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十年來，“一帶一路”倡議推動共建國家和地區經濟融合、發展聯動、成果共享，成效斐然，成為了新時代我國打造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的一面旗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后，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成為我國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頂層設計和管總規劃。“一帶一路”倡議是統籌國內國際發展與聯通國內國際循環的重大舉措，對于構建新發展格局具有重要意義；推動“一帶一路”規則標準“軟聯通”，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也為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提供動力；“一帶一路”倡議還是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的理想方案，引導經濟全球化朝著正確方向發展。

關鍵詞：“一帶一路”  高水平對外開放  軟聯通  全球化

【中圖分類號】D820 【文獻標識碼】A

2013年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著眼于人類共同面臨的各類挑戰和全球性問題，提出共建“一帶一路”重大倡議，旨在傳承絲綢之路精神，促進共建國家和地區攜手打造開放合作平臺，為各國合作發展開創新機遇，謀求新動力，拓展新空間。倡議至今，已歷十年。十年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一帶一路”倡議推動共建國家和地區經濟融合、發展聯動、成果共享，成效斐然，成為深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和國際合作平臺，促進了各國深度融合以及人類共同進步發展。共建“一帶一路”彌補了既有全球治理體系的不足，推動世界向著實現共同繁榮、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美好愿景不斷前進，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提供了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一帶一路”倡議已成為新時代我國打造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的一面旗幟，既推動我國形成了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格局，又引導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黨的二十大報告著眼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宏偉目標，作出“堅持深化改革開放”的戰略部署，提出“堅定不移擴大開放”，明確了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新舉措、新要求。其中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是我國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頂層設計和管總規劃。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源于中國，而機會和成果屬于世界。未來中國將會不斷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不斷以中國新發展為世界提供新機遇，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更好惠及各國人民。

以“一帶一路”統籌謀劃全面開放新格局

“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后”，對外開放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法寶，也是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條件。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經濟融入國際大循環，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形成“兩頭在外”的“世界工廠”發展模式，在市場和技術層面尤為依賴發達國家。[1]此外，在對外開放的空間布局上，自20世紀80年代實施沿海開放及優先發展戰略以來，東部沿海地區成為我國最先開放和發展的地區，但內陸地區和西部地區的對外開放則相對滯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乏力、需求減弱，特別是近幾年，一些國家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及時調整傳統的出口導向戰略，把擴大內需作為基本立足點，提出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于國內國際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一帶一路”倡議是統籌國內國際發展與聯通國內國際循環的重大舉措。2013年9月，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時就規劃了該倡議的總體框架，把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和民心相通列為重點工作領域。這“五通”為有效聯通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種資源提供了政治基礎、物質前提、平臺資源、金融支持和社會支撐。[2]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這一章中指出“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此后，“一帶一路”倡議成為我國打造全方位開放新格局的主要旗幟和頂層設計的一部分。

把共建“一帶一路”作為我國全方位開放新格局的戰略重點，拓展了我國對外開放的空間布局，促進了我國與沿線發展中國家之間要素的有序流動、資源的高效配置、市場的深度融合，也帶動了我國西部和內陸地區的對外開放。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國開始實施“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和“中部崛起”等戰略，逐漸形成了覆蓋我國大陸全部省份的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其核心目標是縮小區域差距和實現區域協調發展。[3]共建“一帶一路”改善了我國西部和內陸地區省份的區位條件。新亞歐大陸橋、中蒙俄、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中巴和孟中印緬六大國際經濟合作走廊的建設給我國西部和內陸地區省份開放帶來了新的戰略機遇，對促進沿海和內陸地區的互動和協調發展有重要作用，推動我國形成了海陸統籌、東西互濟的全方位開放新格局。

以新疆為例，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通過加快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高質量發展，大力推進鐵路、公路、航空、通信、管道“五位一體”互聯互通網絡體系建設，大力實施中歐班列集結中心示范工程建設，新疆已日益成為聯通歐亞的“黃金通道”和“樞紐地帶”。共建“一帶一路”還給很多中西部省份的開放發展創造了歷史性的新機遇，使中西部地區一躍成為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新高地。據統計，2021年，我國中西部地區外貿總額是十年前的2.5倍，占全國的比重從2013年的12%提升到17.7%。[4]

以“一帶一路”推動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未來五年要實現“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基本形成”的目標。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是我國對外開放贏得經濟發展和國際競爭的主動的必然要求。而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則對制度型開放提出了更高要求。這需要我們加快制度建設、法規建設、改善營商環境以降低市場運行成本，提高運行效率。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制度環境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而推進共建“一帶一路”，也為我國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提供了必要動力。

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不斷推進，共建國家間商品、資金、人員、數據的跨境流動日益頻繁。但是，目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規則、標準高度碎片化，導致很多“一帶一路”項目面臨協調難、糾紛多、仲裁難、風險高等問題。因此，亟需加強相關規則標準的“軟聯通”以解決這些問題。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了“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的新要求，這和加強“一帶一路”規則標準“軟聯通”的要求同頻共振。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一方面要通過加大對內改革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市場規則；另一方面，需要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推動構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國際經貿投資新規則。二戰后，西方國家長期控制著制定國際議程的權力，影響著國際新規則的制定。近年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了更好地維護其自身經濟利益，試圖拉攏部分國家一道重塑經貿規則，搶奪規則制定的先機。這些新規則中涉及競爭政策、知識產權保護、勞工問題、環境問題等諸多內容，刻意拉大與我國國內規則的差距，為我國的準入設置了更高的門檻。與此同時，近年來，美國、歐盟、日本等分別提出了各自的“互聯互通”計劃，試圖通過強調制度規則“軟聯通”，以區別于“一帶一路”偏重基礎設施“硬聯通”的特點。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和日益激烈的國際規則競爭，我國一方面要推進高水平自立自強，提升發展的自主性、安全性；另一方面要堅定實施對外開放基本國策，著力推動制度型開放，在開放合作中實現自立自強和互利共贏。

推動“一帶一路”規則標準“軟聯通”能夠與“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找到新的結合點。制度型開放意味著從以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為主的“邊境開放”向規則導向的“境內制度開放”開放轉變。而在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過程中，也需要從偏重于基礎設施的“硬聯通”，向注重規則標準“軟聯通”轉變。制度型開放的重點在于既要通過擴大對外開放水平來促進國內規則體系的轉型升級，又要主動投身于全球經貿秩序的調整及改進中，盡可能增強自身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對主權國家來說，一方面，國際規則是其參與國際事務、進行國際交往所要遵守的原則和規范；另一方面，國家內部也有約束國內行為主體的規則。“一帶一路”規則“軟聯通”既包括國際規則對國內規則的塑造，也包括國家間的規則共商對接，這與擴大制度型開放的目標高度契合。

習近平主席對于規則標準對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影響非常重視。在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習近平主席指出要促進“政策、規則、標準三位一體”的聯通。在第三次“一帶一路”建設座談會上，習近平主席指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要把基礎設施“硬連通”作為重要方向，把規則標準“軟聯通”作為重要支撐，把同共建國家人民“心聯通”作為重要基礎。從國際經驗看，制度、規則、標準等“軟性基礎設施”的聯通可以有效降低國際經貿的交易成本，對貿易和經濟增長具有非常重要的促進作用。

經過十年的探索和發展，“一帶一路”通過基礎設施“硬聯通”，帶動了各國理念、政策、規則、標準的“軟聯通”，逐漸在一些重要的規則標準“軟聯通”方面取得了進展。截至2022年5月，中國已累計與三十多個共建國家和地區簽署“經認證的經營者（AEO）”互認協議，使得通關時間和成本大幅下降，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續提升。此外中國與共建國家還就水電建設、民用航空、會計準則、稅收征管、交通運輸等規則標準簽訂了廣泛的合作協議。據統計，目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和地區在建的重點基礎設施項目有超過三分之一采用中國標準。此外，我國還在傳統的自由貿易區的制度基礎上，創造性地結合我國經濟發展需要的經驗及模式，設立了21個自貿試驗區和海南自貿港。通過發揮自貿區和自貿港的試驗田作用，嘗試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形成了一大批可復制、可推廣的重大制度創新成果，打造出了開放層次更高、營商環境更優、輻射作用更強的開放新高地。

以共建“一帶一路”引領經濟全球化的正確發展方向

經濟全球化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促進了商品和資本流動，科技和文明進步；但經濟全球化也帶來了國家間收入分配不均、貧富差距加大的問題。從長遠來看，經濟全球化仍然是時代潮流，世界各國應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讓不同國家共享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共建“一帶一路”追求的是發展，崇尚的是共贏，傳遞的是希望。“一帶一路”倡議得到了越來越多國家的熱烈響應，其影響和成果從亞歐大陸擴展至全球，通過與共建國家實施有效的硬件、軟件對接，把中國的經濟發展與其他國家的發展結合起來，打造新的發展空間，創建新的發展引擎，實現各國共同發展。截至2023年6月，我國已經與150多個國家簽署了合作文件。“一帶一路”倡議有力地推動了全球互聯互通水平，構建了廣泛的朋友圈，實現了同共建國家互利共贏。

長期以來，廣大發展中國家處于經濟全球化的邊緣，部分低收入國家雖長期接受西方國家的援助，但卻始終無法擺脫貧困的處境。共建“一帶一路”秉持相互尊重、平等協商、開放包容的新理念，探索以全方位互聯互通推動各國務實合作，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改善基礎設施和民生福祉，為發展中國家創建可持續發展的綜合環境。

我國通過推動共建“一帶一路”，不斷深化國際產能合作，根據沿線發展中國家的需求，對我國優質產能進行跨國配置，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有競爭力的生產裝備、先進技術、管理經驗，推動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與產業結構升級，提升工業化和現代化水平。“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企業不斷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對沿線國家整體投資實現了跨越式發展。[5]截至2021年底，中國境內投資者在“一帶一路”合作區域設立企業超過1.1萬家，當年實現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直接投資241.5億美元，累計投資達到2138.4億美元。十年來，一大批建設項目在沿線國家落地生根，中老鐵路、亞吉鐵路、蒙內鐵路、中緬油氣管線等重大項目投入運營并產生巨大效益，造福了當地社會，實現了合作共贏。此外，我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產能合作的方式日益多樣化，在推動產能合作的過程中始終秉持正確義利觀，積極打造互利共贏的合作機制。比如，我國在國內產業園區建設的成功經驗基礎上，積極拓展出境外經貿合作區這種新型合作方式，以此拉動境外產業園區及其周邊地區的基礎設施、主導產業、公共服務升級，并增加當地就業，加強人文交流。截至2021年末，我國投資的境外經貿合作區分布在46個國家，累計上繳東道國稅費66億美元，為當地創造39.2萬個就業崗位，有力促進了互利共贏、共同發展。

“一帶一路”是開放之路。習近平主席指出：“共建‘一帶一路’是開放包容進程，不是關起門來搞小圈子或者‘中國俱樂部’；是不以意識形態劃界，不搞零和游戲，只要各國有意愿，我們都歡迎。”歐洲處于歐亞大陸的另一端，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重點聯通方向。“一帶一路”向所有歐洲國家開放，很多歐洲國家也抓住“一帶一路”的歷史機遇，通過深度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與中國進一步加深合作關系，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的紅利。比如，“一帶一路”倡議通過大力促進交通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將發達的歐洲經濟圈和活躍的中國大市場更加緊密地聯系起來，同時帶動了歐亞大陸廣大內陸區域的發展。以“中歐班列”為例，開通十年來，中歐班列累計開行突破5萬列，運送貨物超455萬標箱、貨值超2400億美元，通達歐洲20多個國家的200多個城市。研究發現，中歐班列的運行給沿線城市發展帶來了相當程度的積極影響。比如，顯著促進了節點城市的總體就業，特別是第三產業的就業；同時，中歐班列也帶動了更加活躍的企業投資活動和更多相鄰區域的聯動發展。疫情期間，在全球海運受阻的情況下，中歐班列更是成為了名副其實的“生命班列”，中國通過中歐班列，向歐洲國家供應防疫物資，為歐洲供應鏈的穩定和基本民生提供了有力保障。此外，我國還積極拓展第三方市場合作，與法國、英國、奧地利等14個國家簽署了有關第三方市場合作的官方文件，涉及領域包括金融投資、基礎設施建設、能源產能合作、醫療衛生、文化娛樂等眾多行業。

近年來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孤立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給人類生產生活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考驗。現階段，推動“一帶一路”建設也面臨新的挑戰。一方面，“逆全球化”導致部分國家以意識形態劃線搞封閉的小圈子，紛紛提出各自的全球基礎設施計劃意在與“一帶一路”倡議競爭；另一方面，受新冠疫情和烏克蘭危機等“大事件”影響，全球環境更加復雜，國際合作不確定因素變得更多。但世界絕不會退回到相互封閉，彼此分割的狀態，開放合作仍是歷史潮流，互利共贏依然是人心所向。新的形勢下，世界各國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對和平與發展具有更加強烈的需求，所以“全球合作”變得更加重要和迫切。“一帶一路”是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的理想方案，推動各方建立起命運共同體，為破解“全球合作”難題提供了有效途徑。我國通過共建“一帶一路”向世界表明，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和堅定支持者，中國將始終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人類進步的一邊，將引導經濟全球化向正確方向發展。

志合越山海，聚力共前行。十年前，習近平總書記以馬克思主義政治家、思想家、戰略家的非凡理論勇氣、卓越政治智慧、深厚天下情懷，以大國領袖的責任擔當，提出了共建“一帶一路”重大倡議。十年來，共建“一帶一路”堅持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基礎，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形成了相互尊重、協商合作的新發展合作范式。這種新型發展合作范式，既符合時代潮流，又符合各國人民利益，搭建了廣泛參與的國際合作平臺，在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追求民生、社會、生態環境的共同發展，為維護和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提供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本文作者為山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一帶一路’規則軟聯通的評價指標體系研究”（項目批準號：21BGJ028）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在開放中實現高水平自立自強》，《學習時報》，2022年10月12日，第2版。

[2]《統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與“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光明日報》，2022年5月27日，第12版。

[3]劉慧、劉衛東：《“一帶一路”建設與我國區域發展戰略的關系研究》，《中國科學院院刊》，2017年第4期，第340—347頁。

[4]《十年高水平對外開放中國同世界共創發展機遇》，《中國經濟導報》，2022年9月27日，第1版。

[5]陳繼勇、蔣艷萍：《促進“一帶一路”產能合作的思路與對策》，《國家治理》，2018年第43期，第20—26頁。

責編：馮一帆／美編：王嘉騏