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是資源環境緊約束下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建共享的現代化、物質文明與生態文明相得益彰的現代化、人與生態環境休戚與共的現代化、彰顯生態治理中國智慧的現代化。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不斷優化國土空間格局，加強資源要素保障、生態保護修復、生態經濟發展、綠色低碳治理，為引領全球可持續發展、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態貢獻中國方案。

關鍵詞: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中國式現代化 生態文明

【中圖分類號】D616；X24 【文獻標識碼】A

生態文明建設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我國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美麗中國的偉大藍圖正逐漸成為現實。黨的二十大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必須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深刻闡釋了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鮮明特色與根本遵循。深入理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論基礎與邏輯內涵，并進一步優化路徑選擇，事關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部署，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論基礎

人地關系理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科學基礎。從古至今，關于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的關系探討經久不衰，并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而愈發深入。中西方學者基于不同視角對此產生爭鳴，進行了天命論、機械唯物論、環境決定論、適應論、人地相稱論、人定勝天論等一系列的理論探討[1]。從原始文明、農耕文明、工業文明到如今的生態文明，從最初的“靠天吃飯”演化至“和諧共生”，不同時代彰顯著差異化的人地秩序格局。過去幾十年間，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同時出現了空間開發失序、資源利用粗放、生態環境退化等一系列問題，帶來了人民日益增長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主要矛盾，亟需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系。“共生”作為一個生態學概念，最早是指不同種屬生物之間共同生活的狀態特征，后該概念被其他領域借用，尤其是在拓展人地關系理論的深度與廣度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此，要按照新發展階段的新發展理念和新發展格局的時代要求，要遵循自然生態系統演替規律與內在機理，切實提升自然資源的綜合承載能力和整體功能，不斷優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關系。

中華傳統文化的生態意蘊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思想源泉?？v覽古今，中華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在歷史的洗禮中其生態哲學不斷煥發新的生機。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中蘊含了對人與自然之間相互關聯、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思考，同時也提倡節約資源、敬畏自然；佛教的“眾生平等”思想昭示著萬物的起源均來自于因果規律，人與眾生萬物都是平等的，因此，在佛教語境中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十分重要；道家最為經典的著作《道德經》中闡釋了“道法自然”“自然無為”的重要思想，同樣強調了對自然的尊重與敬畏，人類活動應當建立在客觀自然規律基礎上?？梢?，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思想根植于歷代先賢哲學思想的文化土壤，源遠流長，所以，應當結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辯證地看待中華文明獨特的生態文明觀，積極探索其對于保護利用自然資源的時代價值，推動中華傳統生態文化實現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馬克思主義生態觀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學脈淵源。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對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了科學論述，明確地提出了“人本身是自然存在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靠自然界生活”等鮮明精辟的觀點，強調了自然存在先在性和物質性，人與自然存在同一性，人類在社會實踐活動中不斷深化著人與自然的關系。此外，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資本主義的“異化勞動”帶來了人—人關系與人—自然關系的沖突矛盾，依靠剝削、壓迫、擴張等手段最終導致了生態危機，所以，人類應當理性認知、尊重和保護自然，杜絕濫用改造自然的能力。在馬克思主義生態觀的語境下，資本主義制度通過“控制自然”帶來的利益并不長遠，并且生態危機、資源枯竭、環境惡化、消費異化將會對人類發展的長遠利益產生負面影響。因此，賡續并傳承馬克思主義生態觀，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關系，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應然邏輯。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行動指南。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立足于我國基本國情，高度融合了馬克思主義生態觀、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人地系統科學等多元理論，繼承與發展了中國共產黨歷代領導人的生態思想，在建設美麗中國的偉大實踐中創造性地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等有關生態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的系列論述，其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基本方略。這一重要論述不僅突破了關于自然資源的固有認知，更拓展了人與自然和諧統一思想的內涵和外延，突出人與自然相互影響、相互依存、共生共贏的本質特征，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應當正確處理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的關系，不斷追求更高層次的共生關系。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所提倡的征服自然、崇拜增長、消費主義具有本質區別，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和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重要內容與重大成果，是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現代化的批判與超越，旨在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據此，堅持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成為描繪中國式現代化生態圖景的關鍵。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的內涵闡釋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征之一，在生態意義上賦予了現代化新的內涵，在更高站位上建立了人與自然新的存在關系，具有鮮明的社會主義特征與中國特色，為今后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和現代化發展指明了方向。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必然是一個動態演化、不斷優化、持續迭代的過程，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五維向度，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在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展現了堅持生態文明價值旨歸的正確性與必要性，昭示了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現代化進程的本質區別，描繪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底色。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資源環境緊約束下的現代化。面對我國人口規模巨大、資源相對有限的基本國情，現代化進程中勢必將長期面臨糧食、水、能源、大氣等資源環境約束的壓力。當前我國資源粗放利用問題依然突出，城鄉建設仍以外延式擴張為主，在傳統發展模式的影響下國土空間形成了人口與經濟、財力、土地及資源環境的四大“結構失衡”。此外，我國幅員遼闊，不同區域之間存在資源稟賦、產業結構、地域文化、人口結構等差異，也倒逼不同地區精準定位自身比較優勢，客觀認知人口流動與產業發展規律。因此，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的基本點，就是立足于我國“人多地少”、后發現代化的實際，做到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資源環境，堅持人口與資源環境相適應的原則，開展根本性、全局性、長遠性問題的謀劃和部署，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行穩致遠。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建共享的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這要求在高質量發展階段不僅要“做大蛋糕”，而且要“分好蛋糕”，以人為本朝著這一目標穩步邁進。自然資源作為人類生存之基、財富之母、民生之本、生態之依，位于國民經濟循環系統的源頭，對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具有十分關鍵的作用。面向共同富裕目標，現階段主要矛盾集中體現在區域、城鄉、收入“三大差距”，在自然資源管理視角下主要體現在配置體系不完善、治理結構二元化、資產化進程錯位等方面[2]。據此，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著力點，就是要堅持和促進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共富型生態治理機制，在先發地區加大綠色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生態福祉的配置力度，在后發地區做好兜底保障，拓寬“綠色發展”通道。另一方面，要深諳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要義，在代內與代際間公平合理配置資源，既要滿足和實現當代人的價值，又要同時滿足和實現子孫后代世世代代人的價值。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得益彰的現代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過四十余年的高速發展走過了發達國家上百年的工業化歷程，不僅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DP也超過了全球平均水平，但同時也出現了生態環境退化、資源約束趨緊、空間發展失衡等一系列現實問題，因此，生態文明建設成為新時代的重要使命。黨的十八大順應時代發展要求，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并將其放在突出位置，這不僅要求推動物質文明的高質量發展，也包括實現精神文明的繁榮興盛，二者相輔相成有助于向物質充裕、精神昂揚的可持續發展邁進。據此，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關鍵點，就是奮力打造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之路，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促進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的同頻共振。一方面，物質文明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基礎力量。應當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以及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同時加強綠色創新發展，有力保障生態文明建設的“物質全面豐富”。另一方面，精神文明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福祉所系。生態系統文化服務賦予了人類社會非物質層面的增益，滿足了休閑游憩、美學價值、文化遺產、靈感啟迪等多樣化需求，應當在保障生態文明物質力量的基礎上，提升生態系統文化服務的供給能力，助力實現生態文明建設中“人的全面發展”。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人與生態環境休戚與共的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從生態文明建設的全局視野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重要論斷，強調“統籌推進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系統開展生態治理”，在努力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要求下，開展了一系列根本性、開創性、長遠性工作。“十四五”時期，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進入了實現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由量變到質變的關鍵節點。為此，需要切實加強生態保護、環境質量、環境治理的改善力度，三位一體保障生態環境質量穩固提升。據此，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突破點，就是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提升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修復是貫徹落實“生命共同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等生態文明理念的具體實踐，是全面履行自然資源部門“兩統一”職責的擔當所在，是有力推動生態環境整體性保護和系統性修復的重要抓手。根據當前的主要修復模式，可以劃分為解決矛盾沖突、生態功能恢復、人地和諧共生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重在遏制局部區域生態惡化趨勢，第二個階段以分區分類手段推進生態功能維護為主，第三個階段則是遵循“整體保護、系統修復、綜合治理”方針來推動人與自然雙向賦能、各美其美、美美與共。未來一段時期我們要做到守牢第一階段成果，高質量完成第二階段任務，努力實現向第三階段的躍遷。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彰顯生態治理中國智慧的現代化。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對于全球局勢作出的重大論斷。其中，“變”體現了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激蕩多變與深刻調整，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成為我國的根本應對之“道”。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征程上闊步前行，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既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之一，也是世界各國應對生態環境問題、建設綠色家園的共同期盼。注重講好中國故事，積極宣傳中國在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的進展，提升生態文明治理的全球影響力與倡導優勢。據此，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落腳點，就是有力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建立在資源高效利用和綠色低碳發展的基礎上，尋求促進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最優組合，進而推動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綠色低碳發展模式、產業結構、空間格局等。我國仍是發展中國家，尚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之中，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并未發生根本改變，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任務艱巨，因此，不斷探索資源消耗最小、環境污染最輕、生態損害最小的發展道路，是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智慧、中國擔當的生態治理方案的關鍵之舉。

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建設的路徑選擇

第一，健全國土空間治理體系，優化國土空間格局。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底線思維，以國土空間規劃為依據，把城鎮、農業、生態空間和生態保護紅線、永久基本農田保護紅線、城鎮開發邊界作為調整經濟結構、規劃產業發展、推進城鎮化不可逾越的紅線，立足本地資源稟賦特點、體現本地優勢和特色。”構建國土空間規劃體系，要求科學布局生產、生活、生態“三生”空間，強化規劃實施監督，提升國土空間規劃對各專項規劃的指導約束作用，讓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空間山清水秀，形成主體功能明顯、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新格局。一是堅守“三條控制線”，保障國家糧食安全與生態安全屏障，有效控制全國新增城鎮建設用地總量。二是落實區域重大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和主體功能區戰略，立足區域資源環境本底，結合人口規模、自然條件、經濟社會發展狀況，調整優化國土空間布局、用地規模和結構，促進城鎮空間走向內涵式集約型綠色化發展；支撐鄉村振興，貫徹落實“千萬工程”精神，依托全域土地綜合整治試點和村莊規劃編制等抓手，科學優化農村“三生”空間。三是健全自然生態空間用途管制，筑牢青藏高原生態屏障區、黃河重點生態區（含黃土高原生態屏障）、長江重點生態區（含川滇生態屏障）、北方防沙帶、東北森林帶、南方丘陵山地帶、海岸帶等“三區四帶”為主體的生態安全屏障體系。

第二，強化資源要素保障與利用效能升級，推動發展方式綠色轉型。推動綠色轉型發展，必須抓住資源利用源頭，各類資源都要統籌好開發與保護、增量與存量的關系，全面提升利用效率，促進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第一，改變規模驅動型的增長方式，加快資源粗放利用向低碳集約利用轉型，以滿足保障能源安全、破解資源環境約束的需要，這是促進經濟結構升級、催生發展新動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第二，落實好黨的二十大提出的“健全資源環境要素市場化配置體系”新要求，完善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這也是加強生態保護、促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舉措。應當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體系，明晰產權主體，開展統一調查監測評價，加快統一確權登記，有助于強化整體保護工作，有效落實監管責任，促進自然資源的集約開發利用和生態保護修復。第三，強化資源節約技術引用示范與考核評價，將效率型指標作為地方發展考核的重要標尺，從嚴落實各項約束性指標，重點激勵具有表率性的節約集約典范。

第三，加強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修復，提升生態系統多樣性、穩定性、持續性。首先，依托于“生命共同體”理念，統籌推進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多元要素的綜合治理和系統修復，開展國土綠化行動，推進荒漠化、石漠化和水土流失綜合治理，擴大退耕還林、還草，防治地質災害，構建生物多樣性網絡，釋放綠色發展活力。其次，創新自然保護地管理體制機制，實施自然保護地統一設置、分級管理、分區管控、嚴格保護，形成以國家公園為主體、自然保護區為基礎、各類自然公園為補充的自然保護地管理體系。最后，堅持精準治污、科學治污、依法治污，以解決生態環境中的突出問題為主要任務，持續深入打好藍天、碧水、凈土保衛戰，統籌水資源、水環境、水生態治理，推動重要江河湖庫生態保護治理，基本消除城市黑臭水體，加強土壤污染源頭防控，全面實行排污許可制，提升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推進城鄉人居環境整治，持續改善生態環境質量。

第四，著力建設生態經濟產業體系，全面普及生態文明建設的普惠福祉。立足于可持續發展，統籌兼顧子孫后代的長遠利益，科學認知社會—生態系統各要素之間相互作用的內在機制，在引導土地等資源要素圍繞綠色發展目標進行配置的基礎上，優化礦產、水、海洋、林草等資源要素的供給結構，不斷開發新能源和清潔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建立以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為主體的生態經濟體系，提高資源要素生產率。一方面，推動清潔生產，促進能源清潔高效利用和工業生產的低碳轉型。深入推進能源革命，加強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加大油氣資源勘探開發和增儲上產力度，加快規劃建設新型能源體系，把新能源和清潔能源發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動大型風光電基地建設，統籌水電開發和生態保護，積極安全有序發展核電，加強能源產供儲銷體系建設，確保能源安全。另一方面，貫徹落實“兩山理論”，探索生態保護與生態旅游、生態農業、生態工業、林下經濟等領域的融合發展策略，健全“兩山銀行”“生態券”、藍碳交易等綠色創新機制，拓寬“兩山”轉化通道。

第五，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治理體系建設，為國際生態治理貢獻中國方案。立足我國能源資源稟賦，部署實現“雙碳”目標的行動計劃與準則。一是在“雙碳”治理進程中建立多方合作的共治模式。需要明晰不同層級、不同部門之間的權責關系，明確將碳中和治理成效納入考核機制，逐漸形成良性的競合關系。二是推動“雙碳”治理的政策體系建設創新。政府應當做好“主力軍”角色，不僅要為從事生態相關的企業提供低碳技術扶持、資金渠道保障、稅收減免優惠等，在跨國界、跨流域、跨區域應對氣候變化方面要“加強行動”與“務實合作”，轉變以往“先污染后治理”的事后邏輯，警惕西方生態殖民主義。三是推動“雙碳”治理監管體制與監測技術創新。以數字化技術強化綜合治理能力，構建區域統籌、天空地一體、上下協同的監管體系，打造生態環境質量監測網絡、碳中和政策模擬平臺以及各類“雙碳”治理數字化多跨應用場景，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生態智治體系，為完善碳排放統計核算制度、健全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提供支撐[3]。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立足于人地關系理論、馬克思主義生態觀、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并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其他本質特征“交相輝映”。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未來需要不斷優化國土空間格局、資源要素保障、生態保護修復、生態經濟產業、綠色低碳治理等方面，為引領全球可持續發展、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態貢獻中國方案。

【本文作者為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浙江大學土地與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21ZDA064）階段性成果；感謝浙江大學土地管理系博士生夏皓軒對本文的貢獻】

注釋

[1]吳傳鈞：《論地理學的研究核心——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經濟地理》，1991年第3期，第1—6頁。

[2] 岳文澤、夏皓軒、鐘鵬宇等：《自然資源治理助力共同富裕：政策演進、關鍵挑戰與應對策略》，《中國土地科學》，2022年第9期，第1—9頁。

[3] 譚榮：《中國低碳治理體系：理論邏輯和實踐展望》，《中國國土資源經濟》，2021年第12期，第4—11頁。

責編：程靜靜／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