傳播這些內容，形成統一的意見氣候，進一步給用戶造成內容真實的假象，從而加深用戶的固有認知。

第二，境內境外聯動“唱雙簧”。主要表現為一方面通過境外賬號制造謠言，然后通過境內自媒體平臺賬號洗稿搬運，大規模散播謠言，激發民眾不滿、憤怒或恐懼情緒；另一方面在境內社交媒體平臺策動部分自媒體賬號順應正能量宣傳的邏輯，不斷拉高輿論預期。通過這種“拉踩”的方式，既制造了不同群體之間的撕裂和對立，又吸引了更高的流量和關注度，意圖壓縮決策空間。

第三，通過深層協同機制，將局部問題全局化，將民生問題政治化，將個別問題陰謀論化。境外網軍會針對焦點事件進行周密策劃，通過不同類型KOL的介入和闡釋，逐步轉換該問題的建構框架，進而逐步將該問題政治化、國際化，同時通過社交機器人的擴大傳播，將小事炒大、大事炒炸。這種輿論操縱手法在發起時，往往以民生問題為偽裝，以提升話題的關注度，并造成管理者的麻痹大意。然而在KOL與社交機器人介入后，原本被忽視的小問題將持續發酵并迅速擴散，矛頭迅速轉向對社會治理、人權保障、體制改革等政治問題的抨擊，并試圖煽動線下的抗議行動。從境外網軍對我國多起輿情事件的介入時機和操縱手法來看，其對我國輿論生態和管理措施了解較為深入，對輿情傳播規律的理解和運用極為嫻熟，輿論攻擊“爆點精準、節奏緊密、物料充足”，且與境內外敵對勢力聯動策應，其籌謀之細密、手段之卑劣、危害之深遠，表明境外網軍妖魔化中國的戰略步步為營，已經成為我國網絡空間安全方面的重大隱患。

網絡水軍攻擊手段趨向視頻化、智能化，網絡黑公關潛滋暗長

基于自媒體平臺，網絡黑公關朝著規?；I化、產業化發展。其組織嚴密，“打手”“擦手”“推手”分工明確，各司其職，既可以傳播垃圾信息干擾正常信息傳播，也可以傾向性地攻擊或支持某個話題或人物；他們規模龐大，掌握著豐富的自媒體賬號資源和海量“僵尸粉”，在極短時間內就可以炮制大量“黑稿”和相關言論；他們精通網絡傳播規律，善于籌劃預謀，常在突發事件發酵和蔓延的關鍵節點煽風點火、斷章取義，或轉移輿論焦點，或塑造公眾認知。國家開展針對性專項行動后，網絡生態持續向好，但網絡黑公關向視頻化、智能化、協同化轉型，仍在潛滋暗長。

一方面，網絡黑公關力量掌握的水軍開始向抖音、快手、西瓜等短視頻平臺進行跨平臺轉移，短視頻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抹黑手段。從內容生產上來看，這些短視頻往往針對當下熱點事件、名人和熱門企業品牌，東拼西湊進行視頻拼接，多采用機器人播報的形式，配以聳人聽聞的標題。從運營方式來看，他們或剪輯歷史視頻，或搬運境外視頻內容，且通過剪輯不同素材編撰同一內容獲取原創標簽，以獲得更多提成獎勵。這些短視頻雖然大多質量低劣，但數量龐大，且熟練運用沸騰體、捧殺體、唱衰體等套路，再輔之以“正義”“正道”這些能夠輕松激發人們道德感和情緒感的標題，并以強烈的視覺刺激和語言誘導的方式鼓動分享，容易形成大規模轉發現象。例如，2021年8月，某短視頻平臺出現大量華為裁撤加拿大總部謠言，其首發來源是境外的YouTube賬號，被搬運到境內后，近千余賬號參與擴散，并廣泛分布在娛樂類、軍事類、資訊類、情感類等領域。

另一方面，網絡黑公關使用的技術手段也愈加智能化。相比于真實流量，利用AI技術來裝備“水軍”，在社交媒體上刷關注度和點贊量，顯然性價比更高。隨著機器學習技術的進步，可以基于網上已有的大量真實評論為素材，使用循環神經網絡（RSS）進行訓練，用語言模型生成新的文本。這種技術生成的評論不是簡單從已有素材中進行復制，所以難以被機器檢測到。比如，人工智能公司OpenAI基于谷歌的變換語言模型訓練與開發的GPT-3自回歸語言模型，不僅可以寫出無法與人類區別的文章與字串，還可以學習某個人的語言風格，基于該技術完成的文字評論應用到網絡新聞和電商產品評論中讓人難以分辨。不僅如此，從內容形式上看，人工智能不僅可以制造足以以假亂真的文字，還可以利用深度偽造技術，對圖片、聲音、視頻等各種媒介類型進行偽造。例如，Adobe公司開發的Project VoCo 軟件，可以在一段聲音里直接插入和改動某幾個單詞，將聲音進行重構和創造；利用AI模型，可以直接將動態的視頻進行唇形轉換，輸出與目標語音相匹配的視頻結果，也就是說只需一段人物視頻和一段目標語音，就能讓其合二為一。這些人工智能技術的普及化發展，不僅提升了網絡黑公關的效率與效能，而且為他們規避監管打開了方便之門。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當前營造良性網絡生態還面臨很多挑戰。針對這些挑戰，需要適應當前互聯網發展圈層化、算法化、智能化的趨勢，既發揮監管部門的主導作用，又發揮互聯網平臺方的主體作用，同時調動網民、媒體等監督力量，多措并舉，多措共施，全方位、立體性地涵養網絡生態，逐步實現網絡生態治理由局部治理、分散治理、應急治理向全面治理、系統治理、日常治理轉變，從而營造風清氣正的網絡空間。

（作者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公共危機中的風險溝通與效果評估研究”（項目編號：20AXW008）的階段性成果；得到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一流學科項目經費支持】

【參考文獻】

①賈立政、王妍卓：《網絡民粹主義的形成機理和抬頭原因》，《人民論壇》，2021年第35期。

②Woolley S C, Howard P N. Automation, algorithms, and politic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and autonomous agents—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6, 10(9)．

責編/趙橙涔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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